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转型与文艺发展

　　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生活其中的当下经济、政治的变革与转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全会作出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以经济改革为主要目标的社会全面改革开放的总部署。这次会议及其作出的《决定》将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影响。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目标和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理论的重要构成。未来的2020年、2050年是中国发展的两个重要节点、标杆和里程碑。逐步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社会的最宏大、最剧烈、最切近的时代转型。这个转型的核心内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进一步探索、发展、完善和市场经济的全面细化、深化、强化。如果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中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功、具备更有活力的生命力、更加深刻地体现和实现市场经济的公开、公平、公正并且更加有效地抑止市场经济中的某些负面因素(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中“社会主义”的作用、目标、意义之重要所在)，那么，当今时代转型中的各种转折、转变、转身中，这就是中国的时代转型的主旋律。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艺作品。回望人类历史和人类精神创造史，每一个伟大的历史变革、每一个创造了新的历史的历史时代，都孕育、催生、造就了文化和文艺的“伟人”。如此看来，在中国当今的时代转型中，由于它的“革命性”及其变革转型的广度和深度，它能够激发伟大的文艺创造。但是，我们也时常听到人们引用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历史喟叹：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转型时代的矛盾、困惑、焦虑、残酷、破坏、损毁也与转型中的激扬、新生、创造、亢奋、惊奇、向上一样，让我们纠结无比。对一个崭新的历史的到来，我们还不能断然对它作出鲜明的是非和价值判断。如果我们作家艺术家在旧有的分工体制下过于专业化、职业化、写作化，那么我们一方面为“好”“坏”莫辨、“是”“非”不明而犹疑未决，另一方面我们又身为旁观者、外位人，我们的感同身受和“切近”由何而来？没有这种历史的亲历、参与、身在，我们怎样书写和写作？我们能不能胜任这种书写与写作？

　　假如让时代自己来作出选择，让文艺的“伟人”在时代中自然生长出来。我们似乎也没有见出这种文学迹象来。我们从传统的“工业题材”、“改革题材”、“农村题材”和工人作家、农民作家、或者各种非职业作家中并没有发现令人欣喜的“天才”；我们从具有现代意味的打工文学、草根作家、网络文学中也没有发现足以超越现有最优秀作家的新人或新秀，或者有望能担当起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与写作使命的“天才”。

　　我们的现状是：一些优秀的专业的作家艺术家是从转型前历史和生活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与最新的时代变革、时代发展也许会有隔膜、隔阂、隔离、隔行；杰出的改革家、企业家、商人、工人、农民或所有一线的实践者，又无暇无意于文学，或者并不具备文学的天赋与异禀，所以，其中也未能生长出时代所企盼的文学“伟人”来。更为困难的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这样一个时代变革，它由资本的创生和推广，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中，都有它的顽固的本能和天性。它在分工上是追求更加专业、精细、职业，它在行为目的上有天生的逐利性，追求俗世的生活与物欲的满足，并为满足人们的物欲化而尽心竭力。马克思在深入研究资本主义的本质后指出，资本主义是诗歌的敌人。也就是说基于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缺乏诗意、扼杀诗情、窒息诗心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否可以走出这个诗的“魔咒”，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马克思也说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诗歌、文学、文艺、文化。那么，我们该如何期待转型时代的文艺和文学呢？为什么我们的纯文学期刊越来越孤芳自赏、发行量寥寥无几？为什么发行量多达几百万份的期刊会是《读者》《知音》《故事会》这些所谓的“心灵鸡汤”？

　　我们所面临的时代转型，还有一个我们不能不面对的外部现实：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全球化时代是当前时代的最大变数。全球化既来自于外部的变化、介入、强加，也来自于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参与、迎合、融入，乃至共建、共处、共生。当下的全球化是由一系列全球共在组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通互联、互通有无；你来我往，彼此相依；同生共死，唇亡齿寒；知己知彼，他者互看。

　　首先是交通运输全球网络体系的联通并且形成全面抵达、快速抵达、便捷抵达的航空、铁路、公路、海运的全球化体系；与此同时，网络联通联网，信息的及时即时全球通畅，以及广播、电视、电讯的全球联通，共同构成了物质传输传递全球化和信息传递传播全球化。这种输送与传递的全球化正在日益加速发展之中。其次是政治与经济的全球化，即政治的国际化，体现为联合国的作用日益重要，洲际性国际组织作用日益活跃和突显，地区性跨国性交往日益频繁，以及金融、人权、反恐、贸易、粮农、卫生等国际组织、专业性合作空前活跃于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国际性的同步、共识、行动之中。经济一体化、协同化、标准化、规范化也日胜一日。经济之间各国的互相依赖程度正在深化与强化。加勒比海的蝴蝶扇动翅膀引来欧洲或东方刮起超强风暴已经不再是传说和神话；小小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也会引来全球的经济恐慌和金融风暴。自给自足的桃花源世界已经从这个世界彻底地消失殆尽。再次是人类的眼球放大而地球变小。地球成了人类的地球村。它不仅在时间、速度的加速运动中使空间缩小、距离缩短，更重要的是地球村概念的被认同是因为人们普遍意识到我们生活在同一地球、同一家园。地球的环境就是我们生活其中的自然生态。生态是一个系统。生态保护不可能只是局部的、个别的、独善其身的。生态保护是全人类的世界观、生存观，生态理念、生态行动、生态文明是全球化的最新理念和最重要观念、理性之一。没有生态保护，就没有人类的未来。最后是人类的全球化事件或事态，让世界各地的人们意识到人类是共生共存共在共亡的。此类事件最引人瞩目的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引发的人类战争(自相残杀)恐惧和反战反思。战争的世界性规模令人惊诧不已，而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有力的武器是核武器原子弹。这种曾经制止过人类战争的武器，如今成为人类未来的现实威胁。因为它足以毁灭我们现存人类和我们的地球。核恐惧和核威胁，已经不是个别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它成为全球的命运主宰。核武器如今已经真正成为悬在人类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可以随时牵动全体人类的神经。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全球化和人类命运休戚与共的还有人类的太空探索。在太空——地球外的宇宙空间，人类放置了若干系统卫星并形成多体系的全球定位系统和设置。地球之外的卫星实施对地球的全方位覆盖和全球实时扫描、跟踪、定位，这是“全球化”最为实用和个体化、个性化体验的方式。空间实验站、火星探索、登月计划、太空遨游、星际远航等等空间科学实验与发展，则让人类成为一个共同体，地球成为一个“定位”和“立场”，浩瀚的太空使我们意识到人类的共在和地球在太空中的存在。在探讨所谓外星文明是否存在，外星人、太空人是否曾经来过地球的话题时，著名物理学家霍金说过一句令人惊讶的警句，他说：不要浪漫地想象地外文明能否来到地球。假如外星人一旦来到地球，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不可想象的灾难。能够从地外文明抵达地球的外星人，具有超出人类想象的摧毁人类的和地球的能力。

　　所以说，我们的确来到了一个“地球人”的时代。这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变革和转型形式。我们的文学对此作好了相应的准备和应对了吗？我们是否也可以这样表述：这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最缺乏想象力的时代。全球化时代是高度物质化的时代，也是充分虚拟化的时代。物质化让人类的童心、童趣、童稚比较难找到立足之地，物化和物欲使人类逐渐钝化对浪漫的憧憬和梦幻。物质的满足代替了精神的需求和向往。虚拟空间和虚拟世界是想象力的乐园，是人类想象世界的实现、实体、实施，它是想象力的产物，也是想象力的桎梏和囚牢，它使想象沦落为虚幻。虚拟世界解构和消解了人类的虚构能力。虚拟世界替代了虚构世界。全球化的最大特征并不是语言巴比塔大功告成的结果，它是超越语言的全球化。技术语言、信息编码、规则与法则、图像与事实、可视和可见的灾难，这些就是人类的“共同的语言”。视觉信息，包括了文字的有限作用，也包括着非文字的可视信息并超越和突破了语言的隔阂和障碍。那么，建立在文字基础之上的文学在这个时代何所作为、如何而在呢？

　　文字产生的历史就是记录、记载、传播、传达、表情、达意、思想、抒怀、叙述、说理这些文字的功能史。文字产生出的书面文学运用了文字的各种可用的功能。实施着抵达心灵，通达人性，塑造人物，描写人事，记述传奇，抒写性情，寄寓哲思等等文学意图。文学用文字抵达人性的高度和深度，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任何文字的文学都共有的手段和功能，也是文字永不衰竭的精神追求。文学用文字实现情感的共鸣和共振，满足人类的情感需求的天性和本能，也是文学不朽的根本奥秘。但是，我们的文学如果进入全球传播时，既不能抵达人性的深刻，又不能触动情感的波澜，其意义何在？我们的文字在视觉艺术、影视艺术等形象美学、活形象美学竞争中，既无后者的视听震撼和视听奇观，又无艺术美学的创造力度，凭什么去跨越语言的樊篱呢？这个全球化背景中的信息化、视觉化、网络化、图像化、形象化的时代，正是超越、跨越了文字阻碍和障碍而实现全球化的时代，文字与文学如何融入其中？如何以自己的与时俱进或全新的时代创造创新而立于不败之地？“最美的图书”难道徒有其表就万事大吉？是什么把我们带入了一个读图的时代？为什么人们如此热衷低头读屏而不再心仪文学经典？这才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的文学之困。中国的当代文学还面临着独遇的悖论：它从集体意识走向个体表达，正在从前现代走向现代性之路途中，然而全球化已然带来了“人类性”和“后现代性”，两种转型、转变叠加一身，向前与向后的时代趋动同时向我们挤压过来，文学能走出这样巨大的时代悖论吗？

　　我们面临的时代转型，还有一个中国式的特殊境遇和时代变迁，既全面的、快速的农村城镇化进程。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的国家、一个曾经有过占绝大多数人口的农民的国度、一个农村土地农业生产农民生活作为占有众多地域和国土面积的人文地理构局，在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迅速崩溃、瓦解、转型、变迁，重组与重构。中国的人口版图、文化版图、经济版图、空间经济、物流结构、集聚模式、生活方式、城市地图都要重组和重构。城乡二元模式的消弭和城乡一体化的强化，将使中国社会结构重新排序、重新呈现。中国的城镇化图景将在三个层级上展开：东部沿海城市向国际化都市发展，中部城市衔接东西部的过渡形成文化的、低碳的资源性城市集群，西部建构少量精品城市。目前，我国城镇人口已至6.9亿，有城市657个，其中1000万以上人口城市13个。未来20年，城镇人口将增长3亿，城镇总人口将达10亿。这是空间经济学能够预见到的未来，也是空间经济学发展的必然结果。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发展报告的标题就是《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指出，是“核心—边缘”构成了空间经济的普遍现象，经济增长与空间集聚同时发生，空间集聚具有强大的马太效应(越集聚经济越增长，越分散经济越缓增)；世界上成功发展的国家和地区无不据此三大特征重塑了本国、本地的人口和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所以，城镇化不仅是中国的农村发展问题，它也是空间经济学的全球化趋向和态势。无论是从人文地理还是空间经济，甚至是纯粹的形而上学思考，都会就此生发出无穷的时代性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城市？为什么沿海地区相对富裕？为什么不同的地方展现出不同的经济景观和经济现象？为什么有的地区快速发展而有的地区增长乏力甚至萧条不堪？为什么有的地区历史上辉煌一时今天却昨日黄花风光不再？为什么有的地区历史上名不见经传今天却声名显赫？是什么力量驱动着城市和区域的兴衰与成长？如何把握一个地区和城市发展的未来？这些问题都是城镇化过程中应该审慎思考、深长思考的问题。显而易见，我们的文学还没有给予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发问。我们有如此之多的乡土写作和农村书写，一年数千部长篇小说生产，为什么多数被城市和乡村的读者予以闲置？

　　中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对农村的书写有很好的传统，也有很大的成绩。乡土文学从现代文学至当代文学，一直有一支文学劲旅，为文学史留下了一批精品。甚至可以说，我们作家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有着深远的乡土之根和无以化解的乡土情结，携带着与生俱来的“农民意识”。我们的作家的城市书写均不由自主地戴上了“小农的眼镜”。但是中国社会已经转型，中国人口已经大量并且还将继续大规模向城市迁徙，一个空巢的、寂静的乡村如何进入文学书写的新境界？文学的重心如何与人口迁徙、社会重心同步转移？旧有的已有的农村书写是否已经被边缘化、去中心化并且仿佛是前朝旧事的自言自语？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这是一个最有机遇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机会均等到可遇不可求的时代。城镇空间是社会化、都市化、消费化、喧嚣化、去民俗化的生活世界，它与传统、封闭、寂静、田园、无欲、闲适的乡土生活格格不入、对比鲜明。在这个光怪陆离、影像斑驳、炫目视听的世界，我们的文字和文学如何才能自由而又深刻地将其驾驭住呢？书写城镇化或者用城镇化的眼光重读我们的乡土、田园、自然、生态，都需要文学与时俱进地实现自身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