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乡土叙事面对“新批评”

　　上海研讨青年作家叶炜新作《后土》

　　当乡土叙事面对“新批评”

　　乡土叙事文学在近百年中国文学史长河中是一条举足轻重的写作脉络，从“五四”时期到启蒙文学、寻根文学，传统乡土叙事多以知识分子视野为主体，改造或评判乡土中国与农民群像的流变。但新时期以来兴起的新乡土叙事则改变了叙事策略，作家或知识分子贴近乡村或底层，重新反思新时期乡村变革的动力与未来，同时也重新思考自身的价值立场，曾经的反思者变成了被反思者，这些聚焦当下乡村状态的作品构建了新乡土叙事。

　　近日由上海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中心、上海市作协理论研究室与本报主办的“《后土》：新时期乡土中国的发现与重构”研讨会上，来自上海大学的青年作家叶炜便提供了这样一个有价值的文本，在上海大学文创中心主任葛红兵与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扬主持下，与会评论家围绕他的新作《后土》，热议此作品在新乡土叙事上的创见与问题，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研讨中出现了诸多善意而锐利的批评，这也让与会专家和作家感到振奋，叶炜表示，这样的作品研讨会可以说是真正的负责和“把脉”。

　　地方知识构建的新乡土叙事

　　《后土》是叶炜“山乡三部曲”的第二部，呈现了他的“文学地理”——苏北鲁南乡村在新时期的转型和探索。“三部曲”的第一部《富矿》聚焦于改革开放之初当地煤矿工业对乡村生态产生的影响，《后土》则继续向前拓展，通过塑造新时期新农民青年的梦想来观察当下乡村的状态。由于作品的当下性与贴近乡村体验，上海市作协党组副书记、秘书长马文运首先表示，这部作品读起来“朴实、亲切，真实反应了一个时代的变化”。在他看来，之所以这么说，最明显的是“作品中几代人村支书的变化，从老村支书到新任的大学‘村官’，这几代人对乡土所做的探索试验，梦想和挫折，在求富求变的动力下，浮现出城乡矛盾的尴尬”。

　　这番话得到了许多与会专家的认同，同济大学张生教授也表示，这部书读下来十分“温暖，有真善美的向上力量”。他特别提到这部小说的结构优点，“通过二十四节气来布局，呼应了小说内容情节的气质”。在青年评论家张永禄看来，叶炜的语言俗白洗练，是一部有信仰的小说。青年评论家李伟长立即呼应：“小说引发的对当下农村危机的思考，特别是农民流失、土地紧张的问题，为他之后进一步写作空间留了很大余地。”这个发现也恰好呼应了叶炜的思考，即从工业向服务业转型，农村从客体到主体的观察和求证。不仅如此，小说中人物的多元性格也引发了与会者的讨论，上海政法学院讲师谢彩便认为小说中的女性角色虽丰富多彩，却也有其忧患，“在工业化的生活方式下，这些女性的上升渠道是狭窄的，未来如何突破是个大问题。”上海大学教师吕永林也认为，“作品反映了乡土政治中好人和能人的问题，好人未必高效，能人未必善良”。

　　这部以苏北鲁南交界处乡村麻庄为对象的小说，也正因为提供了独特的地方文化知识，让与会者看到了不少当下乡村状态，叶炜回应说，选择苏北鲁南这样一个文学地理，不仅是因为这是他的出生地和曾经的工作地，更是看到这个交界处的贫困状态，是“东部地区”里的“西部”，因而保留了不少标志性的地方传统文化，譬如与会专家提到的土地神信仰，在叶炜看来，这是赋予小说“神性”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这一形象“在成为农民本土信仰象征的同时，还起到了与小说中所写到的外来宗教相对比、抗衡的作用”。他在小说中借由土地神之口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不要亵渎土地，也不要远走他乡，他乡的世界再好，那也是别人的，与他们无关，他们可以在那里得到金钱，满足享乐，却终将得不到最后的安息。”

　　围绕创作的犀利批评

　　新乡土叙事不仅在于着眼的题材和问题，也包括人物塑造和相匹配的语言。对于后者，与会专家表达了更高的期待和要求，本报主编陈歆耕即认为：“小说采用了某种形式或结构并非就具有天然优势，这部小说采用的生活流的叙事方式，由于细节尚缺提炼以及文字的个性化风格不鲜明，整个作品显得过于平实、平淡，缺乏对生活的拓展和开掘，没有推向极致的那种浓淡有致的节奏。”本报副主编杨健也认为小说“想象力较弱，文风太克制，结尾也略显仓促”。

　　上海大学郝雨教授则对小说提出了不少批评，认为这部小说“细节不足，白描太多，氛围太弱，人物语言也缺乏个性化，无法分清角色性情特征”。不仅如此，他进一步认为此书的结构和叙述节奏与作家郭文斌的《农历》有相似之处，他建议叶炜，“写作不要像谁，像谁就糟糕了，要有自己的写作风格”。这番话引发了全场热议，叶炜随后表示这部书写作时间要比《农历》要早，只不过后者更早出版。

　　而在杨扬教授看来，这两部书区别还是很大，“郭文斌是虚写，不太像小说样式，叶炜则是实写。”他进一步指出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70后’的叶炜对农村的叙述和不少‘50后’作家如此相似？肯定有一方是出问题了。”他的观点引发了现场的讨论，大家认为，现在有一个普遍现象，即针对乡土的叙事在几代作家那里都呈现出相似的状态，很难区分。与会专家认为，这里面既有一代人写作影响一代人的原因，也有农村状态长期未大变的因素。叶炜也表示，自己受作家贾平凹、莫言、张炜等人的作品影响很大，可能不自觉进入了自己的写作。此外，小说中涉及性描写的部分也让评论家们略感不足，杨扬表示，“许多写性的地方与情节展开的关联并不大，有游离感。如果是为一地风俗而写，也还是稍微掩盖了写农村核心的部分。”

　　与会专家针对小说《后土》的直言批评也包含了另一个维度的期许，葛红兵认为，当下的乡土叙事需要解决几个大问题，比如如何定位反思传统乡土叙事，如何站在城市看待农村，以及如何依靠小说艺术的优势呈现农村当下状态的主要矛盾。杨扬以自己多年观察也认为：“扎根于一个文学地理作为根据地并不是值得复制效仿的方式。文学需要碰撞刺激，不能太固守于自己的视野。比如莫言，他身在北京，站在北京看自己的高密东北乡，因此格局大不一样。”上海交通大学何言宏教授表示，如今在上海求学的叶炜“可以站在上海来跳脱以往的框架，重新看乡村，会有超越性审视”。

　　这些发言对于作家未来的写作无疑是很中肯细致的建言，叶炜表示，自己在许多地方办过作品探讨会，但在上海“能够听到这样坦率负责的批评，的确让自己受益匪浅”。他对记者坦言，在他这个年纪不是听表扬的，越多的中肯的批评会启发自己更多思考。本报主编陈歆耕在听完现场发言后也表示：“对青年作家的作品研讨会的确需要多争鸣批评，对他今后创作才会真正有帮助。”他也感慨这样负责任的批评在上海本地并不多见，并呼吁这样善意锐利的作品研讨会能够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