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三变”中的民族记忆

　　因为诺贝尔文学奖的缘故，读者们记住了莫言，但中国当代文学还有另一座里程碑，那就是贾平凹。 

　　上世纪80年代，是中国文学躁动的年代，现代主义如石破天惊，纷繁的文体实验，拉近了东西方写作的距离，从积极一面看，我们确实涌现出莫言、残雪这样能被西方读者接受的优秀作家，而从消极的一面看，他们的写作又远离中国现实与中国经验，作家在本土的反而成了陌生人。 

　　回头来看，反倒是在现代主义大潮风起云涌面前，始终坚守着一块阵地的写实主义更让人肃然起敬。它们长期被忽视，却从不曾泯灭，随着现代主义不再时髦，小说被市场挤到边缘，我们方能体会到这批作家的可贵——不论掌声是响亮还是寥落，他们始终坚持了自己的美学立场和创造精神。 

　　毫无疑问，贾平凹是这一写作方向的杰出代表。他的创作甚至可以看成是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的一部心态变迁史。 

　　贾平凹创作早期多是批判传统的，体现了改革初期人们的躁动情绪，不论是《鸡窝洼人家》，还是《浮躁》等，都深刻地反思了农耕文化的局限性，那时的贾平凹还不知道“未来”是什么，像大多数渴望变迁的中国人一样，因现实太逼仄，不得不将全部激情寄托给“未来”，此时的他在写作时，甚至会直接跳出来，化作书中的一个人物来指点江山，体现出那个时代作家特有的紧张感。 

　　到《废都》《白夜》时，贾平凹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所谓的“理想主义”破灭了，市场化并没有让人们获得生命的意义，反而将大家集体绑架。人们固然得到了梦寐以求的自由，却发现这自由没有市场，根本无法兑现和流通，当世界都在忙碌时，自由突然变成了可笑的贫穷、荒唐与懒惰，那么，当初我们为什么还要费尽心机去冲破牢笼呢？这世界到处是逃避自由的人，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礼赞它？ 

　　应该说，庄之蝶是一个高度理想化的人物，他的游戏精神如此彻底，足以让所有的拯救都变得黯然失色，他与绝望相安无事，彼此抚慰，如此沉重的凄凉，隐喻着传统精神在现代化面前的无奈——太成熟，却又太幼稚。这是一个无法超越的灵魂困境，许多年后，我们会惊叹于庄之蝶的穿透力。 

　　至于《秦腔》《高老庄》，则又是一变，形而上的色彩基本褪尽，不再烦恼与浮躁，既然内心的困惑无法挣脱，那么，最终也只有彼此相安无事。所谓人生，少年的感受是痛苦，中年的感受是苍凉，晚年的感受是平淡。书到《秦腔》，贾平凹进入了一种圆融的化境，他的手法高度娴熟，比如《秦腔》中来回变换视角，却绝无炫技之感，此时的贾平凹已经化在小说中，他不再是站出来批判的那个人，也不再是有所寄托与怀抱的那个人。 

　　余华说过，写小说是为了保留民族记忆。所谓民族记忆，不是括号里的起止年代，不是伟大人物的八卦新闻，而是太多普通人的绝望、悲哀、挣扎与妥协，恰好，这就是本套书最令人赏心悦目之所在。 

　　唐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