为后人保留一些记忆

——访同济大学教授、“古城卫士”阮仪三

　　12月上旬，阮仪三先生来深圳出席一个研讨会，我对阮仪三先生的采访只能利用周日去坝光路上的一点时间进行。好在阮先生是一个非常健谈的人，他的精力之健旺根本不像是一个八旬老人，问题一提出来他就像一个拧开了的水龙头一样滔滔不绝，这当然跟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有很大关系。在同济大学的教室里，阮先生主要教城市规划，不过他很早就从中国老师或者外国老师那里接受了保护城市的观念，其实那是城市规划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改革开放伊始，他就致力于古城的保护，山西省的平遥眼见就要被拆掉抹平另起炉灶，好在遇到了他，终于“刀下留城”。云南的丽江也是经过他的努力才被保留下来的。还有江苏的周庄。著名的江南六镇“周庄、同里、甪直、南浔、乌镇、西塘”于今是声名赫赫游人如织，没有多少人知道要是没有阮仪三，这些小镇可能早就是另一副模样了。

　　到达坝光，阮先生参观古村落。来到一家祠堂，阮先生说：“过去的建筑地上铺的是砖，现在是瓷砖，墙上贴的是瓷片，这些工业制成品把地气完全切断了，而且丑陋不堪。可是这些农民不知道，还以为这样是最美的。”他随即说到天井在中国建筑中的重要作用是因为它沟通了天地人。阮先生随时随地流露出来的人文情怀，让我想到如果能就建筑中的人文主义进行较为深入的访谈，一定会非常有意思，因为，这其实是阮先生进行古城保护背后的思想根据。如果进一步地从他的家学渊源方面追溯一下——他是清代晚期一代大文人兼名臣阮元的后人——当然会更有意思，可惜时间不多，只能留待将来了。

　　在社会上，阮仪三获得的称号是“古城卫士”、“古城守护神”。在很多地方他被称为“不受欢迎的人”，因为他断了人家的财路。不过，面前的这位老者倒是慈眉善目，风度儒雅，平易近人。但是，及至他开口就锋芒毕露，显示了极其强劲的批判精神。

　　我是阮元的第四代

　　记者：阮先生，您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致力于中国古城古镇的保护，一直到今天，您仍然在从事这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您是怎么走上这条古城保护的道路的？

　　阮仪三：这个话说来长了。上世纪50年代，根据毛主席的指示，所有学术机构都要请苏联专家，我们同济大学也不例外。但是我们同济大学很多老师是从欧美留学回来的，我们的校长、系主任、教研室主任都是德国留学回来的，欧美的城市在建设和保护方面是做得很好的。我们同济当时请了民主德国魏玛大学的专家雷德尔教授，他看见中国的城市非常漂亮，但是，到处都在乱拆，大跃进时期嘛，感到很可惜，就开了一门课，欧洲城市建设发展史，其中就特别讲到欧洲的城市保护。我当时还是同济大学的学生，我在课堂上听他讲到欧洲的新城运动和老城复兴运动同时进行，比如说在华沙就是如此。他认为同济也应该开一门课，讲讲中国的城市建设史，同时编一本这样的书，讲讲我们的经验和教训。

　　记者：这是哪一年？

　　阮仪三：当时是1958年，我的老师董鉴泓先生就主动承担了这个课题。我从此跟这个城市保护事情有较多的接触。我是苏州人，也是扬州人，我们家乡的古建筑、古园林很多。我的另一个老师陈功瑞教授他的历史底子和文学底子很深，他听见我讲话有扬州口音，名字里面有一个“三”字，就知道我是阮元的后人。

　　记者：哦，您是阮元的后人……

　　阮仪三：我是阮元的第四代，阮元是清朝中后叶的大文人，也是大官，三朝元老、八省封疆，是文化中兴的一个关键人物。陈功瑞先生很喜欢我，每年暑假在苏州、扬州搞测绘，他就带上我，我相当于是给陈先生当了助教，我在他的身边，学到不少东西。毕业以后他就提出我给他当助教，但是，他是城市建设专业，我是城市规划专业，事实上不可能，我就成了董鉴泓教授的助教，当时董老师的课也开出来了。也就是从1962年开始，我们就计划调查中国的城市，我们利用每年的暑假，把中国著名的、有特点的、有价值的城市，旮旮旯旯，都跑了一遍，受益匪浅。那时有时间，苦一点，但花钱不多。

　　保护了平遥古城，是因为改变了人的思想

　　记者：您真正开始着手保护古城、古镇、古建筑，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

　　阮仪三：是的，因为中国大规模地对古城、古镇、古建筑的毁坏，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我看见古建筑一大片、一大片地被拆掉，感到非常痛心。我就想能不能用欧洲的方式来保护我们的老城市，你可以在一块新的地方去建设新城，老的留下来不要去动，以后慢慢规划改造。但是，80年代主要的口号是“一年一小变，三年一大变”，“要想富，先开路”，“汽车一响，黄金万两”，于是就拆掉房子建公路。那个时候拆迁跟现在不一样，现在要谈补偿，那个时候说拆掉就拆掉了，什么都不跟你谈，给老百姓发两千块走路。许多很好的古城、完整的古城，比如大同镇的规划、建筑非常合理、合规律，跟明代的县志介绍完全一致，让我感到中国人在建设规划方面非常了不起。可是，后来80年代我再去看，傻眼了，全部拆光了。我想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的眼皮底下全部被毁灭了，我们是无法向后人交代的。

　　记者：平遥是保护古城的第一次实践？

　　阮仪三：对。其实当时在平遥周围，有十几个平遥，新县、祁县、辉县，都跟平遥一样，甚至更好。我们当时就说，与其救十个，不如先救一个。所以我们就决定先保护平遥。我自己感到比较骄傲的一点是，我在保护古城方面，方法是比较得当的，就是先解决人的问题，让人有保护思想。我就在同济办培训班，找一些关键人物，比如说城建局长、文化局长、建委主任，给他们洗脑，他们一回去，就不一样了，知道应该保护。我的江南六镇之所以能够保护下来，是我把当地的头头脑脑弄到欧洲去转了一圈，回来之后，他们的脑子就变了。当然，我也付出了代价，我得到处找钱，还要找关系，我去北京找建设司的司长带队，带了六个镇长。这些镇长一看人家欧洲是这么干的，就发现自己太傻乎乎了，把自己家的宝贝拆掉了，回来不干傻事了。回来之后，口号改变了，“保护古镇，建设新区”，当时乡下的土地很便宜，在外面建设更便宜，无非是开始难以形成规模。

　　保护周庄，还是碰到了好人

　　记者：周庄是您保护的第二个地方？

　　阮仪三：我保护平遥成功之后，清华大学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他们都是江南人，跟我说，我们江南水乡那么美，也在被毁坏，你应该去保护啊。我回过头就到江南水乡。我开始找发达城市，结果没有一个发达城市理睬我，他们钱很多，又无知，根本不理我。当时有学者提出要发展乡镇企业，我是坚决反对的。发展乡镇企业就是把一些落后的工业项目转移到了乡村，把污染也转移到了乡下，农民靠敲敲打打赚一点钱。上海的毛发厂、电镀厂等等，都转移到江南，废水排放到河里，把整个江南水乡全部破坏了。而且管理地方乡镇的人完全不懂得规划，纺织厂的旁边就建幼儿园，小孩子每天呼吸飞纱。

　　有人就建议我，去找那些还没有开放的乡镇，有些画家知道什么地方美。周庄就是一个美术老师带我去的。当时上海的汽车总站在人民广场，坐车到桐乡，然后坐自行车，屁股都坐得痛。后来坐车到南浔，然后坐船，也不是每天都有，然后，坐手摇的船，一站一站到周庄，从上海到周庄要一天的时间，现在一个小时就到了。就是这样找到周庄、同里、乌镇。这些地方的人还没有特别的想法，你跟他说什么都是对的。我们跑到这些地方，我们来帮你做规划，找到省规划委，规划委看见大学教授去帮着做规划当然很高兴，盖上大红印，拿到批文下去，有些人也是不睬你的。回想起来，事情之所以能够做成，还是要碰到好人。周庄就碰到了张春弟，他是下乡知识青年，通过他牵线搭桥，帮我说话，我们才能把事情做起来。

　　记者：但是，仅仅靠做规划、做思想工作，是不是就够了呢？比如一个地方要是很穷，没有钱，他们可能就不会有太大的保护古城的积极性吧？

　　阮仪三：这方面我有另一些本事，比如说平遥有非常好的古庙，真的是精彩，中国第一号古庙南禅寺、第二号古庙佛光寺，看到平遥的这个，我就肯定，这就是第三号，它后面到第20号都是国宝单位，它却不是。为什么不是？没有人报。没有报，我去报。我们画图、拍照，送到北京，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们一看眼睛就亮了，好东西！我就把平遥的城墙、两座庙(双林寺、镇国寺)作为国宝单位要求保护。但是，要维护，没有钱，怎么办？我平时跟一个领导谈天，我知道他那里有修长城的8万块钱还没有用，我就去找他，他说这个师出无名啊，修长城的钱怎么拿去修城墙？我说，明朝洪武三年，朱元璋维修长城，同时维修城墙，朱元璋把长城跟城墙是视为一体的，这些城墙都是长城的一部分，你觉得朱元璋的思路不对吗？他说是对的。既然是对的，我修城墙跟修长城不是一回事吗？于是就拿到这笔钱。

　　记者：平遥等几个古城保护带来的最积极的作用是什么？

　　阮仪三：这是一个好问题。最积极的作用其实倒还不在于保护了几个古城古镇，而在于，国家后来出台了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政策法律规定，这就为别的地方提供了法律依据。

　　记者：阮先生，从您的回忆中不难发现，对中国古城、古镇、古建筑的破坏，其实不在文革，而在最近的三十多年，是这样吗？

　　阮仪三：确实如此。对古城、古镇、古建筑破坏最大的，当然是战争。但是，战争不会打到每一个地方。文革期间的破坏也非常严重，但主要是文物、器物、书籍、典籍的破坏比较大，还没有拆房子。拆房子都是80年代以后，在合法、合情、合理的旗号下进行的，其量之大，其势之猛、其手段之粗暴，在全世界都是没有的。

　　要坚持“五原”的原则保护古迹

　　记者：现在保护意识高涨，情况是不是好转了呢？

　　阮仪三：现在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好东西，要保护，于是就拆到另一个地方去保护，叫做“异地保护”，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文物局也批准，文物局很混账，很多庙是他们出的钱，这些管文物的人不懂文物。

　　记者：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做“整旧如旧”，您怎么看？

　　阮仪三：这个说法据说是梁思成先生讲的，但它是有问题的。好像只要我把旧做出来，就可以了。但是，只要你是去做的，就不是原来的旧了，是另一个东西了。比如，一个老建筑，它历经了很多年代，唐宋元明清，不同的年代留下了不同的痕迹，你怎么去做旧？在保护古城古镇古建筑方面，我们有一些基本原则，其一，我们提倡不要返老还童，要延年益寿。就好像我们人，比如一个老头，你把头发染黑，看起来好像变得年轻了，其实是一个丑八怪，因为你违背了真实的原则。其二，保护是一个整体的概念，建筑与建筑，建筑与环境，建筑与人，建筑与历史，都是一个整体，不能单独保护，光有一个老房子有什么用？现在很多都是单独保护。其三，不要把后人的理解强加给要保护的对象，要让历史自己去说话。其四是可持续性，不是今年保护了明年就不保护了。其五，任何文物单位必须有人，不能没有人在其中。

　　记者：那么，我们怎么才能做到修整古迹而不是破坏古迹呢？

　　阮仪三：之所以很多时候把古迹搞成了假古董，是因为违反了“五原”的原则，就是原材料、原工艺、原式样、原结构、原环境，只要你按照这“五原”的原则，就不会有问题。现在讲什么“迁移性保护”、“保护性开发”、“古建筑搬家”，都是混账话，都是为了你的破坏、所谓的政绩的需求，制造一些愚弄人民的借口。

　　记者：我看到您对上海的石库门保护是有批评的？

　　阮仪三：在上海对于石库门没有人出来讲话，我就出来讲，石库门保护的是假古董。有人跟我辩论，我就问：居民跑什么地方去了？这不是保护，只是做一个样子给人看。上海的老石库门是受人喜欢的，现在仅仅是一种门面，用现代的材料、现代的工艺，仿造历史上的古迹，用于商业的目的。

　　记者：您对深圳这样的城市规划有什么看法？

　　阮仪三：中国的城市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到处都差不多，没有自己的特色。中国建筑本来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那就是院子，建筑的式样千变万化，但有一个共同的东西、核心的东西把各种建筑联系起来了，那就是院子。在院子的北面有一个堂屋，那是敬天地祖宗的场所，一家人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形成了我们的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但是，这样的建筑核心被我们现在的人丢掉了，我们的人生也随之改变了。你很难想像在过去的生活环境里会有人饿死，很难想像会有人连自己的亲人都会杀，因为在过去的环境中，他总是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关爱，他自然会孝敬父母，尊重长辈。比如，上海的院落、里弄、街巷、社区，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和煦信任的气氛，不像现在到处都是戾气，人和人都相互防范。现在的建筑只考虑个人的舒适、个人财富的安全，没有想到过去长期形成的一整套人文体系是非常宝贵的，我们很轻易就把这些打乱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

　　记者：您的这一番议论让我看到您的所作所为背后深厚的人文背景。在某种意义上，您其实是在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阮仪三：是的，即使我明白回不去了，但我还是到处呼吁，我们要尽可能地留住一些过去的风貌、样式、遗址，留住我们出发的那个原点，至少为我们的后人保留一些记忆。

　　阮仪三，1934年11月出生，苏州人。1956年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毕业留校。现任建设部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努力促成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因而享有“古城卫士”、“古城保护神”等美誉。曾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遗产保护委员会颁发的2003年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杰出成就奖。主要著作有《护城纪实》《护城踪录》《江南古镇》《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理论与规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