缅怀大师 研读经典

　　近日，“纪念伟大作家曹雪芹逝世250周年大会暨学术研讨会”在河北省廊坊市召开。会议由中国红楼梦学会、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北京曹雪芹学会和新绎集团联合主办，邀请了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约120余名专家学者与会，几十家媒体参加。冯其庸、李希凡、胡德平、张庆善、孙旭光、王玉锁等出席开幕式。

　　谈到曹雪芹家世，冯其庸说，最初他们并不是抱着否定“丰润说”的态度才去寻找资料的，只是后来在追寻《丰润县志》以及职官志等文献资料时才渐渐发现，“丰润说”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而随着越来越多历史文物与档案的发现，尤其是辽阳若干碑志的发现，才使曹雪芹与辽阳之间的关系慢慢浮现在研究者面前。

　　《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的顶峰之作，集中而细致地展现了传统文化的神髓与精华。李希凡说，《红楼梦》是中华文化的稀世珍宝，它既不是一部单纯描摹曹雪芹家族“精裁细剪的生活实录”，也并不是如胡适所言，仅仅是描写一个家族坐吃山空树倒猢狲散的自然主义杰作。写实也好，自然主义杰作也好，都没有意识到小说的艺术创作。《红楼梦》是一部凝结着中国传统审美理想、审美情趣追求的伟大文学作品。

　　在对小说作者问题的研究中，以著作权与家世最容易引发争论。关于小说作者是谁，在小说进入学术研究范畴之后争论有很多。除了曹雪芹之外，还有吴梅村、李渔、洪昇以及明末清初的革命志士等等说法。尤其是近年来由土默热提出的洪昇说，也在相当范围内引发了争议。在此次研讨会上，来自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张书才、台湾清华大学的黄一农分别就小说元春省亲所反映的清代礼仪、历史记载中元春省亲的原型以及与曹雪芹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等问题进行了文献考证。通过对清代官书档案的记载，张书才考察到，元春省亲中所提到的“曲柄七凤黄金伞”始置于乾隆十年；八人抬“金顶金黄绣凤版舆”始置于乾隆十四年或稍后；“协理军机”始置时间在乾隆二十一年前后；“时宪书”则是乾隆皇帝继位后为避讳而由“时宪历”改称的。这些资料证明，《红楼梦》的写作时间上限在乾隆十年前后，其作者不可能是在那之前早已作古的吴梅村、李渔、洪昇等。黄一农则根据满汉文档案如《小玉牒》以及台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惠爱录》等文献的记载，一路追寻纳兰、傅恒家事乃至康熙朝的夺嫡事件，以及乾隆时期第一位可出宫省亲的嫔妃与曹振彦、曹寅之间隐约可见的关系，从而推断出小说著作权的最大可能性依然是曹雪芹的观点。

　　复旦大学的陈维昭认为从版本演变与叙事学研究的角度来看，《红楼梦》的叙述者或者说作者还是值得商榷的。他说，《红楼梦》的确是一部经典，但从叙事的角度来讲却是混乱的。他认同俞平伯在晚年谈到戴不凡关于原始作者时的看法，即曹雪芹做的就是“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几个字一个字不多，也一个字不少。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存在缺点与瑕疵的经典，故而希望研究者在考察文本尤其是以西方理论进行论述时，持谨慎态度，不要忽略小说成书的独特性。

　　与会的研究者除了从清代的典章制度、历史档案，以及文人笔记、书画题记等文献资料入手，对作者的家世乃至著作权等问题进行探讨之外，还对作品中以各种艺术手法如时间与空间中分割与同在的艺术表现、对涉外物品的考证辨析以及小说中女性物品所影射的文化内涵等进行了深度分析。

　　《红楼梦》开始流传之后，很快被改编为昆曲、京剧等戏曲形式，并作为重要的绘画题材进入美术创作领域，产生了一大批其他艺术形式的作品。同时，小说文本也被翻译成各国文字，陆续传播到海外。这些改编与翻译的作品在红学研究中同样受到研究者关注。段江丽说，由于特殊的历史、文化以及地缘关系，日本中国学是“国际中国学”中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性质也最特殊的部分，“红学”庶几亦不例外。自1882年末松谦澄的《支那古文学略史》以降，日本学者撰写了近30部《中国文学史》，绝大多数都有对《红楼梦》的介绍和评论。其中，笹川种郎通过“帝国百科全书”之一种《支那文学史》，第一次让《红楼梦》走进日本千千万万普通读者的视野。可以说，笹川种郎借助影响巨大的帝国百科全书，使《红楼梦》开始在日本普及。唐均关注的是斯洛伐克翻译家黑山。他说，黑山女士翻译《红楼梦》开始于1978年，译本中增加了春夏秋冬四个副标题，以表达她对小说叙事的感受。从译本的插图与译文的词语选择上，可以看出译者严谨的态度和对原本比较准确的理解。由此提醒我们在考察任何一种译本时，都要跟底本做细致的比对。

　　《红楼梦》的戏曲改编在小说正式出版后不久就开始了，陈钟麟即是其中一位。他是清代中晚期著名的时文大家，改编了长达80出的昆曲剧本《红楼梦传奇》。孔令彬的会议发言即着眼于这部《红楼梦传奇》的创作年代。根据苏州图书馆藏的陈钟麟手稿本、中山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的刻本、梁廷柟的《粤秀书院志》以及《翁心存日记》的记载，他认为《红楼梦传奇》应该完成于道光十五年，在陈钟麟由杭嘉湖道至接任粤秀书院掌教之前，而不可能更早。

　　而从晚清即开始以《红楼梦》为题材的绘画艺术，随着近年来美术创作的繁盛，也受到很多研究者与创作者的关注。轩宗武即以《当代红楼梦绘画研究》为题，从清代改琦创作《红楼梦图咏》谈起，对“红楼”题材的绘画创作进行了画风画派等方面的介绍与评析。此外，以创作者身份参加研讨会并发言的当代“完全美学主义绘画艺术创始人”虹鸣也阐述了自己对“红楼”美术的理解和盼望。

　　此外，改革开放以后，以《红楼梦》与曹雪芹为创作素材所进行的文化产业开发已经颇具规模，并在近年来成功组织了许多兼具创新与传统的文化活动。研讨会上，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主任孙旭光、北京曹雪芹学会秘书长李明新、北京大观园管理委员会主任马俊潼和新绎集团李耀宗也分别介绍了他们根据曹雪芹与《红楼梦》的故事进行的文化产品衍生与开发。

　　概而言之，不论是对作者家世、著作权以及小说文本所进行深入的学术考证，还是戏曲美术影视等其他艺术门类的改编分析，以及对《红楼梦》与曹雪芹故事所进行的文化开发，都是对《红楼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正如胡德平说的，《红楼梦》是民族文化的基因，历史是民族的传承。研究《红楼梦》，是与民族国家息息相关的。不论现在的年轻人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究竟有多少感情，都不必过于纠结人心不古，而是应该努力以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红楼梦》进行跨专业、跨学科的研究，使小说的学术研究与文化衍生品真正与小说本身百科全书式的特点相吻合。沈治钧也说，实事求是是《红楼梦》研究的基本准则，是我们继续努力的目标。具体观点或有不同，但基本的学术态度与学术规范却是所有学者必须遵守的准则。学术研究应该讲求百家争鸣，但百家争鸣需要有真凭实据，学术发展需要研究界与全社会一起遵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