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英雄不该只做出文化姿态(大禹)

——看孟京辉《臭虫》有感

《臭虫》剧照

　　孟京辉无疑是中国当代戏剧最为重要的导演之一。1990年代以来新的、年轻的戏剧市场，是孟京辉在1999年以《恋爱的犀牛》“一脚踢出来的”，他塑造了戏剧市场的新“趣味”——或许也正因此，孟京辉的小剧场作品至今在小剧场戏剧市场中仍然占据头筹。而孟京辉本人，这些年来，转战于大剧场与小剧场两个领域，左手拉着实验戏剧，右手扯着商业戏剧，倒也生龙活虎，愈战愈勇。

　　我一直乐观孟京辉导演近年来以强大的能量攻城略地，在社会地图上扩展着戏剧的领地。但最近看了在蜂巢剧场上演的小剧场版《臭虫》，却很有些困惑。

　　当“不妥协”沦为姿态

　　如果说在1980年代、1990年代通过误读来创造，是一条新鲜的道路(比如孟京辉当年在中央戏剧学院演出的《等待戈多》——那时懂不懂《等待戈多》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孟京辉和他的“小伙伴们”正是借主流戏剧界难以消化的戏剧表达方式，强烈表达了1990年代年轻人的抑郁与愤懑，表达了年轻艺术家们在一个快速到来的市场化环境中的种种不适)，那么在今天的剧场看到的对《臭虫》有意或者无意的误读，却真有些莫名其妙。

　　马雅可夫斯基应该是孟京辉导演偏爱的文化英雄。马雅可夫斯基是未来主义者。未来主义者的主要内容无非是社会主义者加大工业主义者(或者还有其他主义)。不过，作为诗人与艺术家的马雅可夫斯基，很敏感地意识到改造一个旧的制度或许简单(其实并不简单)，但改造人却无比困难。《臭虫》正是他对此忧心忡忡又泼辣大胆的戏谑之作。他以诗情与才情塑造了普利绥铂金这个新时代的“小市民”，又以他未来主义的想象力想象50年后这个“小市民”的复活——与这个“小市民”一起复活的是臭虫，是一种运用什么新技术都难以抵抗的、在新时代里活着的小市民。

　　对于怎么理解《臭虫》、怎么在当前的舞台上排演《臭虫》，应抱有非常宽容的态度。但我还是没想到随着热闹开场散去，普利绥铂金的首次亮相、第一句台词居然是“爱情……”《臭虫》里有爱情，普利绥铂金的“小市民”情操首先体现在他抛弃了钢铁厂女工卓娅娶了商店老板娘的女儿，但这不是《臭虫》的重点。《臭虫》的第二部分“群戏”，在这里成“观众点播”了——观众希望看到什么样的普利绥铂金，演员就演什么样的普利绥铂金给观众看。热闹了半天，舞台突然冷峻，导演让这个“臭虫”成为拒绝被安排进动物园的角色——也即拒绝成为被观众要求他扮演的角色。“臭虫”在这里又被重新赋予了实验戏剧擅长的不妥协的气质：普利绥铂金也就成了一个不服输的孤独者。

　　因而，可以说《臭虫》又回到了年轻孟京辉的主题——爱情及其失败，孤独的不妥协者……但是，如果说不妥协、不服输的实验戏剧精神曾是孟京辉作品的重要动力，那么在这部作品中，不妥协、不服输就只是一种姿态，在姿态背后，并没有强大的动力。即使把观众折腾成“迫害者”了，也无法让这不妥协、不服输显得真实可感——光说自己不妥协、不服输是不行的，还得让别人信啊。

　　“刺激”之外，别无其他

　　当然也可以说：《臭虫》只是个由头，只是孟京辉用以打造一个光鲜、丰富、刺激的剧场表达的由头而已。而我对《臭虫》更深的困惑，也恰与剧场表达方式有关。

　　孟京辉的戏剧，无论是大剧场还是小剧场，都特别在意营造现场的气氛，注意观众感官的“立体”感受——也就是让观众的听觉、视觉(也许还有触觉)不能有片刻停歇。比如《活着》中黄渤扮演的福贵在舞台上将矿泉水瓶砸得满场飞舞。

　　这样的舞台表达风格，有孟京辉自己的艺术惯性，也有他对剧场的理解。但过于依赖感官的刺激，只会导致一次一次的增加剂量。《臭虫》中的许多场面，都让我觉得对感官的刺激正在冲击底线：无论是爆炸一般的音乐，浴室场景的暧昧特征，AV男优的模仿秀(出自我看那一场的观众现场点播)……

　　我能理解为什么舞台表达要这么追求刺激。现在连“麻花”这样“纯粹”的“商业戏剧”，无论在开场的热场游戏，还是在舞台效果上，都已经做得很有模样了；而对于实验戏剧出身的孟京辉来说，制造现场的刺激性效果本来就是他的长项。此外，现在年轻演员表演的爆发力越来越弱，而现在的年轻观众所接受的感官刺激却太丰富了——这就只能靠提升剧场刺激的剂量了。

　　但问题是，触碰剧场表达的底线或许不可怕，可怕的是即使触碰底线，这种刺激也不产生作用。记得之前看《两只狗的生活意见》，演员在观众席里爬来爬去，还翻翻熟人观众的钱包——这些表达方式，在那出戏里是有效的。可在《臭虫》这里，这些刺激性的剧场效果，并不有效——既不能升华爱情，也无法展现不妥协，就只是有些刺激而已。

　　与真实社会情绪脱节

　　我一直认为，新世纪以来的小剧场戏剧市场由于是实验戏剧推动的，这使它对不那么商业的戏剧表达有一种难得的包容。但实验戏剧如果珍视当年不妥协的精神，总得理解这种精神是和当时真实的社会情绪捆绑在一起的。而在今天，如果重复的只是当年的姿态和姿势，过度的重复，只会把这姿态背后的力量全部抽空。相比之下，我们在《驴得水》和《蒋公的面子》这些年轻人的作品中，看不到实验戏剧的姿态，但感同身受的却是真实的社会情绪。

　　对于今天坐在剧场的年轻观众来说，孟京辉就已经是他们的文化英雄；而孟京辉的文化英雄——马雅可夫斯基或者梅耶荷德，对他们有些太远了。坐在我旁边的观众不知道演员带着的面具是马雅可夫斯基，纷纷猜测是不是哪个动漫人物。对于这样的年轻观众来说，讲述马雅可夫斯基非常重要，但也非常困难。

　　实验戏剧要挑战的就是这里的难度——如果还只是用愤怒的姿态来对接马雅可夫斯基，那实在不是今天的文化英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