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翻译人生

　　我祖籍广东中山，出生地则是上海。在复旦大学念完新闻系后才北上的，但多年来从未在新闻界工作。也许正因如此，不论是上海的外国文学界与母校的新闻系(现在是“学院”了)都未将我视为嫡系，不免使我感到像个“没有影子的人”。

　　至于我的生辰，家母曾明确告诉我“于庚午(1930)年10月19日子时(11时45分)出生”。后来我将此事写入一本小书，出版后寄了一册给 杨绛先生。不料她老人家还真的抽空翻看了，并特地电召我与妻子前去她家，一本正经地向我们指出：既已是子时，那便不能视作19日了，而应算是下一天亦即 20日出生，也就是说，生日竟与钱锺书先生在同一天，只不过是比他晚了20年。我得知后当然感到很荣耀，但心知单凭生日同天这一点，是绝无可能在资质或成 就方面，沾到前辈大学者一丝光彩的。

　　我的父亲是上海英商洋行的一个职员。抗战时期租界沦陷后，失业在家，一时无事可做，便找了本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青鸟》(比利时梅特林克所作儿童 剧)英译注释本，在暑期给我补习英语。也许正是因为这个机遇，使我从此对外语和外国文学感兴趣，日后走上了文学翻译之路。抗战胜利后，凶神恶煞般的日本兵 (上海弄堂小孩均蔑称之为“小萝卜头”)不见了，街头出现了吉普车上举着酒瓶呼啸吆喝的美国水兵，电影院里也开始上映好莱坞电影。这应该是我对美国文化的 最初接触了。记得我当时最崇拜的不是什么美艳女明星，而是一位叫亨弗莱·鲍嘉的硬派男星，他总是嘴角叼根烟，说话从不张口。而《飘》里克拉克·盖博从沙发 背后爬起身的那个反讽镜头，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想不到40年后自己翻译福克纳的著作时，还能从记忆深处挖掘到一些该片所反映的美国南北战争的情景。当时 路边地摊上有的是过期的美国杂志，价钱便宜，我哥哥买了不少。我有空也时常翻看。同班同学中，有一两个英文成绩较好的同学，会从美国旧刊物中选译些短文， 投寄给报刊杂志，常被采用。我看了学样，也编译了一些电影资料投寄给某家晚报，居然也登出来了，给我赚到几个够吃花生米的小钱。这些豆腐干般的“报屁股” 文章也算是我最早发表的译作了。不久，上海解放，涌现出一批私营出版社，纷纷译介苏联、东欧以及其他国家的进步文学。我与同学蔡慧、陈松雪合译了美国作家 霍华德·法斯特的两部历史小说《最后的边疆》与《没有被征服的人》，投出后竟分别蒙新文艺出版社与平明出版社接受出版。第一本出版于1952年，当时我仍 是复旦新闻系的学生。另一本则于1953年出版，当时我已进了《译文》编辑部。

　　说不定与这样的“课余作业”有关，我大学毕业并从中宣部办的学习班结业后，同学们纷纷分配到宣传新闻单位，我却进了中国作家协会的《人民文学》 编辑部。不久《译文》杂志要创办，我又被调到同属作协的该编辑部工作。《译文》创刊号是1953年7月出版的，我则是4月间就进了编辑部，现在随着真正筹 办刊物的老先生陆续离世，我竟成为存世的惟一“元老”了。

　　我在该刊(后改称《世界文学》)做足40年，直到1993年以主编身份办完“创刊40周年纪念会”后才退休。最初的20多年，我们“年轻人”素 以处理杂务与下放劳动、参加各种名目的运动为主，个人业余从事翻译是不受鼓励甚至要受批评的。记得直到1959年我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薄薄的由 我提出选题自己仅承译半本的《加兰短篇小说选》(与常健——即老翻译家张友松——合译，我还不敢一人独译呢)。此外，承老编辑朱海观、庄寿慈、萧乾、邹荻 帆、陈敬容等老一辈人的宽松优待，也让我有机会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些译作，特别是少有人供稿的小国家的作品。稍后，文坛气氛愈益紧张，小编辑发表作品的机会 更少了。幸亏当时高层领导决定为了反帝反修需选译一些“毒草”内部发行，这倒使“年轻人”有了做文学翻译的机会。像卡夫卡的《变形记》等作品便是当时我提 出选题，自己翻译了5个中短篇，在1966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以《审判及其他》为书名出版的。我记得亦曾与施咸荣、黄雨石、刘慧琴等人合作，节译出版了 “垮掉的一代”的代表作《在路上》。有一点须得说明。当时自己翻译机会虽然不多，但是做外国文学编辑工作本身也是学习。它使我什么都懂得一点，也知道什么 叫高质量的精品，而且还有机会与周作人、傅雷、杨绛、丽尼、王佐良等老前辈接触，他们的来信较早时还是用毛笔书写的，保存至今都是可以上拍的墨宝了。而编 辑部老先生们的耳提面命甚至训斥批评，现在想来，也能算是不出学费的特殊个别讲授了。

　　应该说，我在文学翻译方面的主要成绩，还是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才取得的。随着国家整体形势的改变，不论是外国文学出版的宽松度还是读者的需要 都起了巨大的变化。现在想想，最初我应袁可嘉等人之约为《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翻译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的一部分，也可算是改革开放浪潮推及外国文学翻译 的一个小小微澜了。在译了这个段落并受到注意后，我便像是身不由己，跟着大潮往前漂流了。

　　在正式翻译福克纳作品之前，我先编译过一本《福克纳评论集》(1980年)，收集了美、英、法、苏等国知名批评家的论文与有关资料。在前言中我 写道：“从许多方面看，他(指福克纳)都是一个独树一帜的作家。他的题材、构思的独创性以及他的特殊的艺术风格使他在瞬息万变的西方文学潮流中，像一块屹 立不动的孤独的礁石。”这句话直到现在似乎仍未过时，因为我还时常见到有人在写文章时援引。

　　评论集出版后，我更觉得如再不完整译介福克纳的作品，未免“贻人以本末倒置之讥”，于是便将其他几部分译出，后又根据美国1987年新出的“校勘本”从头至尾校改一遍，交出版社出版。

　　除了将《喧哗与骚动》译成出版，我还曾应漓江出版社之约，编过一本“诺贝尔奖”版的《我弥留之际》，内中除收入我译的福克纳的这部作品外，还有 他的《没有被征服的》(王义国译)与《巴黎评论》对他的访问记以及法国学者米·格里赛所编写的《福克纳年表》等重要资料，我在书前写了一篇长文《一个自己 的天地》，据莫言说，他即是通过拙文悟知，既然福克纳能通过自己家乡那枚“小小的邮票”，生发出一个“自己的天地”，那么他也大可经由老家高密东北乡，创 造出“自己的文学共和国”。

　　接下去我又译了福克纳的《去吧，摩西》《押沙龙，押沙龙！》《福克纳随笔》以及《大森林》等作品。遇到的困难与挣扎时的苦况就不一一细说了。我 只想说：我特别注意收集与介绍福克纳的随笔、书信以及别人回忆和评论他的资料。这个做法我是从老前辈汝龙先生那里学来的。他上世纪50年代初在平明出版 社，每出一本契诃夫小说集，都要附上一些相关资料。后来他又学会俄文，穷毕生之力，译出契诃夫几乎全部作品，似乎还出了一本其他人论契诃夫的文集，这样的 精心呈献使我深感钦佩。2000年我得了一场大病，之前刚写完一本《福克纳评传》，记得住病房时还通过电话编辑核对校样，当时的窘状仿佛犹在眼前。身体稍 好后，我又给新世界出版社编写了一本《福克纳画传》(2003年)，增加了“艺术成就”“语言艺术”“走进中国”等章节，并插入百余幅插图(此书最近经修 改后再版)。2008年，我翻译与编译的《福克纳随笔》与《福克纳的神话》在延搁数年后终于出版。后来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连写带译，出了《威廉·福克 纳》，内收继承美国“南方文学”传统的女作家尤多拉·韦尔蒂纪念福克纳的演说。可以说，这又是学习与继承汝龙老先生传统的结果。  

　　至今，福克纳还有几部长篇尚未有中译本。这项工程太艰巨，实非年已老迈的我所能承担，所以倘若能够有新生力量自告奋勇参加到翻译福作的队伍里 来，我当然乐见其成。不过，让我感到高兴的是，目前已有多位高校老师撰写出或正在写有关福克纳甚至其作品翻译问题的研究专著，深度远远超过我，使我钦佩。 除了福克纳，我对美国南方文学其他作家也很有亲近感，曾译过生平与作品都有点怪异的女作家卡森·麦卡勒斯的中短篇小说集《伤心咖啡馆之歌》(2007年收 成集子出版)，据说还颇受我国中青年作家的青睐。年轻人爱读老友施咸荣译的塞林格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社约我译了他“次优秀”的作品《九故事》。

　　我病后身体稍稍好转，又不禁手痒，便开始译另一个路子的作品。如英国19世纪初女作家简·奥斯丁的代表作《爱玛》、20世纪初英国儿童文学作家 A.A。米尔恩的《小熊维尼阿噗》等童书以及弗·霍·伯纳特夫人所作的《小爵爷》《小公主》《秘密花园》等。译这些作品适宜我休养身心，也让我重温年轻时 所曾接触的英国洋行气派。其实我病后译出的第一部书还是美国前总统里根写给太太的情书集《我爱你，罗尼》。我觉得西方政治家能写出这样的书实在难得，书中 谈到的阿尔兹海默病，目前已在进入老年社会的中国引起注意。我最近比较满意的译作有加拿大女作家艾丽丝·门罗的《逃离》、T.S。艾略特的诗剧《大教堂凶 杀案》(我认为自己注意到了原作内在的音韵)，以及复译的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作品里大海的涛声有如巴赫的赋格曲)与《不固定的盛节》(时不时能闻到巴 黎街上面包店飘出的香味)。我这样做，有点像是盼能尽量拓宽自己戏路的老演员(老戏骨)。我不太甘心让自己成为一位大作家的“跟包”或是“马仔”。如果我 是演员，我但愿自己是一个具有特性与独立品格的演员。如果我是音乐演奏家，我一定努力使自己具有个人的演绎方式。我特别欣赏加拿大钢琴演奏家格仑·古尔德 (Glenn Gould)。他弹奏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极富个人特色，简直令人心驰神往。他宁愿专心安静地在录音室中工作，而不爱在音乐厅里抛头露面，享受众多观 众的大声喝彩。莫里哀是位伟大的戏剧作家，也是极具演绎能力的有创造性的演员。他坚持带病演出，当天晚上回到家里就咳血而亡。对于这样为艺术献出生命的态 度，我始终怀着一种“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的崇敬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