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孩：父亲的“农民帝国”

　　十月初，到山东开会，偶遇乡土作家刘玉堂。我兴奋地对他讲，我非常关注你的乡土小说，一直期待着与你见面呢。刘玉堂听罢满脸喜悦，他说，我听山东的王兆山、刘玉栋几个作家给我讲，你特别喜欢我的作品，我们今天终于见面了。席间，我还告诉刘玉堂，不光我喜欢他的乡土小说，我父亲更喜欢。

　　刘玉堂写小说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我看到他的小说集《最后一个生产队》是二○○○年前后的事。记得那是从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石湾办公室抄来的，他的书架上常堆着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书。与《最后一个生产队》同时出版的还有刘玉堂的另外两本小说集。我父亲那时刚从村党支部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他得闲常邀几个戏迷唱戏或看一些文学书籍。父亲对京剧的爱好可以用酷爱来形容，只要收音机、电视上播放京剧，他都会静下来细听。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父亲对文学和历史很有研究，想必与他爱听戏有关系。父亲究竟懂得多少出戏，我没有统计过。我只记得，只要电视上的演员一出场亮相，才唱上几句，父亲就会告诉我哪出是《乌盆记》、《四郎探母》、《贵妃醉酒》，哪出是《霸王别姬》、《遇皇后》、《二进宫》。后来我到报社工作，有机会结识了孙毓敏、李维康、耿其昌等戏曲前辈，父亲知道后颇为我自豪。

　　我最早接触的乡土小说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那是八十年代初从广播里的小说联播听到的。八十年代中期，广播里先后播讲了浩然的《苍生》和蒋子龙的《燕赵悲歌》，这两部小说都是中篇，虽然那时我还是个中学生，可听起来同父亲一样，如醉如痴。记得一九八四年夏季，我在京郊怀柔参加了北京郊区青年的一个写作培训班，为我们讲课的老师就有浩然。由于时间久远，浩然老师那天究竟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唯一记得在讲课过程中，浩然老师突然说，你们先等会儿，我出去方便一下。说着提着裤子便急匆匆地出去了，那神情非常自然，就像我们的父亲那样，让你觉得一点也不外道。一九九○年，我参加了《农民日报》文艺部搞的文学作品征文活动，我的一篇散文有幸获奖。前来为我们颁奖的嘉宾里就有浩然老师，其时还有正因写《塔铺》、《新兵连》而名噪一时的《农民日报》文艺部编辑刘震云。那天，我同浩然老师真正实现了零距离接触。在与浩然老师聊天时，他对我说，在五十年代，他曾经光着脚从通州走十几里地到我所居住的双桥农场去看从苏联进口的大型康拜因拖拉机。回家后，我对父亲说，今天我见到了浩然老师，是他给我颁的奖。父亲说，你还真不简单呐！

　　一九九八年五月，我开始负责《中国文化报》的文学副刊。当时，副刊有个面对基层作者的版面，名曰《绿野》。我想，如果有个名家能为基层作者题词写几句鼓励的话就好了。在北京的作家中，属刘绍棠和浩然两位老师对农村基层业余作者感情最深。可惜，刘绍棠老师已于一九九七年三月英年早逝。这样，我只好请浩然老师了。我知道，此时的浩然老师虽然挂着北京作家协会主席的名分，可他的心早已经回到他的乡土——河北省三河县的泥土巢，这泥土巢与其说是浩然老师的书房名，莫不如说是中国乡土文学的一面旗帜。我到三河的泥土巢拜访了浩然老师，说明来意后，他二话没说，很快就写了一幅题为“努力创作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优秀作品”的题词。

　　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二日，我结婚的那天，浩然老师带着三河市文联的朋友专程到北京郊区一座四合院我的家里登门祝贺。父亲见到浩然老师很激动，不仅因为浩然老师的到来给我们一家带来很大的面子，还因为父亲一直是浩然乡土文学的铁杆粉丝啊。那天，忙碌的父亲没有时间跟浩然老师一起畅谈文学。想来该有多么的遗憾！如今，父亲和浩然老师都已经去了天堂，我相信在那个世界他们老哥俩儿一定会成为文学的知音。

　　再说蒋子龙老师。我对蒋子龙的知晓，是源于他的成名小说《乔厂长上任记》。而事实上，我是在听完广播小说《燕赵悲歌》后，才找到他几年前就已发表的《乔厂长上任记》看的。在一般读者眼里，蒋子龙是以写工业题材著称的。谁料，他写乡土题材也是那么大气、熟稔。二○○八年，蒋子龙推出了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又一次震动文坛。本来，这部小说在二○○九年茅盾文学奖的角逐中开始是一路领先的。但在最后的环节上，因为人为的因素而被挡在门槛之外。一时间，读者和有识之士纷纷表示了不满。这部小说我是在二○○九年初从书摊上买的，买完之后我便直接交给身患重病的父亲，我对父亲说，您身体不好，尽量少出门，有时间看看这部长篇小说吧。父亲看了看书的封面，一看是蒋子龙写的《农民帝国》，脸上当即露出了难得的兴奋，说他要好好看。

　　父亲看《农民帝国》时身体还算硬朗，虽然看了将近一个月，可他却得到了人生的最大满足。记得在这期间，我和父亲结合这本书，围绕三农问题还进行了几次讨论。我对父亲说，从六十年代做村干部，一直到您退居二线，一共干了三十八年，连村里的大喇叭都舍不得您。您想啊，您往话筒前一站，一讲就是一两个小时，那是何等风光的事啊！父亲说，比起村里同他年纪相当的人，他感到人生很知足。特别是改革开放的这三十年，他亲眼目睹了农民们是怎样一步步脱贫致富的。他为乡亲们能过上新农村的好生活而感到自豪。同时，他对新农村建设中出现的问题，诸如土地的被荒废他用，农村干部的管理缺乏制度保证等也心存忧虑。我说，这些问题中央会考虑的，您还是踏实养病吧。

　　二○○九年十二月十四日，父亲带着他对乡土和亲人的热爱离开了这个世界。我知道，在他的心中，其实也早就完成了一部属于他自己的《农民帝国》。父亲热爱中国戏曲，热爱文学，他有良好的文笔，根据自己的经历他完全可以为自己为乡亲们写一部乡土文学作品。可父亲终究没有写，他是在有意把这个重任要留给他的作家儿子吗？我不得而知。父亲走后，我陆续写了一组乡土题材的散文和小说，今年发表在《岁月》、《黄河文学》杂志上的小说《大先生》、《传达室》还被《小说选刊》和《新华文摘》转载。很多读者看后，都说乡土气息浓郁。我想，父亲要是地下有知，他一定会为我高兴的。

　　二○一○年夏季，我和蒋子龙等作家应邀到广州番禺去采风。在大巴车上，我与蒋子龙老师邻座。因为是多年的忘年交，我们在一阵闲谈后，很自然地谈到他的长篇小说《农民帝国》。对于《农民帝国》最终没能获得茅盾文学奖，蒋子龙老师当然是充满遗憾的。我说，这不是您的遗憾，而是中国乡土文学、中国农民的遗憾。在汽车的颠簸中，我给蒋老师讲了我父亲在生命的最后日子，是一部《农民帝国》陪伴他的。我代表我父亲真心地感谢他。如果没有这本书，父亲的生命说不定会提前结束的。听我讲完父亲是如何喜爱《农民帝国》这部小说的情形后，蒋子龙老师眼含热泪地对我说，你讲的故事很感动我，我可以自豪地说，这部书即使没获奖，但为了你父亲这样的一个人，我觉得也值了。

　　蒋老师的话让我心潮起伏。我的嗓子感到咸咸的。是的，蒋子龙老师的写作值了。我真的很感谢他，他帮助我为父亲的人生画上了一个完满的句号。尽管父亲去世的年龄算不得高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