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净铅华唯余真

归舍听夜雨 69厘米×70厘米 2010年

造像发愿文残石拓片题跋（之一） 68厘米×47厘米 2011年

造浮图石龛发愿文残石拓片题跋 68厘米×46厘米 2011年

太华奇观 138厘米×70厘米 2010年

　　赖非，石刻考古学家、书法理论家、书法家、篆刻家。1953年生，山东邹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考古系，1978年至1983年先后任职于山东省博物馆、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后调入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工作至今，任业务研究室主任、研究员。作为山东大学、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兼职教授、山东艺术学院美术学硕士生导师、兰州大学宗教研究所研究员、山东省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赖非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相继出版了《云峰刻石调查与研究》、《山东新出土古玺印(并释)》、《齐鲁碑刻墓志研究》、《书法环境—类型学》等学术著作9种，发表论文100余篇，独立或参与编辑、注释、校勘各类资料集32种。

　　一

　　“云峰刻石”是清代以来对山东半岛云峰山、大基山、天柱山、玲珑山北朝摩崖刻字的总称。四山共有北魏刻石40种，北齐刻石5种，作为我国文化史上鲜见的一组大型文字石刻群，被清代学者誉为魏碑书法三大宝库之一。然而，由于扬帖抑碑、独尊“二王”的积习，使得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长期受到冷遇。北宋赵明诚虽有著录，但并未引起后人重视，复沉寂山林数百年。直到清代乾嘉之际，碑学之风大盛，刻石才得以重现于世，为众多金石学家、书法家们所推崇，著录、研究者趋之若鹜。前人在碑文摹写、文字考释、人物考证、史事辨析、资料甄别、价值评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其研究思想和方法，主要还是金石学的老套路。由于时代局限，从未对群刻作系统而综合的分析考察。始于上世纪80年代的“云峰刻石”研究，则彻底走出了旧的金石学模式。

　　1983年秋至1986年春，赖非参加“云峰刻石”的调查、传拓、整理与研究工作。“一件石刻是一个特定的文化事物，一群石刻则是一种特定的文化意识。”由郑道昭主持镌刻的40处摩崖刻石，虽然是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和背景下的产物，但这一庞大的石刻群却像一篇文章佳作，有精心的遣词选句与谋篇布局。单篇刻石既各自独立，彼此间又存在着密切关系。赖非等人对群刻的分组采用了类型学方法，根据作品各不相同的笔画形态特征，结合每一组刻石的时间、内容、镌刻位置等相关信息作综合分析，把45种作品分成了5组(即5类)。分析的结果是，只有一组是当时(北魏永平年间)的刺史郑道昭的作品，另外四组则出自他的僚属或其他人(如道士)之手。这个结论纠正了自宋代以来金石书法界广为流传的关于云峰刻石的错误观点。全面贯彻了现代田野考古学的理论与思想，为其后来倡导的“石刻考古学”的建立，走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金石学之所以被现代考古学取代，不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过时或无味，而在于金石学理论与方法的落后。如何在石刻研究中淘汰落后意识，使之尽快发展成为独立完整的学科，是摆在今天从事石刻研究的人面前的重大课题。”自80年代以来，从云峰刻石调查到汉碑资料的汇集，再到北朝刻经的研究等一系列课题，赖非一直关注、思考，并在实践中努力探索切实可行的路子。

　　“流传下来的石刻作品大都是零散的、孤立的个体，然而当时它们的出现，却是作为一个特定的文化事物的组合件存在的。眼前的残碑断石背后，还有什么内容？反映了什么意识？体现着怎样的文化精神？”面对着一件件风格迥异的石刻书法作品，赖非首先想到的是它们之间是什么关系，在书法史上占有什么位置，进而又想到书法史的元素、组成、结构……“我喜欢古人的东西，也乐于看今人的作品，但却不愿亦步亦趋地跟着人家学。于是，我找来那些有影响的古今书论，企望能在那里寻求到关于笔法真谛的陈述和书法发展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赖非用了3年时间，把中国古今书论的主要内容研读一遍，也就是从这时，他开始真正思考书法理论方面的问题。

　　二

　　受考古类型学启发，1985年春，赖非在总结以往做法的基础上，在“洛阳魏碑研讨会”上提出“对书法作品可以根据笔画形态特征进行类型分析，来确定其演变渊流，进而研究作品相互关系”的观点。他的意图是想听专家学者对建立“书法类型学”的反响，可这一提法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笼统说来，现代考古学包括‘地层学’和‘类型学’两方面内容：地层学是科学地获得考古资料的方法论，利用它可以正确地判断考古资料的相对年代；类型学是归纳、分析考古资料的方法论，利用它可以认识各种物品之间的关系。这样就把历史上的任何一件物品确定在一个时空框架内了。”反复思量后，赖非意识到，书法类型分析法要想成为一门科学的方法论，仅有作品的演变渊流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没有作品的时间概念是不科学的。于是，他尝试着从作品存在的时代背景出发，去分析、归纳作品类型，把作品类型和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与时代背景挂起钩来。

　　这样，1989年赖非撰写了《汉代通俗隶书》和《汉代书法分期》，以后又陆续完成了《魏晋南北朝书法类型

　　探》、《魏晋南北朝书法分期》和《北朝后期的书法复古现象》等文章。可等文章付梓后，赖非又感觉这种用时代背景解释书法的方法，实在有些形而上学。“这是因为，时代背景的观察是平面的、不分层次的，它是不能运转的。所以我们还必须考虑找到与书法类型可以互补，既是有机的、又是对应的范畴。只有找到了这个‘轮子’，书史研究理论‘大车’的框架才会完整，我们构思的理论方法‘模型’才能建立并运转起来。”赖非苦苦地思索着……

　　后来赖非受到文化环境学的启发，想到了“书法环境”这一动态范畴。“书法背景是静态的，书法环境却是有机的、分层次的、发展的。从书法形成的过程上看，书法是环境的对象和产物，从书法存在上看，书法又是环境的部分。所以，对书法家和书法作品的了解，只有到其产生的环境里才能得到最后解释。”此时，赖非的理论方法“大车”的另一只“轮子”——“书法环境学”也算找到了。把它们整合起来后，就是现在的“书法环境——类型学”。

　　“真正的理论不是对客观事实的简单记录，也不是朴素经验的直观描述，更不是各种知识的‘拼盘’。尽管理论有层次高低的区别，但只要称之为理论，就必须具有实证意义的逻辑结构。”赖非表示，利用“书法环境——类型学”对书法史展开研究，既可了解书法史上任何一个时间横断面的内容及其关系，又可观察书法史上所有作品在时间纵向延续过程中产生的作用和结果。“透过现象的表层揭示新的未知数，去认识书法史上的各种事物与现象，阐明书法史上曾经发生的重大问题及关系，这是我的美好愿景。”赖非说。

　　三

　　对古代石刻和书法理论的研究，是赖非书法创作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源泉，他一直认为，没有学识支撑，书法可能只是一种技艺的操作。山东的摩崖刻经历来被尊称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而且是多种书体融会贯通的经典之作。赖非长期浸淫其中，他继承了北朝时期雄浑、峻厚的书法精髓，字里行间蕴藏着摧石断金的内力。在书法结构上，融入了摩崖石刻的自然、洒脱和奇逸，作品中涌动着一种气势磅礴的张力。

　　日前，赖非的隶书《大集经》获第六届“泰山文艺奖”书法类作品一等奖。观其作品，线条平铺直叙，没有大起大落，笔墨清淡、典雅，儒者之风扑面而来。“无论生活还是创作，我都喜欢直来直去，追求本真，简单、宁静和平淡是我一生的追求。”平淡中方见真性情。30多年来，赖非一直行走在田野之中，就像一个个散落在名山大川中的摩崖刻石一样，与天地厮守，与历史耳语。他默默地以人格贴近自然天籁，以静悟道，将自我真实地表现在宣纸之上，于平淡中见旷达，宁静中见真实。

　　“历史在演进，但是书法追求的内核不变。这个内核是‘我在想什么’，它关注的是人本身。”赖非表示，书法是他一直在寻找的表达自我的方式，但是

　　目前为止，字上的“赖非”还不完全是他心目中的“赖非”。“因为书法形式上的东西虽已被发掘，但形而上的世界正待开掘，那是看得见摸不着，想得起来又不知道在哪里，意境极其深远的领域，正是这些东西，几千年来在吸引着无数人求索。”

　　汉字书法为中国独创的表现艺术，被誉为“无言的诗，无行的舞，无图的画，无声的乐”。赖非认为唯有把书法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在艺术上才能达到极致。30多年来，他致力于书学理论与方法论的研究，并于2003年出版《书法环境——类型学》，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反响。“我觉得一个人总要为社会做点事儿，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做成哪一件事都是不容易的。做学问的人坐的是冷板凳，我的老师个个都是如此。”人类总是在对过去的总结中，发现问题，不断进步的。作为一个文化学者，赖非表示，在有生之年他会把自己从古人那里体悟到的精华梳理出来，传达给后来之人。“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也是一份文化担当。就像堆积木一样，我不知道摆到哪天会垮掉，也不知几时会出现高峰，我现在做的就是努力把每一块积木都摆好。”赖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