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子龙我从不推卸对现实的责任

　　印象：诚恳地用文学讴歌生活，警醒时代

　　11月15日，《蒋子龙文集》新书发布会在本市举行。这套“文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共14卷，640万字，是蒋子龙五十多年文学创作成果的集成，堪称浩瀚宏大的经典。

　　几天后，记者到家中拜访蒋子龙，与这位文坛长辈进行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如他人所言，蒋子龙长着一张拒人于千里的脸，陌生人初次见面难免会觉得他过于冷峻。然而话题打开之后，他会立即对你敞开心门，此时眼前的这个人不再是高高在上的文坛巨擘，而更像一位阅历丰富的长者，让你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情豪爽、可敬可亲。

　　蒋子龙是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代标签。1979年，《乔厂长上任记》首开“改革文学”先河，被公认为新时期中国文学的里程碑。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对蒋子龙来说应该换成“性格决定文学风格”——他直率的性格直接造就了笔锋的犀利。80年代，社会敏感，生活激荡，思想活跃，蒋子龙小说中的主人公都属于风口浪尖上的弄潮儿，自然也容易引发争议。1980年的《开拓者》、1984年的《燕赵悲歌》、1986年的《收审记》都曾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批判。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1986年的《蛇神》也遗传了他“多灾多难”的文学命运，作品讨论会上便有人发难，随后升级到中央一级大报上。

　　作为一位现实主义作家，蒋子龙对于批判的回应，却体现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我每在报纸上看到一篇批判我的文章，下班后就会在路上买一瓶啤酒、五角钱的火腿肠，当夜必完成一个短篇小说的初稿。”如今他对往事已然释怀，“倘若命中注定在创作道路上不会有安宁，那么我就高高兴兴地接受这个现实：人们可以咒骂它或颂扬它，厌恶它或喜欢它，只要不轻视它，不无动于衷，不是不屑一顾，作家还有何求？”

　　用作品警醒时代的同时，蒋子龙也在热情地讴歌生活。1981年的《赤橙黄绿青蓝紫》和1983年的《锅碗瓢盆交响曲》两部小说充满浪漫主义色彩。前者获得全国第二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和电视剧，是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第一部“电视连续剧”。后者由滕文骥导演拍成电影，主人公刘思佳玩世不恭、叛逆桀骜的性格，在年轻人中产生了极大反响。

　　蒋子龙也是天津的一个文化符号。不仅仅因为他是天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更是因为，他的笔下生龙活虎地呈现了80年代天津工业的光荣与梦想，为天津的工业史留下了翔实而厚重的人文史料。蒋子龙说：“我人生中的一大快事，是刚参加工作便一步跨进当时的头等大厂——天津重型机器厂。作为全国‘五大重机厂’之一，它曾是工业时代的一个标志。”他亲历了“天重”波澜壮阔的辉煌，也见证了它在新时期的转型。他小说中的局长、厂长，就是在这种大厂的气势中诞生的。

　　曾有一篇文章写道：朋友相聚，有人给蒋子龙看手相，十个簸箕，无一斗。蒋子龙端详着自己的双手自嘲：“当兵时拿枪磨得狠了，当工人时油泥糊得久了，后来天天敲键盘蹭得多了，几十年天天游泳给泡没了。”这几句话，恰好是蒋子龙对自己大半生的总结。

　　现在，重读蒋子龙当年红极一时的作品，继而反观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你会发现，任何时代能够流传下去的，也只能是精神和情感。在今天这个物欲极度膨胀的商品时代，人们最缺乏的恰恰就是精神和情感。因此，文学的命运不是将被取代，而是变得更加为人们所必需。

　　蒋子龙说：“幽雅和精心雕琢往往会成为真实和诚恳的障碍，而诚恳对作家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我的本分就是按照自己所看到的那样认识世界，而不是按照别人能够理解的那样去描写世界。”这也是这样一位以工业题材步入文坛，一生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用作品关照现实的作家，对待文学，对待人生的态度。

　　蒋子龙我从不推卸对现实的责任

蒋子龙

　　当代著名作家。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副主席、天津市作家协会主席、天津市文联副主席。1941年生于河北沧州。初中毕业考入天津重型机器厂技校，1960年分配到天津锻铸件厂，同年参军，考入海军制图训练学校。复员后任天津重型机器厂厂长办公室秘书，代理车间主任。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发表短篇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震动文坛。著有长篇小说《蛇神》《子午流注》《人气》《空洞》以及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共八十余种。曾作为著名作家和中国文化的使者，先后出访过欧美亚等十几个国家。

　　与现实主义白头到老

　　记者：您的作品一直关注现实，您对当下文坛的现状怎么看？

　　蒋子龙：前些天我在浙江参加一个全国的新锐作家讨论会，看他们的作品我还是挺高兴，元素、技法、人物、故事都是文学，都是我熟悉的东西。一个网络小说的高手，他实际上运用的还是传统文学的技法，不同在于，我们写作是从生活、从思想入手，有感悟，有社会责任感；网络作家完全是凭想象，完全是虚无，活在虚无世界里。

　　记者：网络文学也是一种文学现象，现在的文坛和当年比起来改变太多了。

　　蒋子龙：确实现在小说的诸多元素都改朝换代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这个代就比那个代好多少。我们这些人的书的订数下降，文学期刊订数下降，是有道理的，受众在变化。畅销书排行榜前十名大概都是网络作家，今年挤上一个莫言。时代变了，怎么变了？是读者群变了，小青年变了，社会基础读者和作家是一起更换的。那些网络作家有人看，你不能轻视他、嘲笑他。点击率可以说明一些问题，就算有的点完之后看都没看就走了，但“蒋子龙”这个名字你叫他几万几万地点，人家也不点，他对“蒋子龙”这三个字都没兴趣。

　　记者：他们不了解您，可是您了解他们。

　　蒋子龙：干这个的，谁把你打倒的，你得知道他是怎么出拳的。单看网络小说，单看郭敬明，你感觉到文学已经改朝换代了，我们绝对是落伍了，绝对是落后了。我们已经过时了，得承认。只有知道自己过时，承认自己过时，你才能欣然接受那些让你过时的东西。不管它好与坏，你要了解他，你看得进去看不进去是另一码事，点击率那么高，肯定有他的过人之处。正是他的过人之处把我们这些老家伙打到边缘的，那么你不去看看他怎么比你强，那个想象力匪夷所思。我们这代作家吃亏，想象力先天不足，不敢想。

　　记者：因为关注现实，所以您没有落伍。

　　蒋子龙：我这一点大概是性格使然，我到这个年纪还能写东西，没有太钝化，恐怕跟我的性格有关。我是关注现实的，现实刺激了我，培养了我，或者叫激励了我。人老了手肯定要慢，但是不能退化得太厉害。那天有人问我怎么保持创作力？我说我不知道怎么保持，如果叫我即兴地说可能就是我关注现实，现实关注我。

　　当年一位大家秦兆阳老先生有一篇写我的文章，说我“拥抱现实”，我很高兴。如果我在30年前拥抱现实，到现在还在抱着，尽管这个中间有的时候想撒开，或者抱着时松时紧，年轻的时候曾经写过荒诞，进行过各种各样的文法实验，但我总的风格是接受现实。现实千变万化，永无止境，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同样的现实，你自己有什么思想现实，你的精神是什么状态，你看到的现实就是什么。我思故我在，没有我眼中的现实，就没有我的文学。我的文学小世界，或者说我的文学家族，完全是靠现实构筑的，而且大体已经定格。是现实生活中的戏剧性，帮了小说家的忙。现实无法预测，无法把握……然而在小说的虚构中，却可以做到这一切。我肯定会写现实主义，此生应该说就跟现实主义白头到老了，我也从不推卸自己对现实的责任。

　　记者：“乔厂长”不仅是文学史上的一个典型人物，而且是一个时代的标签，我们现在听不到这样的故事了。

　　蒋子龙：现在包括我的小说，我的作品谁说读过了，就不错了，你说它对读者的精神有什么触动，没听说。所以文学的弱化、文学的边缘化在于，它本来是精神产品，但是退出了精神领域，太可怕了。

　　80年代，就拿我自己的作品来说，乔厂长出来后，各地出了多少乔厂长啊！《文汇报》的大标题“欢迎乔厂长上任”，不是小说，是专门写那个厂子的通讯。那个厂子的厂长被工人们叫做“乔厂长”。天津市经委请上海的企业家来做报告，一个老朋友拿着票找到我，票上写着“上海乔厂长来津传经送宝”，他说蒋子龙同志你说，他怎么是乔厂长？乔厂长是天津的啊！我接到过沈阳一个护士的长信，她说我的小说救了她爸爸一条命，她爸爸是一个厂长，犯错误了还是怎么的，把自己关在屋里很多天，家人没办法，找了第七期《人民文学》从门缝塞进去，读完后他出来了，说我有根据了，乔厂长就是这么干的！

　　记者：如果这辈子没有从事写作，您想过会是什么样吗？

　　蒋子龙：写作是阴差阳错，我如果出身好，真的应该是留在部队当军官。或者不写作呢，干企业，当厂长，我对工厂有感情，到现在还有感情。我要是干企业他们说有两种可能，一是退休了，现在蹲墙角儿没事干；再有一种可能就是被抓起来了，因为我胆儿大、重义气，小兄弟们让我给他们办事儿，不能拒绝啊。是文学把我害了。

　　文学那样热闹有何不可？

　　记者：为什么现在工业题材的作品萧条了、衰败了？

　　蒋子龙：先有工业，才有工业题材的文学。但是现在，中国的工业，土建盖房子，包括造汽车，都是“脱大坯”。前些天我在公园里看到一个焊工在焊游船的船坞，用不锈钢管，焊缝堆了老半天堆出了一大堆像狗屎一样的东西，里面的缝还不严密，用榔头一敲就掉下来，又继续堆。我对这个有兴趣嘛，过去我在塑压机车间当车间主任，上夜班没有焊工，模具坏了都是锻工自己焊，我也会焊。我就问这个焊工是几级工，他说五级工，一天300多块钱。我说你要是五级工，我老人家就是十五级工。现在都不学手艺，只是糊弄，不再像我们那个时候那样，从技校到学徒工，学手艺学多少年，比的是谁的活儿漂亮，谁的活儿要不漂亮在车间里是没有地位的。搞对象，技术好的能找到漂亮姑娘。八级工大工匠很牛啊，厂长见了都客客气气。如果我们的工业在原来的基础上按部就班，或许会跟今天不一样。欧美的金融风暴，英国、法国都受到冲击，但德国纹丝不动，因为德国的实体工业强大。第一产业非常厉害，造出东西来，这个东西才值钱，造出好东西值大钱，造出烂东西值小钱。光靠服务，金融，炒作，钱哪儿来？我有时候在座谈会谈这个，作家们眼睛都放光。大概跟我是工厂出来的有关，我对这个有兴趣，没有兴趣也记不住这些。

　　记者：很多人认为文学的社会功能弱化了，现在的小说也难以引发思考、讨论，您怎么看？

　　蒋子龙：文学对人的精神、思想、行为的影响远远不如80年代，根本没有那种冲击力了。点击率再高，发行百万册、千万册，但对人的精神、对社会的行为、对民族的品格有影响吗？毫无建树。传统文学，不管是得了茅盾文学奖，还是诺贝尔文学奖，你的作品大家都在议论，但哪一个会被人们去效仿？都没有。

　　没有人去思考，恰恰说明我们的文学，没有一部作品能够打动这个社会的心。社会也应该有心吧，就是社会的良知。怎么能够触动社会干净的地方、柔软的地方？让这个社会的心动一动、血热一热？当然不能完全归罪于作品，但是跟作品有关。我在鲁迅文学院讲课的时候提到，现在我们都在等待着一部书，文学经历了英雄主义，到痞子文学反英雄主义，经历了小品，经历了贱文化时代，那么现在，中国人希望看到一个新式的、真实的英雄。如果谁能写出一个人物，对这个民族的精神品格有所建树，对民族的精神有所振奋，谁就是大作家，谁就是这个时代的功臣，整个扭转了文学下滑的颓败。文起八代之衰，韩愈一改文坛的衰败之气，树立了一种新风，现在中国就等待着这样一位大家来改变文风。

　　记者：如今图书销量巨大，但是畅销榜上前十名，有九个是教辅类。

　　蒋子龙：生活中都在呼唤感动中国，但是文学就是出不来这种味道。我们有个什么问题，欧洲、美国都有共同阅读，有几本书是他们全民族都在读的，在一定的场合聊天你如果没读过这几本书，你惨了，没法对话，没有尊严。中国现在没有共同阅读，即使文人聚会，谈到读书，都很少在读同样的书。只有极小的圈子会互相推荐读什么书。

　　记者：有人解释说文学就应该寂寞。

　　蒋子龙：可是我觉得，就是那样热闹又有何不可？80年代百废待兴，文学发声，大家激动一下，有什么不好？现在如果哪部电影、哪部戏、哪部书让大家激动一下，全国激动一下，难道不好吗？所以……

　　写一部天津工业题材寻根小说

　　记者：您根本不像老年人，无论思维意识还是精神状态，都更像中年人，您认为自己老吗？

　　蒋子龙：刚走上文坛时参加任何活动我都是最年轻的，出国都是给别人提箱子的那个，现在变成最老的了。像我这个年龄，或者比我大一点儿的人，我们经常在北京聚会，我参加各种论坛也最多。有一个老编辑跟我说，你在哪儿听来那么多事儿呢？我说我耽误了很多时间，上网，参加活动。从思想上、从文学上来说，我们老，老在哪里？他们新，新在哪里？他们写的是什么，他们怎么写，手法是什么，我能接上茬儿。

　　70多岁的人大部分不写了，还在写的也就那么几个人，我现在写作的动力是“以文养生”。如果断然不写，我的精神状态就会变化。写了东西，只要不过量，不玩命，我的精神状态、身体状态都要比不写好。古人好多是以文养生，但没人提这个口号。袁枚，头疼的时候就写诗，读自己的诗，读自己得意的诗，能缓解头疼。现在到处都在谈养生，真的假的骗子特别多。怎么喝水、怎么吃饭都得让专家教，那到底是不是专家？越活越不会活了。

　　记者：写作其实也是体力活儿。

　　蒋子龙：说到这个，有一年巴金在北京开会，聊天时他说过一个观点，我那阵儿还很年轻，身体很壮，他说作家的创作力跟身体有关，当你身体不行了，你的创作力不可能达到那个状态。作家是精神劳动，但是身体状态决定他精神劳动的质量和强度。身体不好，偶尔写写可以，但你想保持创作力，写点儿有棱角的东西，那就难了。我现在还坚持写作，是和身体有关系的。身体给你做劲。73岁了，你看我有个磨蹭样儿吗？身体盯得住。人年轻时是“心体”，大脑指挥身体；老了以后是“体心”，有什么样的身体状态就有什么样的心。光是心好强没有用，你的心要慢慢调整，按照身体状态调整精神境界。

　　记者：人年轻时好像都意识不到这一点。

　　蒋子龙：我年轻时开夜车，开个七八天夜车，睡一两天就缓过来了。到80年代末，40多岁，夏天得戴护膝，不敢吃西瓜，浑身都是病，很累了躺到床上却睡不着，不舒服。但年轻也不拿这个当回事，无所谓。80年代末我住在大理道，骑着自行车到海河边转悠，看海河里有游泳的。我从小喜欢游泳，后来又当过海军。看到他们游泳，我也脱了衣服跳进去，一游很舒服，从那之后天天都去，有时候还比赛，很累，吃饭很香。从夏天游到冬天，他们说天冷了该去游泳馆了，就又跟着他们去游泳馆。游了两三年，突然觉得吃凉的没事儿了，西瓜、冰镇啤酒都没问题，夏天感觉到腿热，不用戴护膝了。

　　记者：您还准备继续写小说吗？

　　蒋子龙：目前就是写短文章，效率慢，还欠着账，明年要调整结构，写点儿东西。我现在有几个小说题材，有短篇的，也有中篇的，长篇开了个头儿，去年写了几万字。

　　记者：这个新长篇是什么内容？

　　蒋子龙：回归工业题材，写天津工业最辉煌的那个时期，从北洋练兵开始，到日本侵华前，那时候天津的工业都是国际一流的。我研究过《侯德榜传》，研究过范旭东，他们讨论的问题都是国际视野的，他们对化工行业了然于心，做出来的产品就是顶级，就能拿奖，那是什么高度、什么境界？我写现代工业，理所当然应该写到天津工业题材的老根儿——民国时期的民族工业，能源、造船、造枪、纺织、化工，我这个工业题材作家算圆满。这也是一种责任。

　　现在资料都齐了，但工程量太大。因为我要回去，我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让自己生活在那个年代，进入那种语言氛围、人物氛围。我动过心，是不是学学网络作家？管他呢，瞎编。但是内心不能允许自己这样做，所以我就得回到那个年代。我看了大量北洋后期的资料，吃喝拉撒睡等等很多细节都在里面。看过了不一定用得着，但是过一遍历史可以让我回去，什么人什么身份，银行家怎么对话，官员怎么说话，都要进入那种状态。

　　记者：您现在仍在写作的动力是什么？

　　蒋子龙：我觉得我写作的一个动力，是我还有梦想，我还欠点儿债。我以为一个人有多少缘分，该写几部长篇是命中注定的。我觉得我还有两部书得写，一部是关于我家族的书，还有这一部天津工业的，不写出来，觉得欠点儿什么。

　　可是信心又不是很足，毕竟73岁了，不敢拼，我在理智上是认输了。游泳是竞技项目，我60多岁时，除非是那种干过专业运动员的，所有的非专业的我都不在乎，自由泳超过我的不多。现在什么人都能超过我，一开始不服，现在认输了。年轻人是越游越快，我是越游越慢，越游越少。写短文，过去一天写过三篇，我的文字很少，没有应付。现在一篇，认为是一天可以完成的也得耗两三天，有个事就给自己找个台阶下，明天再说吧。效率慢，懒。现在不到万不得已不开夜车，晚上11点以后要是接到一个什么电话，动脑子的，动心的，就兴奋。也不能看那种有味道的、吸引人的书。所以造成现在的局面——试探着写。这个长篇，明年如果顺利，可以写到一半的时候，那就是非完成不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