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永刚：好书不会随时间消逝

　　曼德拉去世 怎成出版盛宴

　　曼德拉去世后，国内书市依照惯例掀起“曼德拉热”。数本旧版的曼德拉书籍宣布加印，如《漫漫自由路：曼德拉自传》等，此外，不少以曼德拉为题材的新书也已经面世，抢占市场。

　　吃名人饭，或者说，吃名人死亡的饭，近年来似乎已经成为出版业中的一种常态。市场时代，迎合热点、抓住读者的目光本无可厚非，但是许许多多类似的出版物中，不少粗制滥造、临时拼凑、内容失实，甚至互相抄袭引起了许多读者的注意和反感。

　　对于名人传记，特别是去世后的名人传记，出版业内和读者的批评早已有之，然而，快速出版的风潮却难以消退。

　　对此，著名作家、出版人师永刚说：“出版业的快餐化，为了抢时间而拼凑、抄袭的现象已经很久，这种经不起考证和沉淀的书籍，是一种不严肃的出版，对于读者来说，可能会产生误导，提供不实的知识。对于传记的对象来说，是一种不尊重，而对于出版本身来说，短期的行为必定没有长久的生命力。几个月后、几年以后，有多少书籍能留下来？”

　　快速化伴随的是快餐化

　　新闻和出版是不同的，出版的快速化往往伴随的是快餐化，导致拼凑、不经考证、抄袭等现象的出现，许多跟风出版的书籍，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考证，甚至就是网上的资料、新闻报道拼凑起来的。

　　北京晨报：名人死亡所引发的出版热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和批评，在您看来，这种现象是否正常？

　　师永刚：出版界这些年来有一种风潮，可以叫做新闻式出版风潮。比如说曼德拉去世，作为一个在世界历史中非常重要的伟大人物，自然是一个热点的新闻事件，各媒体大篇幅的报道，本来也是正常的事情。不正常的在于，出版业也视为良机、跟风出版，就我所知，已经有十几本关于曼德拉的书出版。这样的现象并非今天才有，过去的张国荣、戴安娜王妃、乔布斯等，他们去世时都曾有过出版的风潮。而且，新闻式的出版并非仅限于名人去世的领域，其他的领域亦如是，热门的电影、电视乃至社会新闻都会成为出版风向标。

　　北京晨报：这样的出版为什么说不正常？

　　师永刚：新闻和出版是不同的，出版的快速化往往伴随的是快餐化，导致拼凑、不经考证、抄袭等现象的出现，许多跟风出版的书籍，没有经过深入的研究、考证，甚至就是网上的资料、新闻报道拼凑起来的。这样的出版是不严肃的，不仅没有图书应有的深度和广度，甚至还有许多不准确的东西在里面，可能会给读者造成误导。对于出版业本身来说，这样的书籍最多流行几个月，等热点过去，又有多少书可以留下来呢？

　　师永刚：好书不会随时间消逝

　　曼德拉去世，立刻成为出版的焦点和热点，然而，这样的热潮是否真的能够将一个完整的曼德拉呈献给读者？名人传记、名人题材的出版，究竟应该是怎样的？

　　师永刚说：“出版业的急功近利固然有其原因，但所有的原因，都不应该成为出版快餐化的借口。一部书，比的是时间的长度，比的是价值的恒久，十年二十年以后，两代三代人以后，依旧是一本好书，依旧符合基本的常识和价值。为了迎合市场而粗制滥造，能有多少生命力呢？”

　　出版物比不上报刊

　　类似的传记也好，其他书籍也好，应该有一种严肃的方式和态度，有深入的研究、考证，尊重事实，也尊重传记对象本人，最终给读者的是一本值得阅读，经得起考究，不会随时间而消逝的书。

　　北京晨报：在您看来，合适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的？

　　师永刚：类似的传记也好，其他书籍也好，应该有一种严肃的方式和态度，有深入的研究、考证，尊重事实，也尊重传记对象本人，最终给读者的是一本值得阅读，经得起考究，不会随时间而消逝的书。这方面，国内的一些出版物甚至还比不上很多报刊。比如说《纽约时报》的讣闻版，在曼德拉去世后他们也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大约是从五六年前开始采访、写作，文中引用了大量详实的资料，也采访了大量和曼德拉相关的，并且是经过曼德拉本人许可的。我仔细读了这篇文章，并且注意到，文章的作者是《纽约时报》讣闻版的前主编，现在已经辞职了。也就是说这篇文章早就写好了，一直备用，直到曼德拉去世。

　　北京晨报：这样的文章经常会有吗？

　　师永刚：是的。实际上当年宋美龄去世的时候也是如此。《纽约时报》讣闻版的采访团队，他们常年采访各种世界级的名人，做大量的工作，用很长的时间去采访一个人，采访他周边的人，最后完成的稿件备用，名人去世以后，直接加一个新闻式的开头，比如某年某月去世，就可以刊登了。这样的精神和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急功近利的出版

　　快餐式的出版，已经变成一条龙的配套方式，任何大人物去世，立刻就能生产出来一系列相关的书籍，而且大多装帧考究，外观精美，但这种工厂化的操作，不代表内容也很考究，甚至恰恰相反。

　　北京晨报：为什么会出现跟风出版的现象？

　　师永刚：我们的出版界现在弥漫着急功近利的风气，这种风气已经很长时间，远到张国荣、梅艳芳，近到现在的曼德拉，都有不少跟风出版的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处于利益考量，而非对名人的缅怀和尊重。到如今，快餐式的出版，已经变成一条龙的配套方式，任何大人物去世，立刻就能生产出来一系列相关的书籍，而且大多装帧考究，外观精美。当然，这种工厂化的操作，不代表内容也很考究，甚至恰恰相反。

　　北京晨报：为什么说这种出版方式是新闻式的出版呢？

　　师永刚：因为这样的跟风出版，考量的是读者对重要的新闻事件的关注时间，这个时间的维持是有限度的，比如说曼德拉去世，读者的关注可能也就一两个月。对于报刊来说，当然没有问题，比如说日报，它作用的时间只有一天，周刊长一点，就算最长的月刊，也只有一个月。但书籍不同，书籍作用的时间是永久的，而出版者为了赶上读者的关注维持期，只要缩短制作时间，难免粗制滥造，最终伤害的是书籍本身的价值和信誉。

　　不愿意付出的成本

　　出版的成本，既有时间、精力上的成本，也有金钱上的成本。而我们的出版界，很多出版者不愿意付出这种成本，不肯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最终当然就只能选择降低质量，以换来短期的效应。

　　北京晨报：是什么原因让那种严肃的出版制作少见了？

　　师永刚：正常态的出版，往往是通过长时间的累积、研究、考察等，要获得出版对象、或者传记主人基本的授权。比如说乔布斯去世前就请人写传，作者花了三年多的时间去研究乔布斯的一生，采访那些和乔布斯亲近的人，并且乔布斯本人也和作者有过十多次的深入探讨。这些其实都是出版的成本，既有时间、精力上的成本，也有金钱上的成本。而我们的出版界，很多出版者不愿意付出这种成本，不肯投入大量的金钱和人力物力，最终当然就只能选择降低质量，以换来短期的效应。

　　北京晨报：这样做的坏处是什么呢？

　　师永刚：新闻报道式的书籍，没有几本是有时间的长度和深度的，本来应该是常销的书籍，变成了一次性的产品，没有几本能够留下来。比如说当年张国荣、梅艳芳去世，相关的传记、书籍非常多，充斥市场，但是现在，还有几本能让人有印象呢？恐怕极少。

　　市场和制作应分开

　　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出版大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这么大的量，更多还是在依靠市场本身的淘汰机制，我认为市场的因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去应对，不应该影响出版的态度，而且，严谨的态度是有助于市场的。

　　北京晨报：也有批评者认为，国内出版机制的僵化、市场的不完善、书价的低廉使得出版者不愿意投入太多的成本，是否如此？

　　师永刚：确实有这样的原因。比如说不少出版社往往是每年结算效益，这就使得长久的研究和考察变得不切实际，因为它的投资不是当年就能见到效果的。再比如书号作为一种垄断资源，出版审查流程的漫长等都在影响着出版业的选择。但这些都不能成为粗制滥造的借口。市场和制作是两回事，不能因为市场而忽略了制作，这是舍本逐末。

　　北京晨报：为什么这么说？

　　师永刚：比如说书价的问题。目前，电子销售中的打折确实非常厉害，但出版社并不是没有应对的办法，实际上，这几年来，图书的提价并不慢，一本书七八十块钱很正常，更重要的是，那些真正常销的好书，打折并不厉害，比如《乔布斯传》。相反，电子销售的打折，使得买书的人更多了，出版社通过提价来抵消打折的影响，同时又增加了销量，利润并没有因此降低。再如书号垄断和审查流程的问题，目前民营出版已经占据出版业的半壁江山，与国营出版社平分秋色，垄断资源的影响并不是那么严重。而且，今天的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出版大国，每年出版几十万种书，这么大的量，更多还是在依靠市场本身的淘汰机制。所以，我认为，市场的因素可以用市场的方式去应对，不应该影响出版的态度，而且严谨的态度是有助于市场的，如《乔布斯传》，价格也很贵，打折也少，但依然卖的很好，而且一直在卖。

　　态度决定市场

　　一本书的好坏，比的是时间的长度和深度，过了十年二十年，依旧是一本好书，依旧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比的是价值观的恒久，过了两代人，三代人，依旧符合常识，符合基本的价值观，这才是真的好书。

　　北京晨报：所以您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出版态度？

　　师永刚：是的。风潮式的出版，造成许多粗制滥造的书籍充斥市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出版机构的制作态度，在于写作者的写作态度，在于对历史人物、对知名人物的态度。事实上，态度决定市场，而非相反。真正依靠投机成功的书籍，少之又少，几乎没有。或者说，即便成功，也是短期的，新闻的时效一过，谁还会关注那些书呢？一本书的好坏，比的是时间的长度和深度，过了十年二十年，依旧是一本好书，依旧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比的是价值观的恒久，过了两代人，三代人，依旧符合常识，符合基本的价值观，这才是真的好书。那些只为一时效益，或者迎合一个时代特殊价值观的书籍，那种新闻式的出版风潮下的出版物，它们的生命力能有几天呢？

　　北京晨报：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

　　师永刚：今天的时代，整个社会中的浮躁风气，急功近利的思想确实很严重，这也和社会发展的阶段有关。但是书籍是社会价值最重要的体现物，对于出版者来说，短期行为的泛滥，或许会获得一时的利益，但是终究伤害的是出版业本身，伤害的是整个社会。因此，出版界应该反思，做出版应该做的事情，按照应该有的态度去对待出版，只有这样，出版才有出路，也才真正能获得利益。

　　晨报记者 周怀宗

　　师永刚

　　著名作家、出版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