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晋：咖啡的味道

　　我们都知道咖啡的味道，但无人能讲出它究竟是什么味道。

　　这个看似平常简单的问题，在哲学家那里就是一个大问题，涉及到人类语言表达的有限性。仔细一想，还真是如此，我们能说得清道得明的事的确不多。譬如人们常讲的美，什么是美？美学家论争了几百年也没有结果。到了后现代，哲学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说不清楚的就不要硬去说。最早提出这一具有颠覆性思想的，是20世纪初著名的德国哲学家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他提出哲学应该有界限，“凡是可以说的东西都可以说得清楚，对于不能谈论的东西必须保持沉默”。就美而言，他说：“可能有人认为美学是一门告诉我们什么是美的科学——这对语词来说甚至有点可笑。” 他挖苦道：“我想这种科学大概不能告诉我们哪种咖啡的味道更好。”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讨论美学不过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瞎扯”。

　　那么，如何表述那些无法言说的东西呢？生活本身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实际生活里能够见到各种表达无法言说的方式。

　　举两则广告为例。一是姜文为文君酒做的广告：“你要说什么是好，我还真说不出来。好嘛，怎么说呢，好就是好，那还用说吗？做得好就是好。”另一则是洋酒轩尼诗XO的广告，意思是酒的品位在于欣赏，要会欣赏，而且“愈欣赏，愈懂欣赏”。这两则广告都没有直接说酒，不涉及酒的口味如何，更不去谈论好酒的标准，而是以人为主体，讲人的生活经验，在人的感觉层面上表现物的品质。理论讲不清楚的要靠感觉来传达，这是一种生活常识，在生活实践中的普通人都懂。一般会认为你没有讲的东西是你失去的东西，而实际上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只有不试图去言说那无法言说者，才能无所丢失”。就是说，美是无法言说的，你非要去说反倒适得其反，把要说的丢失了。当你用一种看上去无法言说的方式把说不清楚的东西表现出来时，你实际上已经比理论概括更好地说出了你想说的东西。因为它“被无法言说地包含在言说的东西里面”。“雀巢”不说它的咖啡到底有多好，究竟是什么味道，而是用“味道好极了！”把不可言说的东西包含在其中，因为人们体会到的味道显然比能说出来的味道更真实更准确。

　　这一语言现象对文学的意义更重要。因为文学真正面对的，正是那些理论观念无法概括、哲学思想无法说明、但却可以深刻感觉到的精神世界。维特根斯坦说：“凡是不可说的都是可以显示的。”文学的特点就在于显示。“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哲学家沉默之处，正是文学家充分显示才华的地方。

　　现在，我们把这个问题反过来思考。如果作家不去关注无处不在的无可言说的东西，不注重显示，而是像理论家那样，把复杂的现象简单地共识化，那便是放弃了自己的使命，没有尽到文学的本分。拿小说来说，真正的好小说，文字背后的东西要比文本表面的东西多得多。读者阅读小说时，看，同时也是思考。二者是同步进行的。我们从曹雪芹的《红楼梦》里找一段，看看经典作品是如何用显示处理“无法言说”问题的，读者为什么可以毫不费力地领会内外两层意思。

　　第八回，贾宝玉在薛姨妈家跟宝钗互看对方佩饰，发现宝玉的玉石与宝钗的金锁上面的刻字一个是“莫失莫忘 仙寿恒昌”，一个是“不离不弃 芳龄永继”。两句词儿竟是“一对儿”。接着，宝玉闻到宝钗的香气，正要向宝钗讨“冷香丸”尝尝时——

　　忽听外面人说：“林姑娘来了。”话犹未完，黛玉已摇摇摆摆地进来。一见宝玉，便笑道：“哎哟！我来的不巧了！”宝玉等忙起身让座。宝钗笑道：“这是怎么说？”黛玉道：“早知他来，我就不来了。”宝钗道：“这是什么意思？”黛玉道：“什么意思呢？来呢，一齐来，不来，一个也不来。今儿他来，明儿我来，间错开了来，岂不天天有人来呢？也不至太冷落，也不至太热闹。姐姐有什么不解的呢？”

　　当知道外面已经下雪了时，宝玉道：“取了我的斗篷来。”黛玉便笑道：“是不是？我来了，他就该走了。”

　　接下来吃饭时关于饮酒的对话看似平常，却句句话里有话——

　　宝玉说：“不必烫暖了，我只爱喝冷的。”宝钗笑道：“宝兄弟，亏你每日家杂学旁收的！难道就不知道酒性最热？要热吃下去，发散的就快；要冷吃下去，拿五脏去暖他，岂不受害？从此还不改了呢。快别吃那冷的了。”

　　宝玉听这话有理，便放下冷的，令人烫来方饮。黛玉嗑着瓜子儿，只管抿着嘴儿笑。可巧黛玉的丫鬟雪雁走来给黛玉送小手炉儿。黛玉因含笑问他，说：“谁叫你送来的？难为你费心。哪里就冷死我了呢！”雪雁道：“紫鹃姐姐怕姑娘冷，叫我送来的。”黛玉接了，抱在怀中，笑道：“也亏了你，倒听他的话！我平日和你说的，全当耳旁风；怎么他说了你就依，比圣旨还快呢！”

　　我们从一部好的文学作品里，从那些生活情景的细微描绘中，可以阅读到的无可言说的言不尽意的东西是无穷尽的。作者不必解释人物当时的心理，不必讲述他们各自的性格，甚至不必去多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更无须大谈社会意识和人性道德问题。作家用生活本身、人物的语言细节把问题显现出来，把想要说的而又无法言说的东西表达出来。这就是文学，这就是小说。事实上不是哲学理论而正是文学艺术能够最清晰地表现人类生活的真实性、生命状态的复杂性和情感意识的可能性。是在表现生活的情境中体现意义，还是在表达意义的前提下展示生活；是生活包含着思想，还是思想创造了生活。这是文学艺术的基本问题，是好作品与差作品的最重要的界线。我们从真正的小说里见到的应该是我们的世界，而不是关于这个世界的表述；应该是我们的生活，而不是关于这种生活的说明。

　　《红楼梦》这样的经典之作，我们能够感到它的精妙、绝妙、微妙，但却很难说清楚它到底有多好，就像咖啡的味道一样。古人有个词儿叫“拍案惊奇”，所表达的应该就是一种可以意会而难以言说的感觉。用维特根斯坦的话说，就是“正是在语言中，期待和满足发生接触”。维特根斯坦很少讲文学问题，但在文学和艺术问题上，他的“未曾言说理论”无处不在。应该说，“无法言说”的表达和“未曾言说”的阅读，与文学艺术的创作者、欣赏者和评论者都有密切关系，而联系这三者的是一种贯穿物质实践的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以人类共同“生活形式”解释“未曾言说”与文学艺术的关系，用共同“生活形式”说明了我们能够被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打动、受其感染并从中获得启示的原因。他触及到文学艺术的大问题。难怪人们会说他是诗人、作曲家、剧作家和小说家心目中的哲学家，称他的哲学是离文学最近的哲学。

　　1951年4月，维特根斯坦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篇作品。当医生告诉他，他也许只能再活几天时，维特根斯坦大声说：“好极了！”两天后，维特根斯坦离世。一个充满传奇和智慧的生命结束了。他留给后人的是他的思想创造，和他尚未解开的无尽的思想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