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文嘉：喀布尔的星空

　　[加]冯文嘉　　

　　她采访过无数家人不知去向的家庭，报道过至少有26名女性被害的“皮克顿惊天血案”，还全程播报了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等众多世界性新闻。随后她去了阿富汗，在那个陌生又危险的国家做战地采访时，她不幸遭“塔利班”武装分子劫持，被关押于不见天日的地牢中。面对这些以绑架为营生的匪徒，她别无选择，只好隐藏起自己的敌意。她将悲伤与绝望深埋心底，开始与绑匪缔结情谊……在28天的囚禁生活中，身为记者的她，更敏锐地从一个侧面，窥见了这个国家里的真实与荒诞。

　　一

　　我被按倒在车里，脸朝上躺着。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的心怦怦直跳。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状况，只知道头顶有一管卡拉什尼科夫突击步枪指着我。汽车后部除了我还有两个男人，前面驾驶座上还有一个人。我戴着一块黑色的头巾，每次我壮着胆子走进阿富汗的大街小巷时，总会用它遮住脸。那两个身穿黑衣的男人想用这块头巾把我蒙起来。我奋力反抗，却无济于事。他们用我的相机包压着我的脸，试图将我隐藏起来。如此一来，若是他们从难民营飞驰而出后遇上警察，也可以蒙混过关。我想方设法从头巾底下往窗外看，想知道自己要去哪里。

　　突然间，我发现自己在流血，那蓝黄相间的印花克米兹上满是大块的血迹。大量的鲜血从我的右肩和右手涌了出来。其中一个穿黑衣服的男人(高个子的那个)在讲电话。他说话很大声，语速非常快，而电话那头的人则用普什图语大声回答着他。普什图语是阿富汗南部的方言。我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是我确定，大事不妙了。

　　“你叫什么名字？”打电话的男人问我。

　　“梅丽莎。”我回答道。接着他要看我的护照，我不愿意，他便开始搜身。护照在我远足裤左边的口袋里，我摸索着找了出来，交给了他。

　　“加拿大人？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

　　“不是。我是加拿大人。”我回答道。这时我的肩膀又渗出了一股鲜血，但我并未感到疼痛。

　　那个男人又打了一通电话。在那一连串的普什图语中，我听到了“加拿大”这个词。

　　我抬头看到了汽车的门把，本能地伸出右手想打开车门。却不料，一只破破烂烂的皮鞋抽在了我的手上，打得我生疼。另一个头发卷曲的男人指了指他那带着血迹的刀，怒睁着黑色的眼睛，紧紧地盯着我，对我喊道：“不许动！”

　　“我们要去哪里？”我问道。

　　“快到了，还有十分钟。”

　　十分钟前，我正在喀布尔东北部相对安全的查拉希-卡姆巴难民营工作。我的翻译舒库尔和我是在2008年10月12日到达那儿的。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早晨，我的工作是采访那些从战火弥漫的坎大哈和阿富汗南部其他省份逃离出来的难民。

　　二

　　10月11日，我从坎大哈机场飞到了喀布尔。坎大哈是加拿大在南部的军事行动的驻扎地，也是我再次报道阿富汗战事的地方。作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一名记者，我大多时候都在写加拿大人的故事，因此能有机会再游阿富汗让我感到非常兴奋。国内记者很少能有机会体验战地报道，所以我决定竭尽所能做出最好的报道。一年前我第一次到阿富汗采访，当时便被这个国家和我所遇到的阿富汗人深深迷住了，于是我希望能有机会再次报道他们的故事。在过去几个月中，南方的战事愈演愈烈，坎大哈、埃尔芒和乌鲁兹甘的数千民众不得不逃离家乡，在北方相对安全的地方建立临时避难所。喀布尔城郊的难民营就是其中一个。

　　那天早上我到难民营的时候，将近十一点，天气热得让人无法忍受。空气中弥漫着难民营内敞开式下水道散发出的恶臭。

　　我们只在那儿待了一个小时。舒库尔带我在城里走动时总是非常小心，因为他知道，阿富汗对于外国人来说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我尽可能地融入环境，低调行事，头上也总是戴着头巾。我们采访了几户刚搬到难民营的家庭。在一间临时避难所的外面，一位妇女告诉了我们她的经历。在一次自杀性爆炸事件中，她失去了丈夫、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现在她和剩下的孩子们，三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以及一只狗一起窝在这里。她说她大概四十岁(阿富汗人不过生日)，可是那张布满皱纹的棕色脸庞看起来却足有六十岁。不过她的眼睛很和善，笑容也很温柔。走的时候我忍不住塞给了她几百阿富汗尼。

　　另外一户来自坎大哈省的家庭有六七人，也和她们一起挤在那小小的空间里。我走的时候那十五六个人正围坐在一小团火周围，等着吃火上那一小锅白米饭。那大概就是他们一整天的食物了。那时的我根本想不到，白米饭对我来说，竟也会成为奢侈至极的东西。

　　采访结束后，舒库尔和我无意中遇到了来难民营访问的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的专员。联合国对这儿的居民提供了一些援助，然而阿富汗和邻国巴基斯坦的难民情况却日益严重。成千上万的平民因战争而流离失所。我们当下便准备去一趟UNHCR办公室，和负责人谈谈难民们面临的困境。联合国的车开走后，我们便准备回到舒库尔的白色丰田花冠里。他的弟弟正在难民营出口处等着我们，那天他是我们的司机。

　　太阳毒辣辣地烤着，我迫切地希望赶紧出发。对联合国的采访将会使这次的报道更为丰富。然后我们还要去位于喀布尔市中心的一所学校，那是专门为因战争而变成孤儿的孩子们开设的，加拿大国际发展署(CIDA)为其提供了部分资助。今天够忙的了。我只在喀布尔待三天，却要写四篇报道，时间非常紧迫。

　　“真是太好了。”我对舒库尔说。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向难民营外走去。他拿着我们采访时用的小数码相机，我拿着相机包和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背包。一切都非常顺利。几乎没有西方记者来过这个难民营，因此我挖到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就在这时，一辆蓝色轿车从难民营入口向我们急速驶来，呼啸着停在我们面前，扬起了很多尘土。三个拿着武器的男人下了车，拿枪指着我们，其中最矮的那个抓住了我，用力将我的头往车里塞。“舒库尔！”我一边挣扎一边尖叫，出于本能，我伸出右手一拳砸在他的鼻子上。我看到了刀尾发出的闪光，然后感到有什么东西刺进了我的肩膀。我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但我一点儿也没感到疼痛，也并不担心我自己，而是害怕他们会杀掉舒库尔。我看到一个男人拿枪指着他，而他则用手臂挡着头。我紧紧地闭着眼睛，害怕听到那可怕的枪声。

　　三

　　“舒库尔！”就在被推进车后座时，我大声地喊着，“打电话给保罗！不要报警！”

　　车飞速开走了，车后又扬起了一阵尘土。透过后窗我看到舒库尔正拼命沿着土路跑着，肩上仍旧背着照相机。那几个男人用枪托将我的头压到他们脚边，我继续挣扎着，胡乱挥舞着拳头。车厢里混合着汽油与汗水的味道。我试着抬头，想看清他们的脸，但其中一个人用我的黑头巾盖住了我的脸，另一个则单脚踩在我的背上，不容我动弹。

　　“待着别动。”高个子男人说着，一脚踢在我脸上。他穿着一双满是灰尘的黑色皮鞋，后跟都磨平了，穿在脚上就像拖鞋一样。

　　两个男人开始翻我的背包，里面并没有多少东西。

　　“这是什么？”高个子男人从包里抓出几根电线，问道。

　　“你们是谁？要带我去哪里？”我一把扯下盖在脸上的头巾，问道。

　　“我不会杀你，”他回答道，“我是塔利班。”

　　上帝啊！这太糟了！真的太糟了！我们考虑过被塔利班绑架的可能性，每次外出采访前都会做很多准备工作，但从不相信会真的发生。

　　“我们现在去哪里？”

　　“不要说话。”

　　他的电话响了，于是把脚从我的背上拿了下来。我略微直了直腰。我听到电话那头传来了焦急而大声的普什图语。那男人偷偷看着窗外，大概是在看警察设的路障。司机不断地换挡，踩油门，猛踩刹车，我感到汽车在不停地转弯，加速。那个穿着黑色长衬衫的高个子男人一直朝着司机大喊大叫。

　　那两个男人继续翻着我的东西。他们打开了我放粉饼与口红的红色小盒子，然后粗暴地将其扔回了背包。接着又抽出了我的笔记本和一个AA　型电池盒，里面装着无线电。我的相机包里没放什么，只有一个镜头盖和几节电池。我很庆幸自己将大多数东西都留在了喀布尔的塞蕾娜酒店，尤其是我从加拿大带来的几千美金，那是用来支付舒库尔的工资以及其他费用的救命钱。

　　　(《喀布尔的星空》[加]冯文嘉/著，刘宸含/译，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