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历史鞠躬——王春瑜散文》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2月04日14:24 来源：中国作家网 王春瑜

　　作者简介：

　　王春瑜，江苏建湖人，1937年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197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历史，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明朝宦官》(以上合著)，《“土地庙”随笔》、《明朝酒文化》、《明清史散论》、《古今集》、《交谊志》、《老牛堂随笔》、《牛屋杂俎》、《喘息的年轮》、《飘泊古今天地间》、《续封神》等。主编过《中国反贪史》、《康熙政风录》、《古本聊斋》、《新编三言、二拍丛书》、《中国经营文化丛书》、《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京华学者随笔丛书》、《古今掌故》、《南腔北调丛书》等。

　　目录

　　谁说没有蒙汗药

　　别了，两种文化至上论2

　　朱元璋的人神之变5

　　蒙汗药之谜 9

　　蒙汗药续考14

　　说神童17

　　再说神童20

　　一点红丹判贞洁23

　　缅铃趣谈25

　　江湖隐语知多少27

　　明武宗与蚺蛇30

　　皇帝与毒药32

　　论“吃他娘……”35

　　书神之吼41

　　奇书一瞥43

　　论“焦大故居”45

　　论苍蝇·蚊子·丁香·木香·“三陪”48

　　撒向帐中都是爱50

　　说性爱描写53

　　醉酒诗55

　　酒色财气沾不得？57

　　无妻杀人当奈何61

　　韧性万岁62

　　一盆铁线草64

　　牛屋书抄67

　　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71

　　“清官确系不祥之物”74

　　人是地行仙76

　　新编《水浒传》人物语录79

　　居高声自远82

　　真相 84

　　仍然要重视农战史研究86

　　如此马鸣风萧萧

　　别了，“马鸣风萧萧”90

　　马桶与文化92

　　说称呼95

　　“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98

　　“天地君亲妻”101

　　鼾声今古谈103

　　药名闲话105

　　话腰带109

　　闲话猪脬112

　　合肥宰相与乐山太阳114

　　饱含血泪的《四禽言》117

　　别了，《兔园策》120

　　说“三味”122

　　针拨白内障始于何时124

　　土匪诗126

　　闲章解读129

　　装修记131

　　附录：装修岂止是咬人的狗133

　　我的经典选编观136

　　吴江《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研究》书后139

　　向历史鞠躬143

　　吉羊无车马144

　　多情依旧是青山

　　采石情思148

　　多情依旧是青山152

　　“飞帖”迎春154

　　草鞋情思156

　　卖糖时节忆吹箫160

　　藏书百态163

　　无读不丈夫165

　　《逃难记》逃难记168

　　有福方读书170

　　书桌平静又一年173

　　春夜寂寞思杜鹃176

　　喜闻杜鹃声178

　　蝈蝈声声秋梦回180

　　留得枯荷听雨声183

　　又是秋深蟹肥时185

　　喜听甲骨文歌   187

　　大慈寺谈往       190

　　又见五谷树       192

　　送你一枝合欢花194

　　读茉莉花 

　　197

　　说虎201

　　打虎英雄谱       204

　　壮哉，伏虎妇孺207

　　请饮一杯屠苏酒210

　　“头脑酒”与“头脑汤”212

　　中餐启示录       215

　　螺蛳经     217

　　养得雄鸡作凤看        220

　　秀屿碧水情      222

　　穷证        224

　　三峡情思 227

　　“青灯有味似儿时”   231

　　台北闻琴 233

　　国庆与家庆       235

　　怅望永宁古卫城238

　　但愿常做成都客241

　　难忘风雨故人来

　　何当共剪西窗烛244

　　廷福学长，英魂来归……   248

　　风筝·白毛女     252

　　我意独怜才  255

　　阿Q的先辈与后辈259

　　赛金花异闻  263

　　沈右揆与黛玉葬花图      267

　　且看梁门立雪人    270

　　桂海才人老厌儒    273

　　吴虞与娇寓  275

　　吴梅与鲜灵芝、蕙娘 277

　　江楼犹存人何在    280

　　还珠楼主轶事       282

　　忆周予同教授       285

　　再谈陈守实教授   290

　　忆赵景深教授       292

　　庙门灯火时  295

　　怀念刘北汜先生    297

　　读古人临终诗词    300

　　藏书泪303

　　我若暴富     305

　　辋川胜境梦里寻    308

　　病榻漫言      310

　　非梦闲录      315

　　“城隍庙”随笔      319

　　恰似高山流水长    324

　　难忘风雨故人来    336

　　凄凉一面缘  340

　　文坛耆老仰高风    343

　　一枝一叶总关情 347

　　难忘启蒙师  350

　　睿智生幽默  354

　　孔子墓前三鞠躬    356

　　谁说没有蒙汗药

　　别了，两种文化至上论

　　本年秋，北京召开过“东方文化与21世纪国际研讨会”，笔者有幸应邀赴会。时正中秋，会议主持人及与会学者，晚宴碰杯时，自然互致节日的祝福。这使我浮想联翩，想到了月亮与东西方文化的关系。

　　20世纪20年代初期，某些在美国接受西方文明洗礼的中国留学生，刚刚喝了一点儿洋墨水便昏昏然，“不知今昔是何年”，完全拜倒在西方文化脚下，觉得以儒学为代表的东方文化已经腐朽、没落，应全盘否定，从而主张中国全盘西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言论，即有人宣称“月亮还是美国的圆”。这种论调，后来成了西方文化至上论的代名词。与这种论调针锋相对的，是以儒学为核心的老资格的国粹主义者、东方文化至上论者，认为东方文化好得不得了，“半部《论语》即可治天下”，甚至说“世界文明之精华，无出佛经之右者”，西方的科学成就如原子学说、飞船，在中国的《老子》《墨经》里早就有了，无足称奇。直到20世纪80年代，在我“中华古国古”的齐鲁大地，某学会的章程上有一条，“批评孔子者不得入会”；有人宣称，孔子比任何圣哲都伟大，他的“仁者爱人”四个字，可以领导全人类的精神世界，传之万世；不久前，更有名教授公开预言，下一个世纪，西方文化将全面衰落，东方文化将在世界上占主导地位，并形象地用“西方不亮东方亮”概括，一时间沸沸扬扬，让一部分习惯目光向后的冬烘及天真烂漫的青年，大感扬眉吐气，手舞足蹈，不亦快哉。如果仍用月亮象征文化，实际上他们认为月亮还是东方的圆。但是，他们忘记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至末期被西方列强坐着军舰，在大炮轰鸣声中杀进国门，逞凶肆虐，不也正是表明了，儒学——主导“天朝”的意识形态，已腐朽得不堪一击么？令人心惊的亚洲金融风暴，不也充分暴露了东方文化中家长式专制主义、裙带风之类的劣根性么？而当今仍然十分严峻的反腐败形势，更尖锐地揭示，传统文化中封建官僚政治的产物——官本位意识，仍然是滋生腐败分子的温床，严重妨碍着“四化”大业。

　　但尽管如此，我们毕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儒学体系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强调不断调整人与自然关系、力求社会和谐发展，这对中国及东、西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精神文明的建设，都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此仅聊举一例也。

　　月亮究竟是哪儿的圆？从本质上说，也就是东、西方文化孰优论。我觉得，还是借用宋代文豪苏东坡《水调歌头》中的一句词“月有阴晴圆缺”来表述，比较恰当。

　　西方文化是资产阶级差不多花了五百年的时间，经过反复较量，战胜了封建地主阶级发展起来的，拥有最先进的科技及相应的社会结构，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诚然，它也有难以克服的令世人可厌、可畏、可恨的劣根性。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一个主权国家南斯拉夫的狂轰滥炸，用导弹袭击我驻南大使馆，人们记忆犹新；在我看来不啻是梦呓的用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世界导弹防护网来保护美国及其盟国的美国决策者们，完全不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贝“人定胜天”，结果恐怖分子在美国的蓝天下，易如反掌地制造了纽约、华盛顿的大爆炸大惨案，事先美国中央情报局竟一无所知，这正是西方文化存在着巨大黑洞的最好证明。但是，我们不能由此断定西方文化已经穷途末路，“美帝国主义”成了连麻雀也吓不倒的稻草人、纸老虎。不，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不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而是日出日落、潮涨潮退，依然活蹦乱跳，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东西方文化，互有长短，彼此应当取长补短。20世纪的历史已经证明，新的世纪还将证明，两种文化至上论都是历史的残梦。新的世纪已经来临。让我们告别两种文化至上论，高声吟哦“月有阴晴圆缺”，面对历史，走向未来，和平共处，创造辉煌。

　　新千年国耻日于牛屋

　　朱元璋的人神之变

　　皇帝是人不是神，这是常识。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皇帝却被人为地神化，贻害无穷。考察皇帝的人神之变，有助于我们对封建专制主义认识的深化。

　　就拿明太祖朱元璋来说吧。本来他家穷得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几乎连裤子也穿不上，是个讨饭的困难户。朱元璋小时为混口饭吃，只好替大户人家放牛，后来干脆到皇觉寺这座庙里当小和尚苦度光阴，是再恓惶不过的小民百姓了！可是，等到他率领一帮子穷哥们儿，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参加红巾军造反，推翻了元朝，一个筋斗翻到天上，一屁股坐到大明王朝的第一把交椅上，当上了开国皇帝后，很快就被人大大神化起来。常言道：“泥菩萨越涂越亮，老母猪越吹越壮。”据明朝嘉靖年间王文禄写的《龙兴慈记》这本书记载，明朝初年就掀起了造神运动，一会儿说朱元璋离开娘胎时，“屋上红光烛天”，皇觉寺和尚看了大吃一惊，以为是失火了，第二天才知道是朱元璋出世；一会儿说朱元璋当了小和尚后，不知道是患了多动症，还是别的臭毛病作怪，经常捅娄子，当家和尚忍无可忍，下令把他捆起来，丢在台阶下。没想到朱元璋居然作了一首诗，大声念道：“天为罗帐地为毡，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其实，这时候的朱元璋，斗大的字也不识几个，怎能作诗？不过是造神的吹鼓手编造的牛皮而已。甘蔗越嚼越甜，神话越编越玄。又说朱元璋当放牛娃时，人小胆大，公然杀掉一条小牛，煮熟吃了，却把牛尾巴插在地上，骗主人说：“地上突然裂了一条缝，小牛陷进去了！”主人拔牛尾巴，结果尾巴陷在地中，主人深信不疑。更神的是，朱元璋当上小和尚后，在庙里打扫卫生，用扫帚敲敲伽蓝像，说：“缩脚！让我扫地。”伽蓝立刻就把脚缩起来。老鼠啃了佛像前的蜡烛，朱元璋大怒，责怪保驾护航的护法神伽蓝光受香火不管事，在他的背上写了“发去三千里”几个字，夜里老和尚梦见伽蓝来辞行，说：“当今新皇上发配我三千里。”老和尚第二天早上，见伽蓝背上有字，追问朱元璋，朱元璋说：“我是开玩笑的。现在我把伽蓝放了！”晚上，老和尚又梦见伽蓝来道谢，感谢朱元璋的宽大发落。同样神乎其神的是，当时江淮大地上流言四起，盛传要接新天子，朱元璋好奇，也站在一块倒在地上的石碑趺石龟背上眺望远方，石龟居然向前爬了十几步！如此等等。不断涂、不断吹的结果，朱元璋也就由人变成神，成了人间活菩萨，并且越来越亮、越来越壮。

　　皇帝被神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成了龙：穿着绣有张牙舞爪金龙的袍子，叫龙袍；坐的刻上龙的椅子叫龙椅；皇帝哈哈一乐，叫龙颜大悦；皇帝绷紧老脸，叫龙颜大怒；皇帝见阎王老子去了，叫龙驭上宾；甚至干脆把朝廷就叫做龙廷。虽然，把皇帝与龙画上等号的把戏，秦汉就开始了，但这套把戏耍得最熟练、达到登峰造极水平的，还是明清两朝的皇帝。

　　说不尽的朱元璋。他坐了龙廷后，曾亲自写了一篇《周颠仙人传》①，把一个疯和尚周颠，说得比济公活佛还神。以后打九江、攻安庆，周颠要风得风、说胜就胜，简直是诸葛亮第二。更叫人惊奇的是，十多年后，朱元璋害了热病，差点儿死了，后来吃了周颠仙和叫天眼尊者的道士送来的药，服下去，当晚病就好了。您瞧，这多神，多灵！皇帝的话是一句顶一万句的，何况他亲自写的文章？朱元璋的文章一发表，周仙人的名字就家喻户晓了。而很快另一个神话又沸沸扬扬传开了：说朱元璋生病，派人到匡庐天池山顶上找到周颠仙，要他遍查天上二十八星宿的办公室，都有人，只有一个星宿的屋子是空无一人，有条蛟龙，耷拉着头，无精打采，还流着血。周颠仙说：“此世主也。”①，也就是说这是朱元璋，原来人家是天上的蛟龙下凡的！明清皇帝虽不同，但是无人不称龙。故宫太和殿里形形色色的龙，一共有多少？恐怕谁也数不清！据不完全统计，太和殿内外的龙纹、龙雕等各种各样的龙，约有一万三千八百四十四条之多，群龙飞舞，真让人眼花缭乱。而每当皇帝上朝时，乐声大作，香烟袅袅，万岁之声，不绝于耳。这一切都显示，皇帝是真龙天子，是神不是人！

　　但是，一切神都是人造的幻影，何况区区皇帝。什么龙裔凤胄，龙子龙孙，都是扯淡。常言道：“皇帝也是人养的。”一样的肉眼凡胎，一样的七情六欲。与常人不同的是，他们手中握有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而且绝对不容分割，总想把家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重复做着秦始皇的千年皇帝梦。为此，他们不惜制造冤狱，株连九族，切人头如切西瓜。朱元璋在明朝初年，为纠正元末社会积弊，不惜矫枉过正，实行恐怖政策，大搞法外法，滥施酷刑，剥皮、抽筋、钩肠、火烙、水煮、凌迟——也就是千刀万剐，无所不用其极。而朱元璋的“炮打功臣楼”，把开国元勋、功臣宿将几乎一巴掌全打下去，更尽人皆知矣，呜呼！

　　皇帝是人不是神，大江东去，浪淘尽多少皇帝。1962年，随着溥仪的被特赦，重新结婚成家，初步治好了少年时就阳痿、多少年不能过夫妻生活的宿疾，开始过一个普通人的正常生活，可以说给历代皇帝的造神运动，画上了句号。尽管后来在特定的历史年代里，又死水微澜，沉渣泛起，但不过是历史的残梦而已，终究不成气候。

　　2001年2月9日于方庄老牛堂

　　蒙汗药之谜

　　“那妇人那曾去切肉？只虚转一遭，便出来拍手叫道：‘倒也！倒也！’那两个公人只见天旋地转，噤了口，望后扑地便倒。……只听得笑道：‘着了！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的洗脚水！”——这是我国古典小说《水浒传》中“母夜叉孟州道卖药酒”里一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这位自称老娘的，就是绰号“母夜叉”的孙二娘；她沾沾自喜的“洗脚水”，不是别的，正是我们在《水浒传》和其他一些古典小说中常常见到的蒙汗药。你看，押送武松的那两个鸟公人，吃了孙二娘下了蒙汗药的酒，顷刻间便被麻醉得死猪一般了。

　　遥忆童年，读了《水浒传》这段故事，不禁对如此神奇的“洗脚水”，在大为惊叹之余，浮想联翩：世界上到底有没有这种药？它是什么药物组成的呢？这一直是我的心头之谜。后来，当我长大成人并成了史学工作者后，才知道我当年的心头之谜，实在也是“余生也晚”。原来，古人对蒙汗药早就有过怀疑、研究，力图解开其谜底。他们的辛勤劳动，是十分可贵的。

　　史籍中对蒙汗药一词，早有记载。明中叶郎瑛写道：“小说家尝言：蒙汗药人食之昏腾麻死，后复有药解活，予则以为妄也。昨读周草窗《癸辛杂志》云，回回国有药名押不庐者，土人采之，每以少许磨酒饮人，则通身麻痹而死，至三日少以别药投之即活，御院中亦储之，以备不虞。又《齐东野语》亦载，草乌末同一草食之即死，三日后亦活也。又《桂海虞衡志》载，曼陀罗花，盗采花为末，置人饮食中，即皆醉也。据是，则蒙汗药非妄。”①   这里，郎瑛虽然未能指出蒙汗药到底是何物，但他根据史籍，举出押不庐、草乌末、曼陀罗花三种具有麻醉性能的药草，断言蒙汗药绝非小说家的虚妄之谈，结论弥足珍贵。且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三种药草吧。

　　押不庐，李时珍根据《癸辛杂志》，曾予著录：指出这是一种草，麻醉的效果，虽“加以刀斧亦不知”。草乌末，顾名思义，是草乌的末。草乌，是当代中药温里药中常用的药物。经化学分析，它含有乌头碱、新乌头碱及次乌头碱等，而乌头碱对人体的各种神经末梢及中枢有先兴奋后麻痹的作用。明初朱【相】　【肃】等所撰的《普齐方》中，即载有用于麻醉的“草乌散”。曼陀罗花，是茄科一年生草本植物曼陀罗等的花冠，在明代又名风茄、山茄子，今天中医的处方用名，称为洋金花、风茄花。这种花为什么叫曼陀罗花呢？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解释说：“《法华经》言：‘佛说法时，天雨曼陀罗花。’……曼陀罗，梵言杂色也。”显然，曼陀罗花是从印度传入我国的。但是，系何时传入？有待考证。据我所知，史籍中最早记载曼陀罗花的，似为北宋周师厚在元丰初年写成的《洛阳花木记》②。此书在“草花”类中，载有曼陀罗花、千叶曼陀罗花、层台曼陀罗花三种，但并未指出此花的特性。那么，首先记载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性能的书，是哪一部呢？前述郎瑛《七修类稿》曾引南宋范成大著《桂海虞衡志》的一段有关记载。但查《古今逸史》、《知不足斋丛书》等收录的《桂海虞衡志》，均无此段记载。看来，如果不是郎瑛别有所据，就是他搞错了。成书比《桂海虞衡志》稍晚的史籍，则有明确的记载。如周去非谓：“广西曼陀罗花，遍生原野。大叶百花，结实如茄子，而遍生小刺，乃药人草也。盗贼采乾而末之，以置人饮食，使人醉闷，则挈箧而趋。”①   这种用曼陀罗花末做麻药，使人食之不省人事，然后窃其财物的行径，堪称开《水浒传》中十字坡下张青、孙二娘夫妇所干勾当的先河。由此我们不难断定，令人感到扑朔迷离的蒙汗药，原来就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实际上，南宋建炎年间窦材在论及“睡圣散”这一药方时，即已明确记载谓：“人难忍艾火灸痛，肥此即昏不知痛，亦不伤人，山茄花(即曼陀罗花)、火麻花(即大麻)共为末，每服三钱，小儿只一钱，一服后即昏睡。”②可见至迟在南宋，用曼陀罗花作为麻醉药，已普遍应用于外伤等各科。大概也正因为这种麻药十分普及，曼陀罗花的麻醉性能人皆知之，而且“遍生原野”，所以绿林豪客们才信手采撷，制成蒙汗药，经营他们的特种买卖。

　　上述文献记载，已为当代的科学实验所证实。江、浙、沪、藏等地研究中药麻醉的大夫，根据《水浒传》所载蒙汗药的线索，经反复试验，终于发现“蒙汗药”的主要成分，正是曼陀罗花。经分析，它含有莨菪碱、东莨菪碱及少许阿托品。1970年7月8日，江苏省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首次把以曼陀罗花为主药的中药麻醉汤剂，成功地应用于临床，实践证明，麻醉效果是好的。古老的蒙汗药，重放异彩，造福于人类，令人振奋。

　　但至此，蒙汗药之谜也只能说是解开了一半。因为从《水浒传》的描写看来，当张青把两个麻倒的公人扶起后，“孙二娘便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这种解药，不可谓不灵！那么，这种解药，又是用什么草药制成的呢？可惜史籍上并无明确记载。但是，北宋时期杰出的科学家沈括，在论述中草药不同部位的药性与疗效时，曾说到坐拿“能蒙人，食其心则醒”①。这就是说，吃了坐拿的叶子能使人昏迷，但吃了它的心，又可以使人苏醒。而据明代初年朱【相】　【肃】等所撰《普齐方》载，在举行骨科手术时，病人服用坐拿草、曼陀罗花各五钱，即不知痛。如此看来，坐拿草与曼陀罗花一样，具有麻醉性能。那么，如果服用坐拿草的心，是否对服用曼陀罗花做麻醉的人，具有催醒作用呢？谨质疑，并提请医药界研究。搞中药麻醉的同志，为了找到曼陀罗花的解药，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并已取得重大成果。1972年，国内已经人工合成了毒扁豆碱【毒扁豆碱是毒扁豆种子的有效成分，又称依色林(Eserium)】。以曼陀罗花为主要成分的中药麻醉手术后的病人，“用毒扁豆碱静脉注射，一般经过十分钟左右，就能达到完全清醒”②。看来，毒扁豆是当代蒙汗药的解药。但是，古代蒙汗药的解药是不是毒扁豆？不得而知。听说，医药界曾打算组织有关人员到山东梁山地区民间采访，以搞清《水浒传》时代蒙汗药的解药。在我看来，即使去了，恐怕也未必能得到什么结果。因为《水浒传》毕竟是小说，更何况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梁山地区与《水浒传》的关系，实际上并不大。写到这里，不禁想起《广西志》的这一段记载：“曼陀罗人食之则颠闷、软弱，急用水喷面，乃解。”③——“急用水喷面”，也许不失为古代蒙汗药最原始、最土的“解药”吧？

　　常言道：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古代某些西方国家，并不懂得麻醉药；在施行手术时，为使病人暂昏迷，只好用棍棒打头，或者放血。对比之下，很早就懂得用曼陀罗花之类做麻药的我国古代先民，生病动手术时，真不啻独享如天之福了。庄子曰：“大盗亦有道。”就张青、孙二娘之流用蒙汗药蒙人而论，可谓小盗亦有道，被窃者难哭笑。这当然是第一个发现曼陀罗花具有麻醉性能者所未曾料及的。

　　1978年春于复旦大学

　　第六教工宿舍74号

　　蒙汗药续考

　　蒙汗药，是用曼陀罗花制成的；这个结论，应当说确切无误。《水浒传》中多次描写蒙汗药，但没有一次不是写下药时，均撒入酒中，使药性发作得更快。这种描写是有充分客观依据的。早在北宋年间，司马光即记载：“杜杞字伟长，为湖南转运副使。五溪蛮反，杞以金帛官爵诱出之，因为设宴，饮以曼陀罗酒，昏醉，尽杀之，凡数千人。因立大宋平蛮碑，自拟马伏波，上疏论功。朝廷劾其弃信专杀之状，既而舍之，官至天章阁待制。”①杜杞诱杀造反的少数民族达数千人之多，卑鄙、残忍至极。但杜杞施展阴谋的武器，不是别的，正是“曼陀罗酒”，也就是蒙汗药。一次下药，竟使数千人昏醉而身首异处，于此不难看出宋代从官府到民间，使用蒙汗药成风，采、制曼陀罗花的规模之大也就可想而知。

　　直至明代，此风仍盛而不衰。从郎瑛的《七修类稿》记载可知，蒙汗药将人麻翻的故事，化为小说家言，流传更广，也更神奇。明代史料中，对曼陀罗花入酒或他物中，人食后的麻醉性能，时有记载。如，“用风茄为末，投酒中，饮之，即睡去，须酒气尽乃寤。风茄产广西，土人谓之颠茄。”②风茄即曼陀罗花也。又如，杨循吉载谓：“以曼陀罗煮鸭，日食则痴。”①再如，沈德符写道：“嘉靖末年，海内宴安，士大夫富厚者以治园亭、教歌舞之隙，间及古玩。……吴门新都诸市骨董者，如幻人之化黄龙，如板桥三娘子之变驴，又如宜县夷民改换人肢体面目。其称贵公子、大富人者，日饮蒙汗药，而甘之若饴矣。”②这里，沈德符是从批判富豪生活的奢靡、无聊这个角度，谈到蒙汗药的；蒙汗一词，成了人们口头上颇为流行的贬义语。这条史实也正是“蒙汗药”在明代风行天下的一个证据。

　　在清代，“拍花”术盛行。所谓“拍花，即以迷药绝于行道之人，使其昏迷不醒，攘夺财物也”③。其实，又岂止是攘夺财物！更可恶的是，以此述毒害、贩卖儿童，虽“天子脚下”的京城也不能免。有首题作《拍花》的诗写道：“拍花扰害遍京城，药末迷人在意行。多少儿童藏户内，可怜散馆众先生。”④这使人为之瞠目的“迷药”，除威灵仙、精刺豆制成药末，能将人弄得“麻木不仁”、不省人事外，曼陀罗花更是施拍花术的歹徒们，炮制“迷药”的重要原料。这对曼陀罗花来说，也真可谓明花暗投，插在贼窝上了。

　　从文献记载来看，“蒙汗药”的解药究竟是什么呢？明末清初的方以智写道：“魏二韩御史治一贼，供称：威灵仙、天茄花、精刺豆，人饮则迷，蓝汁可解。”⑤天茄花，与风茄花一样，应是曼陀罗花的别称。据此条记载可知，蓝汁，能够解“蒙汗药”。明代的谢肇淛，曾转述宋人洪迈的《夷坚志》所载谓：“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虫，诸药试之皆不死。时方治蓝，以蓝汁浇之，即化为水。然蓝不独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杀诸虫。”①“蓝”既能解百毒，解“蒙汗药”之毒，当然也就无足称奇了。

　　1982年8月12日

　　说神童

　　近年来海外一家杂志，批评国人崇奉国粹的种种现象，其中之一，就是宣传神童。我认为这个批评切中时弊。

　　神童一词，妇孺皆知。在我们的报刊、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介中，不时能看到、听到关于各种神童的消息：三岁识字、四岁画画、五岁作文、十岁上大学……不一而足。语曰：“人生识字忧患始”，要是读一些史书，恐怕更难免忧从中来。我对于不时出现的对神童的报道、渲染，即心窃忧之。何以故？答曰：早慧未必成大器，艳说神童，有可能使人坠入封建文化的迷雾之中。

　　中国历史上的神童，可谓多矣，对此，台湾学者写了一部专书。不可否认，有的儿童确实是聪慧过人的，据《梁书·刘孝绰传》载，孝绰“七岁能属文”，这自然有点儿稀奇了，但他的舅舅是位大官，经常带着他在亲友处卖弄，“号曰神童”，则纯属拔高，多此一举。尤有甚者，唐宋两朝科举有童子科，赴举者称应试神童。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召试神童蔡伯俙，让他对对联，朗读真宗的诗作，居然被授予“秘书省正字”的官职，这一年，蔡伯俙才三岁。由于他有宋真宗赐予的“三岁奇童出盛时”的诗一首，成了护身符，从此一直做官，到八十岁退休时竟已食禄七十余年。若问此人对国家的贡献，对不起，“寂无所传”①，毫无建树。

　　有些儿童，往往在某一点上，显示出特殊才能，但其他方面，则与常人无异。如果家庭、社会引导得法，可能在长大成人后，成为人才；如果引导不得法，加上其他一些因素，不但不成材，甚至会先聪后愚，成为笑柄。明代万历年间的孙庾，吴江人，童年时很聪敏，善于做对联，如：“莺梭柳线，织成一段春光；雁字云笺，写出几行秋意。”确实很美。但是，对联做得好，不过是对联做得好而已，人们竟交口称颂，“皆以大物期之”，以为他长大后会成为有成就的大人物。结果怎么样？孙庾成人后竟愚不可及，“人皆笑其痴”②，索性都叫他孙痴了。

　　去年春天，报纸上曾揭露河南有个青年农民，号称神童，出版了《弃九速算法》一书，但一查，不对了，原来是抄袭他人成果的骗子。这种招摇撞骗的“神童”，实在也是古已有之。明末的江南，更是不乏其人。当时，专门有人教儿童学书大字、背几首诗，其他皆茫然不知，然后到处打着神童的旗号，所谓写字作诗，出入官府，官吏们夸上几句，就成了逢人便炫耀的资本，身价也就高了起来，以致“累月而至千金”。无怪乎明末思想家黄宗羲把这些神童，列为晚明社会病态的七怪之一，痛斥上述教育法，是“以教猢狲禽虫之法，教其童子，使之作伪，将奚事而不伪”③。

　　实践出真知。学海无涯苦作舟。从历史上看，那些有大成就的学问家，有的固然儿时聪敏，但也有的儿时愚钝，他们的成功之道，关键在于能几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在书海中不知疲倦地航行，并注重社会实践、科学实践，才成为一代英才。仅凭小聪明、神童而成大器者，一个也没有。有句老话说：十岁的神童，二十岁的才子，三十岁的老而不死。这是对仅靠一点儿天资颖慧吃饭而不成气候的神童、才子的嘲讽，语虽辛辣，却一针见血。

　　我以为，我们的新闻工具，应当尽量少宣传甚至不宣传神童。在人才的造就上，顾炎武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应当永远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1987年3月5日

　　再说神童

　　去年春天，我写过一篇《说神童》①，后来，陆续读了一些港、台及海外有关神童的资料，很受启迪，有些想法，拟再议一番。

　　先介绍一个洋“神童”的故事：美国一位年轻读者，翻阅旧报时偶然发现一篇关于“神童”的报道，一个三岁小孩，能正确无误地读完整张报纸。消息传出后，前往访问者络绎不绝，目睹该童的表演，无不稀奇。但曾几何时，就再不见有关这位“神童”的报道。这位记者掐指算来，当年的三岁小儿，现在已届不惑之年了。好奇心驱使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找到这位“神童”，发现他不过是一位普通的工程师，并无大的建树。耐人寻味的是，此人无限感慨地说：“如果当年不是被人称为神童，备受世人青睐，以致精神上受到很大压力，今天，也许我已是个杰出的学者、教授了，我毕生最大的愿望是跻身学术研究，要那些虚名作甚？”这位洋“神童”的结局，使人联想起王安石的名文《伤仲永》。仲永五岁时诗写得不错，被视为奇才，但在亲友的怂恿下，其父经常让他在众人面前做表演，成了摇钱树。到了十二三岁，仲永便完全成了毫无才气的庸人，连他当年红得发紫时作的诗都忘得一干二净，昔日的颖慧，早丢到爪哇国去了。

　　这些故事，真让人感到悲哀。唯其如此，香港李沛先生在去年4月8日《明报》上谈神童的文章，题目就叫《神童的悲哀》。这些故事，比起传播媒介对形形色色“神童”的喝彩、称羡，无疑是煞风景的事，有时却也振聋发聩。因为人们的悲哀之处，正是在于“神童”的种种煞风景，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李沛先生的文章中，还介绍了这样一件事：美国某大学一位物理教授，曾获得诺贝尔奖。几年前，他找了七八位“神童”，组成少年班，给他们“开小灶”，悉心培养。这些“神童”都是十三四岁至十六岁的中学生，除数学成绩突出外，其他功课平平。在少年班上，他们专修物理、数学，三四年后，这方面的成绩的确优异。但毕业后，虽然校方大力推荐，却没有一所大学肯接受他们当研究生。何以故？搞科研必须有广泛的知识，仅靠数理优秀是难以胜任的。唯其如此，有关方面指出，这些“神童”们要么就从大学一年级开始补课，要么就只好做普通工作，连那位著名的物理教授，也颇受同行学者的非议云云。我国也有少年班。特殊培养的成效如何，笔者未做调查，不便置评。但几年前，我在上海跟某大学一位物理教师聊起此事，他是很不以为然的。此人现在在美国某大学教物理。回想他不以为然的理由，大体上与著名数学家陈省身教授相同，这也是“英雄所见”之一例吧。陈教授前年冬在香港接受《明报》记者采访时，曾语重心长地告诫说：“对任何一位青少年所取得的成绩，都不应作过多宣传，例如‘天才少年’‘神童’等等，这都是有害无益的。每一门学问要取得成功，有如马拉松赛跑，要经过长距离的比试，即使你在前面一段领先，也不等于最后能第一个到达终点。”这些话，发人深思。

　　我国历史悠久，各种史籍上关于“神童”的记载，不绝如缕。这些“神童”，究竟有哪些根本性的特点呢？台湾学者张大春经过深入研究后，在《小时了了些什么？》一文中，概括“中国式神童的三昧真火”是：“一、和长辈辩难、顶嘴，理直气壮而且不饶人。二、有特殊才艺表现的都是神仙下凡或者和鬼魅有来往。三、所谓才艺，不外乎背诗诵文、写诗作文，其他的五谷六畜可以一概不分，反正孔夫子都能说‘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的话，神童又何必去和农家的‘野孩子’抢饭碗？”

　　如此看来，这些传统的“神童”，对国家、社会实在并无大的用处。至于某些“神童”的第二昧“真火”，分明是骗子伎俩，不值一哂。

　　我以为：“神童”，并非家、国之祥瑞也。

　　1988年8月

　　一点红丹判贞洁

　　蜥蜴，又名龙子、山龙子、泉龙、石蜴、猪婆蛇、守宫等，能在水中游。有的书上，将它与捕食苍蝇的壁虎——又名蝎虎——混为一谈，是错误的。壁虎，顾名思义，善在壁上行，但一入水，即动弹不得，很快小命休矣。蜥蜴的那一大串名字，以龙子、守宫最为奥妙。据说，此物能够吐雹，可以求雨，故得龙子的美誉。每逢大旱之年，人们以大瓮贮水，插柳枝，让蜥蜴在瓮中游来游去，青衣小儿则环绕大瓮，连声呼叫：“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降雨滂沱，放汝归去。”求雨的结果如何，姑且不论，有时却因求雨太急，闹出大笑话。宋代熙宁中，京师久旱，开封府下令城内坊巷寺观，赶快求雨，百姓急忙到处捕捉蜥蜴，仓促间哪里能找到很多？无奈，往往以形状与蜥蜴相似的壁虎代替。但可怜的壁虎入水即死，求雨重任，顿成泡影，以致小儿们改了求雨词，唱道：“冤苦冤苦，我是蝎虎。似恁昏昏，怎得甘雨！”①真是令人好笑。

　　蜥蜴的命运，被人和宫女联系在一起，下场比壁虎更惨，但却博得守宫的美名，为骚人墨客津津乐道。据说，早在秦汉时，“守宫以器养之，食以丹砂，满七斤，捣治万杵，以点女人体，终生不灭。若有房室之专则灭矣，可以防闲淫逸，故谓之守宫也。”①如此看来，守宫本来是民间流行的桎梏女性的方法。不知何时，此法被引进宫廷，晋人张华《博物志》记载：“取蜥蜴以草脂和朱砂食之，待体赤捣膏以点宫人之臂，则终身不灭，遇男合即灭，故曰守宫。”《墨客挥犀》甚至谓“以其能守钥，能知宫人有异志淫心者，则吐血污衣”，未免太神乎其神了。古代诗人咏守宫者不少，明代成化年间的汤胤【责】【力】所作“素腕守宫”一诗，深沉真挚，值得一读：“惟解秦宫一粒丹，记时容易守时难。鸳鸯梦断肠堪冷，蜥蜴魂消血未干。榴子色分金钏晓，茜花光映玉鞴寒。何时试卷香罗袖，笑语东风仔细看。”②此诗大有李商隐风致，难能可贵。

　　不过，李时珍对“守宫”的贞洁卫士之性能，表示怀疑，说：“大抵不真，恐别有术，今不传矣。”真相究竟如何？看来只要动物学家做些实验，是不难水落石出的，说不定还能有其他的发现。质之动物学家，不知然否？

　　1989年11月于八角北里

　　缅铃趣谈

　　读过古典小说《金瓶梅》的人，大概都会对那一大包稀奇古怪的淫器感到纳闷，诸如缅铃、颤音娇、美女相思套之类，不知究为何物？不才友人中有位著名历史学家，博古通今，人称“张八流”——意即比“三教九流”还高一流，经这位大哥指点，我在笔记、野史中仔细爬梳，终于弄清部分淫器的来龙去脉。这里先说缅铃，供读者谈助。

　　据明朝嘉靖年间的大学者杨慎所著《滇程记》记载，“缅铃，相传鹏精也。”据说，鹏性淫毒，一出，诸牝悉避去。甚至于对人类也敢于“动手动脚”，“遇蛮妇辄啄而求合”。土人充分利用鹏的这种习性，扎个草人，披上红衣，并簪花其上，远远看去，俨然是位美人迎风而立。鹏见之，淫性大发，对草人“嬲之不置，精溢其上”。土人将鹏之精液采下，“裹以重金”，大仅如豆，嵌于男子之势，房事时，妇人“得气愈劲”。此物土人不外售，有求之者，颇费周章后，方能觅得，故世间流传甚少。物以稀为贵。于是滇省有人造假缅铃出售，但瞒不过行家。真缅铃“不摇自鸣”，而假缅铃需摇后方能跳动。万历时做过福建左布政使的徐应秋，见多识广，在所著《玉芝堂谈荟》中，也谈过缅铃，不过比杨慎所述稍大，谓大如龙眼，“得热气而自动不休”。徐应秋的记载，颇有助于我们了解西门庆这位沉湎于脂粉堆里的怪杰，为什么对缅铃是那样宝爱了。

　　清代，缅铃仍在流行。清初的历史学家谈迁，在他的名著《枣林杂俎》中集，也曾写过缅铃，但取材于《滇程记》。乾嘉时的考据家赵翼，记述他归田后，有人曾携一缅铃前来求售，大如龙眼，四周无缝，因不知真假，便将缅铃握于手中，“稍得暖气则铃自动，切切如有声”，而置于几案则止，无怪乎赵老先生惊叹此“亦一奇也”。

　　行文至此，想来读者对缅铃的用途，已经心领神会。但是，此物为何称作缅铃？仍然无有着落。其实，你如果翻翻赵翼的《檐曝杂记》卷三，就立刻明白了：“缅地有淫鸟，其精可助房中术，有得淋于石者，以铜裹之如铃，谓之缅铃。”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不知当今之世，尚有收藏缅铃者否？

　　1990年6月于京西八角村

　　江湖隐语知多少

　　近日有幸与文化大学的明史专家吴智和先生，在王阳明故里余姚龙泉山上的茶馆里一边品茗，一边说文谈史，纵论古今。他告诉我，在理发店听理发师们的交谈，虽懂其语，但根本不知道这种话的涵义，因此实际上完全不懂他们究竟在说什么。显然，这些理发师说的是行话——其理发行业间流行的特殊用语，行业之外的人，听来只能莫名其妙。

　　古人通称此类行话为“市语”。明人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五载谓：“《辍耕录》言：杭州人好为隐语，以欺外方，如物不坚致曰‘憨大’，暗换易物曰‘搠包儿’，麁蠢人曰‘杓子’，朴实曰‘艮头’”；并进而指出，“乃今三百六十行，各有市语，不相通用，仓促聆之，竟不知为何等语也。有曰四平市语者，以一为忆多娇，二为耳边风，三为散秋香，四为思乡马……小为消黎花，大为朵朵云，老为落梅风。”这里的从一到十，尚有一点规律可寻，即一与忆、二与耳、三与散、四与思等谐音；而大与朵朵云，老与落梅风，用一句上海话来说，毫不搭界，只能使外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这些隐语对社会生活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各省地讳的出现，可谓典型的例证。不少人在日常交谈中，称畿辅曰响马，陕西曰豹，山西曰瓜，山东曰侉，河南曰驴，江南曰蟹，浙及徽州曰盐豆，浙又曰呆，江西曰腊鸡，福建曰癞，四川曰鼠，湖广曰干鱼，两广曰蛇，云贵曰象①。奇怪的是，当时人说到自己籍贯时，“各以讳相嘲”，如攻击四川人是耗子、福建人是癞子等等，实在不雅，但仍旧风行天下，真是不可思议。有些食品也被冠以隐语，最有趣的是称熏猪耳朵为“俏冤家”②，不知从何说起，真让人忍俊不禁。

　　市民中的隐语，无非是故弄玄虚，让人听不懂，除了做生意需要，含有一定的保密作用外，至多骗一点儿钱，并无特别险恶用心。例如，清初艾纳道人的《豆棚闲话》第十则，就曾描写一个叫强舍的苏州闲汉，对山西人马才“连篇的打起市语，叽里咕噜，好似新来营头朋友打番话的一般，弄得马才两眼瞪天，不知什么来历”，不料被人揭穿，什么好处也未得到。而另一种隐语，即江湖黑话，往往是盗匪、秘密组织专用的语言，是为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甚至是为杀人越货服务的，这就与市语有着根本的区别。简言之，黑话，乃黑社会成员中讲的特种话也。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不会忘记十字坡下开人肉馒头店的母夜叉孙二娘语录：“由你奸似鬼，吃了老娘洗脚水！”此“洗脚水”不是别的，正是动辄将人麻翻、把身上的肉割下，化为包子馅的蒙汗药。区区“洗脚水”，是典型的江湖黑话。《水浒传》名人鲁智深，见友人时常常“剪拂”，这也是句黑话，即下拜之意。近读《江湖切要》，对明清黑话几乎无所不包，且令人神鬼莫测，颇感惊异。此书是清初康熙五十二年自称“八闽后学东海卓亭子”记录并订正的，当时有未付梓，不得而知，我见到的，是清末光绪十年吟杏山馆刻本的晒蓝本。开卷有诗，曰：“我家田地在江湖，不用耕兮不用锄。说话未完苗已秀，再谈几句便收租。”寥寥四句，不啻是江湖宣言。细读全文，大部分是流行于明朝的江湖黑话，少部分是清初黑话。凡天文、地理、时令、官职、亲戚、人物、店铺、工匠、经纪、医药、星卜、倡优、乞丐、盗贼、释道、身体、宫室、器用、文具、武备、乐律、舟器、章服、饮馔、珍宝、数礼、草木、五谷、百果、鸟兽、虫鱼、疾病、死生、人事等，无不黑话连篇。现举若干例了，以见一斑。市人：井通；贩子：不将人；典铺：兴朝阳；杂货店：推恳朝阳；茶：青老；清喉：木鬼；枝叶：木癸；白酒：水山；粥：稀汉；牛肉：春流；金：黄琴；银：硬底；卖假货：跳符恳；真货：宝赞。如此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江湖上称猪头曰纱帽，这不能说不是对官老爷的莫大讽刺；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黑社会原本就是蔑视公权、法纪的。

　　我们在阅读某些近代武侠小说时，常常对其中的江湖黑话感到惊异。实际上，较诸明清以来在社会上流传的江湖黑话，武侠小说所描绘的，不过是一小部分而已。

　　1991年10月8日于石景山区八角村

　　明武宗与蚺蛇

　　自封“威武大将军”的明武宗正德皇帝，虽然后妃成群，并把妓女弄进宫内，打得火热，但她们从未生下一男半女。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寡人有疾”，正德爷的那话儿失灵。据传武宗本来一切正常，问题出在“初年尝宿豹房，刘瑾等以蚺蛇油痿其阳”①。所谓豹房，是设在宫禁内的特种淫乐之所，内有番僧及教坊司乐人。蚺蛇，又名南蛇，据明朝伟大的药物学家李时珍说：“此蛇身大而行更纡徐、冉冉然也，故名。”②此蛇甚大，能绞杀人畜吞吐食之，说蚺蛇油能致人阳痿，看来是可信的。明人谢肇淛曾记载，嘉禾沈思孝被廷杖时，曾暗中吞食一粒蚺蛇胆，虽挨了数十棍，得以不死。沈思孝虽死里逃生，“而常以艰嗣为虑”，因为蚺蛇胆“性大寒，能痿阳道，令人无子”③。一直隔了二十多年，沈思孝始得一子，那是因为经过漫长岁月后，蚺蛇胆的药性已经完全丧失的缘故。如此看来，也许蚺蛇油与蚺蛇胆是一路货色。至于刘瑾为什么要下毒手使武宗绝后，也许是他有野心。据《明史·刘瑾传》记载，刘瑾被捕后，武宗亲自去抄他的家，抄出私刻的玉玺及龙袍等物，于此我们不难看出蛛丝马迹。

　　正德皇帝十四岁登基，三十岁驾崩，只当了十六年万岁爷。倘天假以年，他再活上四五载，也许能跟沈思孝一样，恢复生机，不致绝嗣。就此而论，区区蚺蛇竟使“威武大将军”的威风扫地以尽，武宗真是“此恨绵绵无绝期”了。

　　1990年8月24日上午于京西老牛堂

　　皇帝与毒药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皇帝与群臣的关系，是主奴关系。所谓“伴君如伴虎”，弄得不好，会被“虎”咬死。不少皇帝对大臣打屁股、砍头、剥皮、“炮打功臣楼”、株连九族，屡见不鲜；而某些帝王用毒药戕害官员，让臣下为他尝有毒之药，充当“试剂”，以保自己长生不老，同样令人切齿。

　　五代时，天下离乱，纪纲颓靡，帝王常命四川、广西等地进贡鸩鸟、蛇头、胡蔓藤、钩吻草等草药的毒汁，杀害胆敢有二心的大臣①。

　　直到清代，雍正皇帝仍在挖空心思地访求毒药及解毒之方，有关的朱批谕旨，至今还保存完好，堪称铁证。例如，雍正三年(1725)，他曾密谕广西巡抚李绂：“近闻贵州诸苗之中，狆苗之弩最毒。药有二种：一种草药，一种蛇药。草药虽毒，熬出两月后，即出气不灵。蛇药熬成，数年可用。单用蛇汁，其毒能止溃烂，仍有治蛇之药可医。更有一种蛮药，其名曰‘撒’，以此配入蛇汗敷箭，其毒遍处周流，殆不可治。闻此‘撒’药系毒树之汁，滴在石上凝结而成……其树颇少，得之亦难……尔等可着人密行访问此树，必令认明形状，尽行砍挖，无留遗迹。既有此树，亦应有解治之法。更加密密遍处访询，如有解毒之方，即便写明乘驿奏闻。”你看，雍正皇帝对毒药的兴趣，何其大也！民间流传雍正皇帝杀人用“血滴子”，历史文献并无记载，但看了上述雍正的密谕，就可知道，民间传闻并非空穴来风。联系到雍正在剪除政敌——包括其兄弟——时的心狠心辣，他访求毒药的目的，不言而喻。

　　没有一个帝王不想活到万岁千秋，这就给方士进各种丹药以邀宠开了方便之门。据王明清《挥麈余话》卷二记载，宋朝有个叫王定观的人，很有才学，政和末年，在朝中做官。一日，他忽然被召进宫内，宋徽宗赵佶说：“朕近来找到一位异人，能制丹砂，花了一年工夫，炼成一粒长生不老丹，色如紫金，你先吃下去，试试药性如何。”可怜王定观蒙在鼓里，以为皇帝如此信任自己，是莫大的恩宠，于是欢天喜地，立即取药吞下。不料才下咽便觉得“胸间烦躁之甚”，顷刻间竟“烟从口出”，“急扶归，已不救”，一命呜呼。

　　此类丹药，内含金石，其性燥热，毒性甚大，可谓不是毒药，胜似毒药。明穆宗朱载 服了此类丹药后，“阳物昼夜不仆，遂不能视朝”①，可见药性之烈，骇人耳目。朱载 健康日坏，自然是咎由自取，活该；而王定观则纯属宋徽宗的牺牲品，实在是个悲剧。

　　但这样的牺牲品，并非绝无仅有，名气最大的恐怕要数明朝大名鼎鼎的严嵩了。此公历来被视为奸相，近来有的学者主张为他翻案，这是学术问题，这里姑且不论。不过，当你读了他的一些奏疏后，是不能不摇头的。

　　嘉靖皇帝酷好神仙方术，荒淫无度，不断服用稀奇古怪的丹药，而事先往往让严嵩试服，严嵩便将服后的感觉，逐一上奏。请看嘉靖三十五年(1556)六月十日严嵩的奏疏：“伏蒙圣问服药一件，仰惟圣慈惓惓轸念，勉臣以大道难迂，天高地厚之恩……无任感激。臣昨岁八月服丹只五十粒，乃致遍身燥痒异常，不可以忍……至冬发为痔疾，痛下淤血二碗，其热始解……臣……惟一意尽忠报主，以祈天之佑而已，伏乞圣明俯察。”①

　　此时的严嵩，已是七十七岁高龄，身为内阁首辅，他不但没有力谏嘉靖皇帝的荒唐行径，反而感激涕零地念叨所谓“天高地厚之恩”，甘心身试丹药，因此，虽然付出了血的代价，终究不值得同情。

　　严嵩的身体素来很好，暮年仍颇顽健。时人曾记载，尽管他年已七旬，但“耳目聪明，步履轻健，颜色清和”②。显然，若非严嵩体质特好，恐怕早就由活“试剂”而成为死“试剂”了。然而，严嵩毕竟未得善终，被罢官、放逐，“乞食不得，放逐以死”③，落得个不光彩的结局。

　　1992年2月22日

　　论“吃他娘……”

　　三百多年前，中华大地遍地哀鸿，饿殍随处可见。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率兵进军河南后，受到广大饥民的热烈欢迎，儿童们高唱：“吃他娘，穿他娘，开了大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①这“吃他娘”三字，耐人寻味。译成今天的口语，即：“他娘的，吃吧！”或“吃他妈的！”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贫民刮起的一场大规模吃大户的真实吃照。事实上，民变队伍所到之处，把官府、豪绅的酒肉狂饮大嚼，甚至在攻克洛阳后，将福王朱常洵的血与鹿血掺在酒中，名“福禄酒”，开怀畅饮②。如此近乎恐怖的吃喝风，不能不说是对上层权贵及富豪穷奢极侈、大刮吃喝风的惩罚。

　　民谚有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皇帝富有四海，享尽人间美味，自不待言。而在皇权卵翼下官僚阶层的大吃大喝，同样令人瞠目。明中叶后，随着商业的繁荣、政治的腐败，官场吃喝风更是愈演愈烈。嘉靖时权相严嵩与其子严世蕃，不仅生活奢豪，日享珍馐百味，连尿壶都是金、银制成的。而且每当贪赃受贿满百万两，就大摆宴席以示庆祝。严嵩垮台后，从他家抄出的金酒杯、酒盂、酒缸的重量，不下一万七千余两①。严嵩被多数史家视为奸相，形象丑恶，而万历初年的名相张居正，被史学家公认为是一代政治家、改革家。然而，此公在大刮“吃喝风”方面，并不比严嵩之流逊色。其父病逝，他奉旨归葬时，坐着三十二人抬的豪华大轿，“所过州邑郡，牙盘上食，水陆过百品，居正犹以内无下箸处”②。饱食思淫欲，他因姬妾众多，生活荒淫无度，大吃补药、丹药；彼时肉食者将海狗肾奉为至宝，“宦青登莱者求之而不可得，真者价值六十金”③。刚好守海名将戚继光与张居正有谊，送给他不少海狗肾，致使“终以热发”“竟以此病亡”④。据说，张居正“死时皮体燥裂，如炙鱼然”⑤。真是目不忍睹，状极瘆人，堪为胡吃豪喝者戒！

　　权臣如此讲究吃喝，下属官吏自然竞相效尤。明代本来就官员冗滥，多如牛毛，吃喝风盛行的结果，导致厨师供不应求。成化以前，仅光禄寺即有厨役六千三百八十四名；成化十年(1475)，又添五百名；成化二十三年，太监山青又奏添一千名⑥，真乃何其多也！宣德四年(1429)，宣宗曾指出：“近闻大小官……沉酣终日，怠废政事”⑦。其后，京师六部十三道等官，更作长夜之饮⑧，真是夜以继日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宴客时“劝尽饮曰‘千岁’”⑨，“千岁”之声，不绝于耳。必须指出，有些地方的官宴，是摊派地方承办的，敲诈勒索，危害多端，小民不胜其扰，悲剧迭相发生。如：“南京有印差道长五人，与巡视京城道长俱与上、江二县(按：指上元县、江宁县)有统属，凡有宴席，皆是两县坊长管办，有一道长请同僚游山，适坡山一家当直，此时十三位道长，每一个马上要钱一吊，一吊者千钱也，总用钱一万三千矣，尚有轿夫抬扛人等，大率类是，虽厨子亦索重赂，若不与，或以不洁之物置汤中，则管办之人立遭谴责。且先吃午饭，方才坐席，乃至登山，又要攒盒添换等项，卖一房楼房，始克完事，不一月而其家荡然矣。继此县家定坊长一人自缢死，一人投水死。”①如此吃喝，简直与吃人无异。

　　吃喝风从官场吹向民间 ，败坏了社会风气。人们不仅越吃越讲究，排场也越来越大。嘉靖时文人何良俊曾谓：“余小时见人家请客，只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宾或新亲过门，则添虾蟹蚬蛤三四物，亦岁中不一二次也。今寻常燕会，动辄必用十肴，且水陆毕陈，或觅远方珍品，求以相胜……近一士夫请袁泽门，闻肴品计百余样。”②而搜求四方佳物，恨不得食尽天下珍馐的情形，时人谢肇淛的记述，最为生动：“穷山之珍，竭水之错，南方之蛎房，北方之熊掌，东海之鳆炙，西域之马奶，真昔人所谓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费，竭中家之产不能办也。”③屠宰牲畜，“多以惨酷取味，鹅鸭之属，皆以铁笼罩之，炙之以火，饮以椒浆，毛尽脱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驴羊之类，皆活割取其肉，有肉尽而未死者，冤楚之状，令人不忍见闻”④。如此虐待动物，人道、兽道皆荡然无存矣。从正德、嘉靖间开始，凡宴会都有乐队，并请专职厨子司其事⑤。而北京的筵席“以苏州厨包办者为尚，余皆绍兴厨人”①。这样，对烹调技术的要求，必须越来越高，口味越来越刁。明末的江南才子张岱，不仅尝遍四方风味，食时也极为考究。如吃蟹，“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蓏以谢桔、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兵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漱以兰雪茶”。明亡后，他结庐山中，布衣蔬食，回想当年吃蟹情景，不禁喟叹曰：“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②明末另一位著名才子冒襄，其妾董小宛不仅风姿绰约，是一代名姬，且为烹调好手，制小食品、甜食尤佳。董小宛谢世后，冒襄回忆与她的九年生活，痛心疾首地说：“余一生清福，九年占尽，九年折尽矣！”③张岱、冒襄，都是富室，家产丰厚。那么，小民百姓又如何？同样深受吃喝风影响。明人小说写普通商人蒋兴哥之妻三巧儿请薛婆子吃便饭，不过是两人共食，各种荤菜、素菜、果子，竟摆下十六碗之多④，可见一斑。不少人家连办丧事也“大设筵席，盛张鼓乐，广召亲室，多至十余日

　　，少亦不下五六日⑤。无怪乎时人有十贫十富之说，其中的“九要贫”，是“宴贵宾”⑥，不难想见，蚩蚩小民，哪里经得起权贵们蝗虫一样的大吃大喝？

　　社会风气败坏的另一个方面，是助长了送礼、“走后门”的歪风。万历时，南京文人周晖在除夕前一天外出访客，至内桥，见中城兵马司前手捧食品盒的人，挤满了道路，以致交通堵塞。何以故？原来“此中城各大家至兵马处送节物也”①。当然，对于位居要津的权贵们来说，食品盒又何足道哉！万历中，某侍郎收到了辽东都督李如松送来的人参，竟“重十六斤，形似小儿”②，如此奇珍，该又价值多少！《金瓶梅》第四十九回描写清河县提刑千户西门庆，为了跟蔡、宋二御史拉关系，请他俩赴宴，一桌酒席竟费了千两金银，真是挥金如土。

　　不过危害更大的方面，是吃喝风加速了政风的腐败。明代官俸最薄，《明史·食货六》有谓“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洪武二十五年(1392)，更定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品递减十三石，从三品二十六石；余递减，正七品从九品递减五斗，至五石止。自后虽历朝有些变化，但大体视此制为永制。成化初年，米一石折钞十一贯，是一石米仅值二三十钱。显然，如果让官们自掏腰包，那样大吃大喝，一桌饭足以使他们倾家荡产——当然，这还是指只靠俸金生活的清官而言，而有明一代，真正的清官，又有几人哉？再则，成天琢磨吃喝，醺醺然、昏昏然，还有多少心思从政！而有的封疆大吏，为了讨好皇帝，在吃喝上大做文章，更使政风日颓。如弘治时的丘濬，任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政绩尚佳，却挖空心思地制成一种饼，托宦官敬献孝宗，但制法却又保密，致使孝宗食后大喜，下令尚膳监仿制，司膳者做不出，俱被责。对此，连当时的宦官都看不惯，说：“以饮食……进上取宠……非宰相事也！”③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当吃喝风在明朝城乡的达官贵人、富商缙绅，甚至小康人家的餐桌上愈吹愈猛之际，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贫苦农民，又吃些什么呢？笔者在拙作《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①中指出：“如果以稀粥来划分中国的历史，两千年来，不过是大多数人尚有稀粥喝的时代。如果大多数人连稀粥也喝不上，不得不改变现存秩序，争取能再喝上稀粥的时代。”“倘若各种矛盾激化，人祸、天灾交织，农民连稀粥也喝不上，并吃尽了附近的树皮、草根，就会形成庞大的四处觅食的队伍，最终揭竿而起，烧毁‘酒肉臭’的‘朱门’，把皇帝也拉下马，直至在新的王朝中，再回到农村，慢慢安定下来，重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这是历代王朝唱的老调子，明朝不仅毫不例外，事实上更典型。最后，在饥民大军“吃他娘”的喧嚣声中，“忽喇喇似大厦倾”，大明王朝土崩瓦解了。

　　值得注意的是，吃喝风古虽有之，于今为烈。竟有人一桌饭菜花去三十五万元人民币，真是热昏。而官场吃喝风的蔓延，更使有识者深忧之。据悉，全国一年用公款请客吃喝的花费高达一千亿元人民币！愿三百多年前吃喝风的悲剧结局，使国人有所思有所悟。

　　不眠忧吃喝，此风何时息！

　　1993年冬于八角村

　　书神之吼

　　在承平时期，国人一向视书为圣物，敬之不暇。凡圣物最易神化，故书有书神，而旧时书商均供奉文昌帝君，大概认为这位司天下文教之命的尊神，直接领导书坊，自有许多方便处。不才儿时，即闻诸老人言，书神庄严，令人敬畏。惜肉眼凡胎，自今未能一睹法相。不过，稽诸史籍，有关书神的记载倒是历历在目，并发人深省。

　　明清之际的钱谦益是个学者，也是藏书家。但顺治七年(1650)冬，绛云楼的一场大火，将他多年购得的宋元刊本尽付劫灰。查慎行《人海记》谓：“绛云楼火作，见朱衣人无数，出入烟焰中，只字不存。”这个“朱衣人”，与其说是火神祝融的部下，还不如说是书神麾下的兵丁。何以故？读了下文，自然明白。

　　明末郑仲夔《耳新》卷六谓：“秦进士廷丞嗜学，每困场屋，因感愤，欲取平日所读书悉焚之。方简书，书忽作吼声，遂不复焚，攻苦如故。明年举于乡，又明年成进士。”“书忽作吼声”，颇堪玩味。分明是面对屡遭挫折便感绝望、公然企图烧书的懦儒，书神愤怒了，大吼一声，以警冥顽不学。

　　更耐人寻味的是，清初沈起凤《谐铎》卷十一谓：南京城钞库街有户人家的儿子某，他家世代读书，到了他这一代，因读书不能致富，便“下海”经商，将书本弃如敝帚。想不到一天夜里有个朱履方巾者自床后踱出，愤怒地说：“予书神也！自流寓汝家，蒙尔祖尔父，颇加青盼。不意留传至汝……为钱奴束缚，使予意气不扬，若不早脱腰缠，则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祸将及汝。莫悔！莫悔！”言毕而逝。某急起，秉烛四照，只有破书数卷，以钱串捆缚，弃置床头，恨书为祟，取火焚之。想不到烈焰起处，房屋、财产“回首相看已成灰”，后竟以贫死。显然，此书神又一次怒吼也。

　　由此不难看出，钱谦益有钱、有势、有书，但缺德、丧失民族气节，故“读尽诗书也枉然”，终遭书神严惩，落得个“纸船明烛照天烧”。当然，区区钱谦益又何足道哉。值得我们深思的，是那种厌学欲烧书，特别是“铜臭逼人，斯文沦丧”的现象。书神何在？与一切神一样，自然纯属子虚乌有。神话，归根结底，是拐了弯的人话。其中透露出的信息，应当是一目了然的：不读书，相信知识无用论，迟早必遭惩罚。眼下铜臭熏得时人醉，大量青少年弃学、失学，新华书店改成服装店、火锅城，安得有“书神”发雷霆之怒，连连大吼，振聋发聩，不亦快哉！

　　1994年12月9日于京西

　　奇书一瞥

　　时下书摊上，常见有的书赫然印上“奇书”两个大字；有的书更被特制成彩色海报，大书“千古奇书，不可不看”之类字眼，让你心跳。但一看书的内容，不对了，平淡无奇，味同嚼蜡。此辈之所以一再标出“奇书”云云，如同明朝一首小曲所形容的那样，不过是“一个个兔赵獐，一个个卖狗悬羊”而已。

　　当然，此类等而下之的书贾制造的奇特文化现象，决不等于说天下无奇书。管窥所及，就有好多种，现略举三种，聊备一格。

　　《胠箧秘诀》：又称《暴客阴符经》，明代万历年间江南大盗邱老四著。据明末学者徐复祚《花当阁丛谈》卷七记载，邱老四在江南作恶多端，后栖身江阴，白天佯为双瞽，为人算命，人皆不识其庐山真面目；夜则聚伙行劫。此盗从未失手，并安享天年，固然狡狯可想而知。但更重要的是，看来他很善于总结经验，并写出上述专书。这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强盗经。可惜此书已佚，要不很值得认真研究，以便以毒攻毒。

　　《杜骗新书》：本书的全称是《新刻江湖历览杜骗新书》，明万历浙江夔衷张应俞撰。夔衷是何地？我请专攻历史地理的专家查考，无结果。张应俞的生平也不得而知。此书原有万历刻本，国内极罕见，但在日本却很流行。三年前，我偶得此书复印本，曾策划整理重印，惜未果。所幸不久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孟昭连整理的《江湖奇闻杜骗新书》，现在我们读来就很方便了。本书奇就奇在：形象、真实地揭露了明朝中叶后光怪陆离的骗子及五花八门的骗人勾当。全书按照骗子的行为方式，分成二十四个门类，即脱剥骗、丢包骗、换银骗、诈哄骗、伪交骗、牙行骗、引赌骗、假银骗、妇人骗……真是洋洋大观，把骗子一个个揪到你面前示众。更难能可贵的是，张应俞在每则故事后面均写有评论，分析骗子的所用手法以及被骗者应当吸取的教训。此书与《胠箧秘诀》恰成鲜明的对比！正如作家爱伦堡所说，一边是庄严，一边是无耻。阅读此书，对于我们识别当今江湖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骗子，显然是很有帮助的。

　　《花间梦词记》：蜀人谢重开著，1934年上海喜怒用功社印行。这是一本流传甚少的书。全书分“高会”“求女”“三谪”“听歌”“酒会”“艳运”“病浮”七个部分，为古今谈词之书所仅见，如此分类、标题，便有几分怪诞。在“高会”中，作者写道：“每岁花朝，词灵大集花间，其人士集者：前辈屈原、宋玉、贾生、王粲、庾信；宾客庄生、司马相如、杜甫；府主李白；掌院前席刘禹锡，后席温飞卿；西苑韦庄，南苑冯延巳；录事赵崇祚……词境诸仙女、巫山女、长命女、薄命女、柳青娘、武媚娘……”然后写他们穿过历史的隧道，从天上人间飘然而至，谈词论道，有欢悦、有感慨、有愤懑、有悲歌。上海有句话说：“东搭西搭，七搭八搭。”谢重开的这种“七搭八搭”的功夫，令我称奇：想象奇特瑰丽，而并未越出词境。需知，如“搭”得不好，就会像另一句上海话所形容的那样，是“瞎七搭八”，徒增笑柄。

　　上述三种书，书名上并未标出“奇书”之类字眼，但至少在不才看来，确有奇特之处。可见，书之奇，在内而不在外也。

　　1995年1月17日于老牛堂

　　论“焦大故居”

　　焦大何许人也？读过《红楼梦》的人都知道，此人是贾府的一名老奴才，成天骂骂咧咧，对老主子的接班人颇不满，把他们玩小叔子、爬灰之类的老底都抖出来，虽然鲁迅翁说他是“贾府的屈原”，满腹牢骚都是“不得帮忙的不平”，但贾府的新一代，谁也不欣赏他的耿耿忠心，赏给他的竟是塞了一嘴马粪，真是太委屈了这位“焦屈原”了！然而，焦大一朝忽然似乎抖起来了，竟然有了“焦大故居”，这岂不新鲜？可惜，这不过是纸上谈兵而已——早几年，剧作家黄宗江忽然心血来潮，请当时还健在的红学家俞平伯给他题“焦大故居”四字，俞老还真的写了。我想，这不过是黄宗江寻开心，制造一个开玩笑的小掌故而已。尽人皆知，焦大乃文学巨匠曹雪芹笔下的艺术形象，乌有乡中人物，自然谈不上故居之类。倘有好事之徒，真的在什么地方造起一座焦大故居，那不过是公然造假，自欺欺人，招摇撞骗而已。

　　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神州大地，怪事迭出。怪现象之一，便是假文物、假名胜成风，无以名之，不妨叫做“焦大故居现象”，想来应无不妥。其中比较突出的事，莫过于湖南石门夹山的伪闯王陵。

　　伪者，假也。尽人皆知，闯王是明末农民军领袖，后来成了大顺朝皇帝李自成的绰号。经过几代史学家特别是明清史专家们的研究、考证，认定李自成确实在1645年5月在今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牛迹岭为地方反动武装杀死，因而这里有李自成墓，后来由郭沫若题签，并在此基础上修建闯王陵。1988年，国务院已公布闯王陵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是对历史作出的庄严的交代，是非常正确也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石门一些人士却把传说当成信史，把推理小说的创作手法引进史学领域，说李自成未遭地主阶级的团练杀害，而是跑到夹山出家当了和尚，退居幕后，继续指挥部下作战。这种奇谈，根本不值明末清初史专家们一哂，因为迄今为止，他们拿不出一条能经得起科学检验的历史依据。什么奉天玉和尚、梅花诗、“奉天玉诏”的铜牌之类，根本无法与李自成画等号。

　　当然，编造李自成出家为僧的故事由来已久，乾隆年间就开始。这实在也是封建帮闲文人的惯伎，老谱常被袭用。例如，唐代农民大起义领袖黄巢，明明死于泰山下的虎狼谷，可到了宋代，便有人制造谎言，说他“遁免后祝发为浮屠”，还居然“有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问，独倚危阑看落晖。”说的如此有鼻子有眼，遂蒙蔽了一些人。但是，毕竟骗不了行家。当时的学者赵与时指出：“殊不知此乃以元微之智师诗窜易磔裂，合二为一，元集可考也。其一云：四十年前马上飞，功名藏尽拥禅衣。石榴园下擒生处，独自闲行独自归。其二云：三陷思明三突围，铁衣抛尽纳禅衣。天津桥上无人识，闲凭阑干望落晖。”①这就揭穿了老底，没人再信了。又如，元末农民大起义将领李二(绰号“芝麻李”)，明明在1352年秋，被元军俘后杀害于雄州(今河北雄县)。可到了明中叶，却有人编造故事，说他当了头陀僧，还在永固河上留连亭题诗，说什么“……固知今日由天定，方信当年漫自劳。英雄每每无常在，战袍着尽又方袍”①。这仍然是黄巢出家的旧把戏而已。“方信当年漫自劳”，真是可圈可点，无非借李二的嘴，宣扬天命有归的老调，向朱明王朝献媚。诸如此类编造的结果，农民军领袖被统治阶级逼死或杀死的血腥气，是一丝也闻不到了！这不是替封建主子帮闲，又是什么呢？

　　当然，时代不同了，而今石门某些人士把奉天玉和尚与李自成拉郎配，目的只有一个：替石门开一致富之门，招徕游客，只要袋里钱掏下，管它历史真与假！于是，所谓的闯王陵，便成了黄金台。但是，他们忘了我们老祖宗不知说过多少遍的金玉良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歪曲历史真相，建伪闯王陵，使游客——特别是青少年浑淘淘，只能是歪门邪道。无怪乎不久前中央电视台的“东方时空”，播出《“棒槌”岂能成“针”》的专题片，尖锐揭露了石门的这种造假文物牟利的行为，受到了学术界、文化界的好评。好就好在：经济领域在坚决打假，文化领域也应打假！“焦大故居现象”固应休矣，报刊上不时披露的那种沽名钓誉的冒牌学者、鼠窃狗偷的文化骗子之类，也都应置于打假之列。这对于建设精神文明，应当是很重要的。时下正忙于秋收。人们希望收获金色的谷穗、透红的高粱，而不是貌似谷穗的狗尾巴草。这难道还有疑义吗？

　　1995年8月4日于老牛堂，10月9日小改

　　论苍蝇·蚊子·丁香·木香·“三陪”

　　前几年，台湾当局允许大陆籍同胞回乡探亲，但又作出种种限制，如不准行政公职人员返乡之类，颇不近人情。著名物理学家、研究院院长吴大猷老先生闻后笑曰：奇怪，既然允许苍蝇飞出去，为什么不让蚊子飞出去？当然，此是吴老戏言也，也许不失为对台湾当局不合理政策的讥评。不过，细想起来，此老所语，实有所本。早在十几年前，我们不是常常听到这样的教导吗：改革开放，随着国门的打开，苍蝇、蚊子也飞进来了，资本主义腐朽的东西乘虚而入，我们必须警惕，要清除精神污染，云云。于是，有些人把社会上一些消极、阴暗面，都归结为从西方飞进来的苍蝇、蚊子一类，其实，这至少也是一种误解，“错把家乡作他乡”。现聊举两例。其一，假货。西方固然至今也确有卖假货坑人的，但资格绝对没有我堂堂中土的骗子老。以南宋杭州为例，卖假货成风，上当受骗者不知凡几。有个卖养脾丸的李郎中，在店前树起大幅广告，上写：“不使丁香木香合则天诛地灭”，表明他的丸药绝对是用丁香、木香合成的，如此信誓旦旦，谁能不信？但是，此公因醉溺死后，其妻改嫁，终于泄露天机：丁香、木香是李郎中的两个丫鬟的名字，“先夫专委之修合”①。原来如此！他的养脾丸中，哪有什么丁香、木香这样好的药材？离杭州不远的华亭(今松江)，所售之酒，掺水之多，简单令人目瞪口呆。当时有人作《行香子》嘲曰：“浙右华亭，物价廉平，一道会买个三升。打开瓶后，滑辣光磬，教君霎时饮，霎时醉，霎时醒。听得渊明，说与刘伶：这一瓶约迭三斤，君还不信，把秤来称，有一斤酒、一斤水、一斤瓶。”①这样的假酒假到什么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近年来，某些酒楼歌厅，“三陪”泛滥，国人甚厌之。但是，“卡拉OK”歌厅固然是从外国传入的，而“三陪”的伎俩，却是我国古已有之的“土产”。倘若我们找一本《中国娼妓史》来翻翻，就可以知道，太远不说，以唐代而论，哪个教坊不是“三陪”之所？再以明朝而论，早在明初，朱元璋就下令在南京先后建造了十六座酒楼，除了招待士大夫外，还招待四方之商贾，用官妓侑酒。当时在其中的南市楼住过的诗人揭轨，曾有诗谓：“……赵女酒番歌扇混，燕姬香袭舞裙纡。绣筵莫道知音少，司马能琴绝代无。”显然，这十六座楼无一不是“三陪”楼也。

　　随着开放，资本主义的一些腐朽物，确有传入我国的，如吸毒之类，对于此类的“苍蝇、蚊子”，我们自然必须正视，坚决清除。但更多的“苍蝇、蚊子”，如前述的假药、假酒等等，却并不是开放的副产物，这些封建专制主义肌体上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更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坚持不懈地荡涤之。而改革开放的国策，当如大江东去，永远奔腾向前！

　　1995年8月26日晚于老牛堂

　　撒向帐中都是爱

　　洞房花烛夜，人生至乐时。古人礼仪繁复，对于结婚更是郑重其事。明人小说《西湖二集》卷十，有段文字写合卺之日的情景，状极生动：

　　笙簧杂奏，箫管频吹，花簇簇孔雀屏开，锦茸茸芙蓉褥隐。宝鼎香 ，沉檀味捧出同心；银烛光生，红蜡影映成双字。门悬彩幕，恍似五色云流；乐奏合欢，浑如一天雾绕。宾赞齐唱“贺新郎”之句，满堂喜气生春；优伶合诵“醉太平”之歌，一门欢声载笑。搀扶的障着“女冠子”，簇拥着“虞美人”，颤巍巍“玉交枝”，走得“步步娇”，满地都是“锦缠道”。撒帐的揭起“销金帐”，称赞“二郎神”，闹烘烘“赏宫花”，斟着“滴滴金”，霎时做就“鹊桥仙”……

　　在这些仪式中，撒帐更是古色古香，内涵丰富，耐人寻味。

　　撒帐起源于汉代，包含多项内容。据《戊辰杂抄》记载，汉武帝大婚时，与李夫人共坐帐中，饮合卺酒；此时宫人遥撒五色同心花果，帝与夫人以衣裙盛之，谓得果多，得子多也。显然，这是意在多子。今日乡村民间在新房中，预先将红枣、桂圆等藏在被褥中，寓“早生贵子”之意，正与汉武帝一脉相承。另一含义，是避邪。《知新录》载谓：汉代京房之女，嫁给翼奉之子。京房“以其三煞在门，犯之，损尊长，奉以麻豆谷米禳之，则三煞可避”。原来，是用五谷杂粮贿赂邪神恶煞，请他们走开，别在大喜的日子里捣乱。《日下旧闻考》卷一四六载：“新妇及门，婿以马鞍置地，妇跨过曰平安。妇进房，阴阳家唱催妆诗，撒诸果，曰撒帐。”由俗称风水先生的阴阳家主持撒帐仪式——撒诸果，可见直到清代，不少人家仍相信撒帐可以驱邪。再一种含义，恐怕与传播房中术有关。据传唐代公主下嫁，撒帐时撒特制的铜钱，有的甚至镀金：一面是字，一面是男女敦伦图。金、元时仍有此风。数十年前，北平的《艺林月刊》第四十六期，曾刊出属于此类的风花雪月钱照片一帧，正面有风花雪月四字，背面为三种好合姿势图，惟妙惟肖。至今在北京的古董摊上还能买到此类钱，但多半是清末、民国时的仿制品，而当代商贩所铸，则工艺粗劣，俗不可耐。最后一种含义，即祝富贵吉祥。宋人孟元老撰《东京梦华录》卷五载：“对拜毕，就床，女向左，男向右坐。妇女以金钱彩果撒掷，谓之撒帐。”今日民间婚礼，常用五色彩纸片撒向新郎、新娘，并撒到床上，比起古代的撒帐，自然是夕阳余晖了。

　　撒帐时，不仅有致语(类似今日来宾致词)，而且还要念撒帐诗。清人《五朵云》卷一载有“撒帐致语”及《撒帐诗》，抄录如下。致语：“伏以华屋艳神仙……况今日乃唱随之始，则此时适交合之初；当合卺则知同体之相需，于交拜则叙大伦之正始。流苏帐暖，已劳鸾凤下妆台，鹤羽扇开，始信姮娥来月殿。敬陈善颂，聊写鄙兴。”撒帐诗：“撒帐东，可并巫山十二峰。……撒帐西，好似花开蝶恋枝。……撒帐南，双双取下八珠环。……撒帐北，任意推班便出色。天地交泰两和谐，管教生下孩儿十。撒帐上，五枝梅花四枝放。一枝花向状元开，结子调羹为鼎相。”

　　当然，不管撒帐的内容、形式是如何的五花八门，但归结到一点便是：撒向帐中都是爱。前辈风流，即使千载之下，我们仍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脉脉温情。

　　1989年春于古城

　　说性爱描写

　　既然是“食色，性也”，文学作品可否描写性爱，包括性行为？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但是，这个问题，正如《牡丹亭》中的两句歌词形容的那样：“少不得花有根元玉有芽，待说时惹的风声大。”其实，在我国历代文学作品中，从来就有这样的描写，但如何写法，便差别大矣，一言蔽之：有高低之分。所谓高，是点到为止，让读者心领神会，感到是美的艺术享受；所谓低，是采取自然主义手法，对性行为进行赤裸裸的描写，煽动情欲，不堪入目，如《肉蒲团》《绣榻野史》之类。时下一些下三流的黄色小说，仍在沿袭老谱，毒害青少年，实在是人所不齿。

　　对比之下，就更加显示出那些高雅作品的美妙。《红楼梦》中曾描写贾宝玉、贾琏的偷情，宝玉当时还小，只是初试云雨，不值一提；而贾琏是情场老手，色中饿鬼，但我们看了曹雪芹笔下贾琏与厨子老婆的做爱过程，一笑置之而已，谁也不会大惊小怪。再以《西厢记》为例，写到个中消息，不过是：“胜葫芦软玉温香抱满怀，呀，刘阮到天台。……”云云，谁能说这不是绝妙好词呢？

　　某些民间文学作品，特别是民歌、谚语、谜语，也往往涉及性爱、性行为，但比起正宗文学作品，更清丽、幽默、精巧，有的作品简直使人拍案称奇，叹为观止，充分显示出民间文学的蓬勃生机。试举三例：其一，有谜语谓：“佳人佯醉索人扶，露出胸前白玉肤。走入帐中寻不见，任他风水满江湖。”谜底是四人名：贾岛、李白、罗隐、潘阆①。此谜写得多么精巧！其二，有一谜，打一物，谓：“两块儿合成了一块，亏杀那铁桩儿拴住了中垓。两下里战不休，全没胜败。一个在上头，不住将身摆，一个在下头，对定了不肯开。正是上边的费尽了精神也，下边的忒自在。”②此物者何？磨子也。如此曲尽形容，真乃活龙活现，其弦外之音，除了聋子，又有谁听不见？其三，民间曾流行一则隐含十二干支作为谜底的情诗体灯谜，描写一个男人晚上外出偷情的过程，及事毕归来的心理活动，谓：“了相思，一夜游(子)。敲开金锁门前钮(丑)，夤缘情窦，无夕不绸缪(寅)。柳腰儿抱着半边(卯)，朱唇儿未曾到口(辰)。口吐舌尖软似钩(巳)，还有那玉杵儿不是木头削就(午)。二八中间直入，挑起了脚尖头(未)。呻吟口罢休(申)，壶中酒点滴不留(酉)。倦来人倚干戈后(戊)，只怕丢下孩儿，子非吾有(亥)。”如此淋漓尽致的描写，构思的奇突，实在罕见。

　　我以为：不分青红皂白，见到文学作品涉及性爱描写就摇头者，是道学家(而且多半是假道学家)；见到黄色小说就流口水者，是下里巴中的傻瓜；写性爱含而不露却又传神者，是高明的大作家！

　　1995年夏于京南

　　醉酒诗

　　喝少量酒，可以活血，有益于健康；而过量饮酒，甚至酗酒，喝得酩酊大醉，口吐白沫，绝对有碍健康，这是众人皆知的常识。普通人喝醉了，也不过是蒙头大睡，在黑甜乡遨游一番后，也就平安无事，依然故我，不值一提了。而在诗人、民间歌手的笔下，醉酒则成了文学创作的绝妙素材，其中的佳作读来真是别有风味。

　　此类诗作，实际上又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描写他人醉态的，另一类则是描写自己醉后的感觉。

　　先请看第一类诗作。唐人有诗谓：“门外狗儿吠，知是萧郎至。划袜下香阶，冤家今夜醉。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醉则从他醉，犹胜独眠时。”“扶得入罗帏，不肯脱罗衣”这十个大字，把一个脚底似腾云驾雾的醉汉——而且多半是个薄情郎的神态，活脱脱地勾画出来了。如此情诗，在民歌手那里，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俏冤家夜深归，吃得烂醉。似这般倒着头和衣睡，何似不归，枉了奴对孤灯守了三更多天气。仔细想一想，他醉的时节稀。就是抱了烂醉的冤家也，强似独睡在孤衾里。”而另一首民歌，同样描写的是醉归，风格则为之一变——

　　一位痴情女子，风风火火，嗲声嗲气，真是呼之欲出：“俏冤家吃得这般样的醉，扶进来，倒在床，不分南北与东西。是谁家天杀的哄他吃醉，我哥哥的量又不十分好，苦苦灌他做甚的？醉坏了我哥哥也，就是十个也赔不起。”①

　　再请看第二类诗作。宋代大诗人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卷五载谓：“宋太素尚书中酒诗云：中酒事俱妨，偷眠就黑房。静嫌鹦鹉闹，渴忆荔枝香。病与慷相续，心和梦尚狂。从今改题品，不号醉为乡。”此诗将作者醉后烦躁的心情，蒙眬入梦的感觉，写得活灵活现，无怪乎陆游老诗翁夸奖说“非真中酒者，不能知此味也”。而明代浙中举子张子兴的《中酒诗》，可谓后来居上，将醉后的感觉，写得更加情真意切：“一枕春寒拥翠裘，试呼侍女为扶头。身如司马原非病，情比江淹不是愁。旧隶步兵今作敌，故交从事却成仇。淹淹细忆宵来事，记得归时月满楼。”②最后两句，情景交融，给人以特殊的美感，真是神来之笔。

　　一般认为，元朝从阿拉伯传来烧酒，直到明朝中叶后，才逐渐风行天下。因此，写中酒诗者，饮的并非是烧酒。如果喝烧酒喝醉了，往往是先呕吐，然后稀里糊涂地睡着了，是很难有作诗的雅兴的。即使酒醒后描写中酒状，也是难以写出美的境界来的。试问，那种狼藉满地、鼾声大作，又有什么美感可言呢？

　　1990年7月3日

　　酒色财气沾不得？

　　在日常口语中，有时我们仍然可以听到“酒色财气”一词，多半是用以形容某人如何糟糕，说他贪酒、好色、爱财、气盛。如果要找出相对应的词，恐怕只能是“吃喝嫖赌”；但此词多矛头下指，用以斥责无赖小人，此辈向无资格享受“酒色财气”的“殊荣”，因为“酒色财气”虽亦属贬义词，但基本上用以形容富贵或较富贵者，甚至是最富贵者——皇帝。

　　“酒色财气”出现在人们口语中的历史，不算很悠久。清初浙江仁和学者翟灏撰《通俗编》卷二十二“妇女”类“酒色财”条谓：“《后汉书》杨秉尝从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王祎)《华川卮辞》：财者，陷身之阱，色者，戕身之斧，酒者，毒肠之药。人能于斯三者致戒焉，灾祸其或寡矣。按，明人更益以气为四，今习以为常言，莫知其原祗三也。”翟灏的这番解释，影响很大，为《辞海》等工具书所沿袭。其实，翟灏指出汉时仅有“酒色财”的说法是正确的，而说直到明朝，才增加“气”字，形成“酒色财气”一词，则与历史实际不符。三十四年前，商务印书馆编者在重印《通俗编》的“出版说明”中指出：“又如‘酒色财气’一条，以为起于明人，按《东南纪事》卷一已有此语，可知在宋代已经流行。”按，此处《东南纪事》乃《东南纪闻》之误。《东南纪闻》共三卷，见《守山阁丛书》子部，另有《墨海金壶》《四库全书》本。原文是：“韩大伦，靳王曾孙也。……翁慨然呼以入，时十七八矣。翁立之于前作色曰：我有四个字，汝不能犯戒，则留，不然去耳。请问之，曰：酒色财气也。”不过，据管窥所及，“酒色财气”一词固然始于宋，但成为人们口语中普遍使用的家常话，仍然是明朝的事。明朝宁献王朱权撰杂剧《冲漠子独步大罗天》，其中有如下描述：“【冲漠云】这厮好生无礼，怎敢这般捉弄我。【做怒科】……【外末云】却不道修行人除了酒色财气这四件，才做的修行人。你近日动不动便要打，怎么做得修行人。”①此一例也。更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万历十七年大理寺评事雒于仁的奏疏。此疏献四箴以谏，略谓：“臣闻嗜酒则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则丧志，尚气则戕生……臣今敢以四箴献……酒箴曰：耽彼麯糵，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狄，夏治兴隆。进药陛下，　醑勿崇。色戒曰：艳彼妖姬，寝兴在侧……进药陛下，内嬖勿厚。财箴曰……隋炀剥利，天命难谌。进药陛下，货贿勿侵。气箴曰：逞彼忿怒，恣睢任情，法尚操切，政盩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②雒于仁不仅指出万历皇帝朱翊钧“酒色财气”，病入膏肓，并对症下药，贡献箴言，这是何等的胆识！疏入，朱翊钧大怒。刚好当时正值年底，只好将此疏留下再说。过了十天，也就是明年正旦，朱翊钧将阁臣申时行等四人召到毓德宫，抱怨说：“朕昨年为心肝二经之火时常举发，头目眩晕，胸膈胀满，近调理稍可。又为雒于仁这本肆口妄言，触起朕怒，以至肝火复发，至今未愈。”并极力辩解：“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那是有事。又说朕好色，但宠贵妇郑氏，朕只因郑氏勤劳……何尝有偏他。说朕贪财……朕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天下之财，皆朕之财。朕若贪张鲸之财，何不抄没了他？又说朕尚气，古云‘少时戒之在色，壮时戒勇戒斗’，勇即是气，朕岂不知？但人孰无气？”并一再声言，“朕气他不过，必须重处。”经申时行等一再劝说，才同意让雒于仁“使之去任可也”①。从此，雒于仁被罢斥为民，老死田园。显然，万历皇帝拒谏饰非，毫无自我批评之胸襟。事实上，他是明朝皇帝中“酒色财气”的典型，尤其在贪财好货、吸食鸦片方面，更是明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皇帝中之臭名昭著者。清初史学家总结明亡教训，每有人指出明亡实亡于万历，这是有相当道理的。“酒色财气”之祸，可谓大矣！

　　清代关于“酒色财气”的民歌，读来琅琅上口，颇有警世作用。如《白雪遗音》卷三载：“酒：和风吹动百花魁，李白好酒又贪杯。高力士脱靴将诗做，贵妃敬酒饮三杯。唐王宠，有光辉，醉倒金銮甚施威。后来是水底捞明月，满腹文章一笔勾。劝君莫贪杯。色：开放池莲夏景天，好色贪花吕奉先……后来是白门楼下斩吕布，可惜英雄美少年。劝君莫近奸。财：丹桂飘香秋景残，积玉堆金沈万三。洪武将他来盘算，问事发配到云南。……万贯家财有何用，不如一日有三餐。可保一身安。气：(略)。”乾隆年间吴县文人沈起凤著《谐铎》卷四，有酒戒、色戒、财戒、气戒四则故事，读来极有味，其中有谓“天地间，礼义廉耻、酒色财气，如武侯八阵图，廉为生门，财为死门”。真是一针见血，发人深省。

　　当然，应当看到，明清时代人们对“酒色财气”的否定，难免带有当时思想水准的痕迹；某些言论一概笼统地反对饮酒、近色、聚财之类，散发着道学气息，这是不可取的。常言道：好事太过必为殃。像万历皇帝那样的“酒色财气”迷，均已走向反面，不独危害自己，更重要的是危害社会，理应遭到世人的唾弃。质之普通好酒、近色、聚财、有气诸君子，以为然否？

　　1991年7月22日

　　无妻杀人当奈何

　　自古及今，司法腐败最令百姓痛恨；而执权柄者“跟着感觉走”搞法外之法，恣情枉法，更令人切齿。据清代竹勿山石道人《琐蛄杂记》卷十记载，乾隆时固始县人何汉杰，对司法一窍不通，却自用其能，乱审乱判。他在齐东一小郡主持政务时常常放掉杀人犯，宣称：“杀人者死，规矩也，可死而不死，巧也。”一个“巧”字，何其荒唐！他审问凶犯时，都要问有无老婆，凡有老婆者他皆曰可活，纵然罪大恶极也不判死刑，真乃荒谬绝伦。当时百姓流传歌谣一首：“杀人多，恃家婆，无妻杀人当奈何！”堪称一针见血。当今之司法腐败，亦五花八门。江苏某县公安局盖起十多层之高楼，经费竟然全部系对嫖客、妓女、赌徒、小偷之流罚款；区区一县，罚款数如此之大，不亦枉乎！而罚款不交国库而入单位金库，亦违法也。该县百姓编顺口溜一首，与“无妻杀人当奈何”谣有异曲同工之妙。现抄录如下：

　　嫖客打的桩，小姐灌的浆；

　　赌徒砌的墙，小偷上的梁；

　　现在需装潢，要找洗头房！

　　眼看洗头房的洗头女们就要遭殃了！呜呼。

　　2000年1月24日于京南方庄

　　韧性万岁

　　在茫茫天壤间，有一簇永不熄灭的圣火，始终“温暖我的双眼”，穿过我的心扉，燃烧着我的灵魂——这就是历久弥坚、更加璀璨的鲁迅精神。

　　鲁迅精神有着极其丰富的人文内涵，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革命的韧性。他曾多次论述这一点。1933年10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弄文学的人，只要(一)坚忍，(二)认真，(三)韧长，就可以了。不必因有人改变，就悲观的。”其实，不仅是“弄文学的人”，凡有志于革命者及从事有益于社会的各项事业者，若想成功，若想做出一些像样的成绩，都离不开鲁迅韧性精神的抚慰。就我而言，在大半生中，特别是在“十年浩劫”中，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支撑着我在横遭政治迫害、被打入异类丧失自由达七年之久的漫长岁月里，没有忘记走在马路上仍然挺着胸膛，保持着人的尊严；没有忘记读书，思考着历史的走向、民族灾难的症结所在；没有忘记黑暗不可能永久，“不信东风唤不回”。在监督劳动之余，在家中暗淡的灯火下，我把鲁迅的书特别是其杂文集，读了一遍又一遍，自觉灵魂净化了不少，眼睛也明亮了许多。这是在我平反后，立即就能重返大学讲台，从容上课受到学生好评，并很快拿起笔，写杂文、著书立说并未感到力不从心的重要原因。

　　鲁迅的文学生涯，贯穿着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批判，他的一系列杂文及短篇小说，是不断刺向、扔向封建营垒的匕首、投枪、炸弹，更是连珠炮。经过“十年浩劫”，我从个人的惨痛经历中，从国家、民族蒙受的空前灾难中，更深刻地领悟到鲁迅坚持不懈地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重要意义。从1977年以来，无论是我写《“万岁”考》《语录考》之类的杂文，还是我对宦官史、藩王史、贪污史等史学研究，都是在剖析封建专制主义的危害。今后，哪怕我老了，但只要一息尚存，还能拿起笔，将继续坚持这方面的写作、研究。

　　鲁迅精神不死。圣火永远燃烧！火光在前，我会踏着坚实的步履，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载 2001年9月30日《海南日报》

　　一盆铁线草

　　去年春末，我去台湾、香港走了一趟，归来后，文友陈四益先生来电说：最近何满子先生打来电话，说受出版社委托，主编“瞻顾文丛”，邀你参加；并说你给广东人民出版社主编“说三道四丛书”(后奉命改为《南腔北调丛书》)时，给他打电话，请其加盟，他二话没说。我立刻在电话中说：那我不说二话好了，愿在何老麾下效命！四益听罢，不禁笑了。于是，此事就这么定下来。

　　但说来惭愧的是，我虽不属于贾宝玉老弟那种“无事忙”，却是没事找事忙，在文、史两界觅食，本事不大，兴头不小，有时就难免忙得脚丫朝天，顾此失彼。我不仅是这套书中最后一个签订合同者，害得何老先生两次“主催”。更糟的是，合同中规定今年二月底交稿，现在是三月底了，我的书稿还未寄出，又收到何老大函催询，并接到出版社的催稿电话。何老长我近二十岁，是古典文学、杂文界的前辈，我在上小学时，已经受他的作品熏陶了，读了他老的信，甚感不安，于是我立即着手拙稿《铁线草》的扫尾工作。

　　我的这本杂文集，严格说来，标准意义的杂文只是一部分，其余是一些杂七杂八的文字。但是，也许正如“文革”中的好汉们义正词严批斗我时热情抬举我的那样，“像狗改不了吃屎，你的反动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如果把这句话改为“你的杂文本性是不会改变的”，那倒还差不多。因此，自信本书中的多数文字，即使不是正儿八经的杂文，但也还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杂文气息的。

　　把芜著起名《铁线草》，并无深意。去年夏天，我在早市上买了一盆铁线草，从夏到秋，从秋到冬，一直叶繁叶茂，在葱绿中透出勃勃生机。而时下，它迎来了春光万里，数不清的俨然水杉叶的嫩叶，又长大了好几圈。书斋寂寞，我时时凝神注目书桌上这盆铁线草。微风吹来，枝叶婆娑，在我的眼前轻轻晃动，给我的心头带来多少温馨、多少抚慰。它不需要什么营养，只要常浇些水，保持湿润就可以了。最让我动心的是，它的躯干比通常所见最细的铁丝还细，但深深地扎根于石头缝中，支撑起无数绿叶。这使我想起李时珍《本草纲目》卷十三对它的介绍：“铁线草：微苦，平，无毒。疗风消肿毒有效。”呵！这不正是杂文的形象写照吗？好的杂文，因其主题的尖锐、文笔的犀利，给人以“良药苦口”的“微苦”之感。但它抨击时弊，反对各种邪风，剖析形形色色的社会毒瘤，不正是起着“消肿毒”的社会功能吗？我爱铁线草！时下每有杂文评比活动，我建议有识之士，今后对杂文大赛的优胜者，不妨发给“铁线草奖”，或干脆取名“铁线草杂文大赛”，不亦快哉！

　　按照何满老的意图，这套杂文丛书只收2000年写的杂文。芜集中有几篇文章，却是早几年的。这是由于，有的文章我在近几年编自己相关的集子时，因健忘，成了“漏网之鱼”，现在忽又捡出，赶紧编入；有的被人为从拙集中撤下，本人不服，此次再编到这本书里；某些报刊编者，有感而发，捡出不才旧文，重新发表，这就使拙作获得了新的生命。我以为一篇文学作品，犹如一首歌，如果不被人重唱，就等于寿终正寝，被人遗忘了。因此，去年被报刊“起死回生”的几篇拙作，我以新作目之，又收了进来，这应当与一味自己炒冷饭者不可同日而语。

　　去年我太忙，写的杂文不如往年多。但这篇序倒写得不短，就此打住。我向亲爱的读者献上这“盆”《铁线草》，供鉴赏——请！

　　载2001年12月19日《湖北日报》

　　牛屋书抄

　　一门唯一的科学

　　1955年秋，我考入复旦大学历史系。在系内迎新大会上，一位老师说：“学习历史科学很光荣。马克思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①在当时一些人世俗的眼光里，学不好数理化又缺乏才华者，才无奈地读历史系。因此，当我们知道老祖宗马克思说过历史科学是“一门唯一的科学”，顿感腰杆儿挺直不少，似乎什么数学系、物理系、中文系、新闻系，全不在话下。但是，就我而论，很快就迷上甲骨文、古文献，并未对马克思这句话认真思考过。教“马列主义基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的老师，也从未对马克思这句话，向我们作过诠释。一晃四十多年过去了！直到今年春天，读了吴江先生的《社会主义前途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才茅塞顿开，弄懂马克思此话的本义及所蕴藏的巨大的理论财富。作者在书中第295页写道：“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东西是什么，并不是所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能回答得清楚的。马克思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史学自然不是中国古称所谓‘记事’‘载籍’‘史乘’之类。马克思主义乃是一门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史学。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是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简称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从史实中求出的史观。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观。”作者据此尖锐批评了理论界长期以来将马克思主义演绎成为“经典原理学”，从而成了“教条主义的大本营”。他认为“原理从史出，而原理作为方法反过来指导实践又必须从各不同国度、不同时期的一定历史条件出发，而不能将原理奉为教旨。不恢复作为一门史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教条主义不可能破除”。作为一个历史学者，我知道历史科学是万古常新的。吴江先生恢复了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历史科学的本来面目，马克思主义这个伟大学说的生命力，难道还有什么疑义吗？我以为，吴江先生的这部著作，是今年出版界贡献给读者的硕果，必将对理论领域产生深远的影响。历史将会证明这一点。

　　史学家的尴尬

　　作家学者化、学者作家化，是个老话题了。但“看见山，跑死马”，实行起来谈何容易。管窥所及，在文学界、学术界，确实有人朝这个方向拍马而去，但读其作品，颇有离山尚远已却步，甚至“画虎不成反类犬”之感。例如，有的小说家写的读史札记，对史实随意剪裁，妄加发挥，既曲解了历史，也写歪了现实；有的历史学者所写人物传记，想增加文学色彩，但又功力不够，很像满脸皱纹的老太婆拍了厚厚一层香粉后，看上去怪模怪样。难就难在：想当学者，就必须习惯坐冷板凳，手不释卷；想当作家，就要有点儿文学天才。但是，成功的例子，还是有的。如：清史专家周远廉先生这几年出版的乾隆系列小说、明史学者廖心一先生写的“明史纪实小说系列”《正德皇帝全传》，以及宋史专家王曾瑜先生的刚由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宋代纪实小说系列”《靖康奇耻》《河洛悲歌》。而就文学界而言，青年散文家伍立杨先生新面世的《铁血黄花》(四川人民出版社)，值得刮目相看，堪称是作家学者化的可喜成果。本书的副标题是“清末民初暗杀论”，显然，是一本研究清末民初、热血贲张的革命志士暗杀清廷大奸巨恶的史学著作。流沙河先生在本书的跋文中说：“典型日远，良士为之瞿瞿。若以史坚如烈士1900年炸两广总督府为革命党人暗杀活动之始，至今已百年了。立杨先生忧虑史迹湮没，特著本书，昭示来者。书中再三阐明革命党之暗杀以民主与自由为鹄的，其性质迥异于恐怖主义……所以温生才烈士受审时声称是‘明杀’。”诚哉斯言。立杨在本书最后一章《思君令人老——不死的怀念》中写道：“‘阅尽人情厌漫游，五衷狂热一时休’(谭人凤)……日历再翻过十个春秋，距辛亥革命，就有一百年之遥了。帝王将相、英雄美人，确已轮转而去，新的板眼，又在历史的舞台上搬演着。那跑龙套的正把主景烘托得十分热闹。英雄的气息，随烟云散尽，终于还有些许残凝在牙黄的卷轴零帙之中，待有心人去激活。我们虽不好势利地说他们有恩于众生，却可以说他们真正不负于时代人民，其率直与卓绝、坚毅与彻底，譬之登山，而达于极顶，自此以往，则驰骅骝而下长阪矣！可叹的是，今之浅学寡识的文人学士，把一顶资产阶级革命的帽子戴在先烈的灵位上，多年一贯，既不洗涤，也不掸尘；更在斑斑血痕的边厢，掷些软弱局限的词句，饱饮闷睡之余，安心做他的斗方名士；仿佛乾坤在握，实未免‘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将烈士的生命大悲悯意识，诬为‘悲观苦闷，怨天尤人的思想情绪’，即是不知好歹……其‘研究’结论，甚至就由成王败寇那一套寡情卑下的草莽思想所左右，且有谤贤骂祖之嫌。”作者对辛亥革命史相关研究者的批评，会令史学家感到尴尬。其实，史学家因文学家的挑战而尴尬，这并不是头一回。迄今为止，研究现代史、党史者，未能写出像样的1957年“反右”史。而朱正这位湖南作家，却在1998年即已出版皇皇大著《1957年的夏季》，史学界应当为之汗颜。还需提及的是，立杨对古文很有造诣，常用古文、半古文写作，包括本书在内，每用梁启超式的文体，以致有些读者误以为他是老夫子，写信称他伍老，甚至连文友袁良骏兄有次给我打电话时，也问：“伍立杨的古文很好，大概有七十多岁了吧？”其实他今年才三十多岁。仅从本书来看，他的引文出入古今史籍，旁及外国哲学、文学，文笔古色古香，汪洋恣肆，在史学界的同辈中，这样的人才，我不知道有谁？这恐怕同样会令史学家尴尬的。

　　辛巳10月17日于老牛堂

　　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

　　纵观中外历史，横看欧亚风云，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国家的强盛、民族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国家、民族的精神状态。很难设想，一个国家、民族的很多人，仍然是中世纪式的头脑，在灵魂深处，被封建专制的噩梦苦苦纠缠，意识发霉，能够步入现代化的强国之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想，我们赖以生存、世代做伴的大中国、中华民族，恐怕也不会例外。

　　自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我国的经济领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面对21世纪，我们的国家、民族能否腾飞，重振汉、唐雄风，借用鲁迅在七十年前经常使用的“国民精神”来说，必须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

　　我国的封建社会特别漫长，正式登基，有国号、年号的皇帝，不下三百多位，可谓多矣。而占据一隅之地，或一座山头，甚至就在“三家村”的破庙里称孤道寡的土皇帝，更不知凡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位的中国古老土壤上，一直滋生着皇帝的酵母菌，以至于“皇”流滚滚，污染赤县神州、亿兆斯民。

　　中国历史的最大悲哀，借用洋老祖马克思的话说，是在于“死的抓住活的”。末代皇帝被推翻虽已达九十年，溥仪在“文化大革命”中虽寿终而未能正寝也近三十二年。然而，尽管“无边落木萧萧下”，却依旧不尽“皇”潮滚滚来——

　　“文化大革命”去今未远，什么“万寿无疆”“万岁！万岁！万万岁”“一句顶一万句”等等，我们俨然不是生活在20世纪的共和国里，而是仍然生活在辛亥革命前的大清王朝或其他王朝，甚至俨然还在秦始皇的宝座下俯首称臣、当大气都不敢喘的子民或奴隶，稍有不慎，就有可能被“坑”。谁向往自由、民主，用上海人的话说，那是“捏鼻头做梦——困扁了头”！

　　其实，皇帝意识固然在“文化大革命”特定时期里空前泛滥，而在其他时期，包括时下，又何尝没有其“僵尸出祟”？萧乾生前曾慨然长叹：“民国以来，中国的毛病是官员们做的是民国的官，心里却还在当皇帝。”所言极是。有些人口称公仆，实际上却把公众视为自己的奴仆，以主子、皇帝自居。曾经位居要津的贪官陈希同，有句口头禅：“这件事我说了，就定了！”与“朕即法”及“圣旨”高于一切，又何其相似乃尔！

　　语曰“天高皇帝远”，这当然是事实。元末台州、温州、处州谣曰：“天高皇帝远，民少相公多，一日三遍打，不反待如何！”①官多如毛，吏治腐败，法纪荡然，民不聊生，最后只能是唯有一个反字了得。这是中国不知上演过多少次的历史悲剧！而细察古今，则又不难发现：天高皇帝近，遭殃的还是老百姓。清中叶学者陈其言《庸闲斋笔记》卷八载谓：“黔中苗人称天子为‘京里老皇帝’，称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其实称官府则曰‘矇’‘瞎’之称，殆《春秋》一字之褒与？”这条史料颇为典型。“称大小官府皆曰‘皇帝’”，可见土皇帝已滔滔天下皆是矣。妙的是，民之口中诛，从来就是严于斧钺。一个“矇”字与“瞎”字，可谓点出腐败官府之要害处。试问，哪一个土皇帝或贪官污吏，不是上骗中央王朝“京里老皇帝”，下骗劳苦大众，以售其奸，大肆侵贪？同样的是，他们无一不是睁眼瞎：对国法视而不见，不惜以身试法；无视民瘼，全不懂“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自古明训。

　　谁能说得清当今中国有多少变相的土皇帝，仅仅媒体揭露出来的某村、某乡、某县，或某处、某局的关门称孤、独断专行、横行不法者的倒行逆施、鱼肉百姓，就够让人触目惊心了！只要有这些大大小小的土皇帝存在，中国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通人和，更不用说是什么盛世了。

　　草民意识历来是皇权主义的重要思想基础。当年陈胜造反称王后，同村老乡去拜访，看到其宫华丽，惊呼“夥颐！涉之为王沉沉者！”不胜羡慕，这是草民心态的流露。更让人忧心的是，媒体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宣传草民意识。电视里充斥着好皇帝、清官戏，伴随而来的台词、潜台词，就是“圣主英明”“谢主隆恩”“青天大人是俺的再生父母”之类草民意识的台词不胫而走。正是诸如此类的历史迷雾中，一些想入非非者，公然演出了“十八子当皇帝”的丑剧、闹剧；虽然这些案件早被公安部门破获，但它的生存土壤、氛围，谁敢说已不复存在？这还不值得我们深长思之吗？至今无论是城乡，当然主要是在偏僻的农村，有太多的人畏公仆如虎，原因之一，便是在草民意识的泥沼中难以自拔。

　　显然，告别皇帝意识、草民意识日，方是中华腾飞时。这是异常艰巨的历史使命。凡我炎黄子孙，当奋力前行！

　　5月18日于京南老牛堂

　　“清官确系不祥之物”

　　读了《新民晚报》近刊刘金先生的《“清官确系不祥之物”》，不敢苟同。首先我要指出，去年夏天，由我主编的《中国反贪史》上、下册，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我为该书写的长序《读〈中国反贪史〉三叹》，为多家报刊转载，今年中央党校《中国党政干部论坛》分三期连载这篇序文，并又为一些文摘报纸转摘。刘金先生显然没有读《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上我的原文，而只是从《报刊文摘》上简短摘录中据以立论，很难不风马牛。

　　“清官乃不祥之物”这句话，是中国现代史专家李新先生说的。背景是：1979年10月，中国社科院举办国庆三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党史组，包括我在内，有好几位学者提出，“文革”中大批清官，说什么“清官贪官一锅煮”，当然是错误的。但现在有的文章称彭老总是大清官，呼唤清官，这是历史的错觉，不利于政治民主化，不利于法制建设。李新先生感慨系之地说了这句话，我记得在场的黎澍先生，还有其他与会者，对此都表示首肯。显然，历史已进入20世纪——现在更已是21世纪，如果我们还在大张旗鼓地宣传、呼唤清官，都不能不是呼唤皇帝意识、草民意识，这与民主、法治的时代精神背道而驰。因为，清官本身就是皇帝意识、草民意识的产物。限于篇幅，这里不能详述。

　　但是，这不等于说，我要将中国历史上的清官一笔勾销。我在《读〈中国反贪史〉三叹》之“二叹：清官何其少也”的原文中，花了二千多字，叙述了古代清官的高风亮节，指出“清官的精神风貌，还不止于清廉自守。他们不惜丢掉乌纱帽，毁了所谓锦绣前程，甚至不惜牺牲身家性命，与贪官污吏、豪强权贵抗争；更有甚者，有的清官敢于披逆鳞，犯颜直谏，抨击皇帝的误国政策、荒唐行为，这又多么需要无私无畏！……清官是封建时代茫茫黑夜里的昨夜星辰，他们绝不代表未来。”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出，从我的这些论述里，能得出刘金先生所批评我的结论“不够实事求是，把话说过了头”吗？至于他所说的“倘有人问：清官乃不祥之物，那么作为清官对立面的贪官污吏，乃祥瑞之物吗？——您将何以自解？”在逻辑上简直是荒谬可笑，我相信没有“人”智商会低到这样的程度。且不说，我主编的九十余万字的《中国反贪史》，对贪官作了详尽的揭露、剖析。事实上，在《中国党政干部论坛》今年第三期刊出的拙作“一叹：贪官何其多也”，已经用了相当长的篇幅，系统地提示了贪官的罪恶。我想，只有上海人说的憨大，才会从我的论述中得出“贪官污吏，乃祥瑞之物”的荒唐结论。

　　刘金先生是位老作家了。他的不尽如人意处是见风就是雨，不重视第一手材料，贸然下笔，闹出与风车作战式的笑话来。前几年，他根据不可靠的消息，批判金庸为秦桧翻案，若得金庸拍案而起，著文驳斥，我们至今还记忆犹新。这回又仅仅根据文摘报上的消息来批评我，用他的话来给他作结论，是再恰当不过了：“问题在于，不够实事求是。”

　　载2001年8月8日《中华读书报》

　　人是地行仙

　　“人是地行仙”——这是《红楼梦》中聪敏绝顶的林黛玉小姐说的一句话，形容人是天涯客，南来北往，无所不在。当然形容归形容，是不能较真的，按照神话所述，或民间传说，神仙腾云驾雾，千万里顷刻即至，让凡人奇煞、羡煞。即以黛玉而论，她生来单薄，弱不禁风，后来还不幸害上肺病，但当她从江南坐船往北京，投靠外祖母贾母时，颇费时日，船中生活单调、乏味，一路风尘仆仆，相当辛苦。因此，“人是地行仙”云云，对于古代交通落后、出行多半要艰辛备尝的旅行者来说，不啻是个醒来了无痕的梦想。

　　黛玉是古人，离开我们已经二百多年了。今人——也许至少像我这样年过花甲的半老者，谁又没有尝过因交通不便而带来的苦涩滋味？童年乡居，僻处盐城海隅，从记事起，就常常听到母亲不时感叹着“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1937年秋天，我在苏州出世还不到半年，日寇攻占上海后，轰炸苏州，母亲只好抱着我，随着难民队伍，逃亡江北，投靠外祖母。民船小而破旧，挤满了人，敌机轰炸时大家只好躲到芦苇丛中，担惊受怕。过大纵湖时，又有土匪滋扰，人人自危……种种逃亡路上的艰难险阻，是今人难以想象的。

　　战争年代是如此，和平年代又怎样呢？直到上个世纪的1954年夏天，我因病去南京鼓楼医院就诊，才头一回坐上长途公共汽车。当时盐城通往镇江的公路，高低不平，沿途更有不少老式拱形水泥桥，汽车爬上去、爬下来，一路颠簸，大起大落，一会儿将心提上去，一会儿将心落下来，非常难受。车上有位淮剧演员，起先还逗乐，喊着“大快活”“小快活”，到后来甚觉苦不堪言，只有呻吟者再了。这是夜车。虽然当时我正当青春年少，但通宵被颠簸得不能合眼，疲惫不堪。

　　我从小向往大海，但没有机会坐海船或海轮航行过。1959年夏天，我和两位同窗，受东海舰队政治部之邀，替他们写舰史，随“南昌”舰在公海护渔。常言道，“无风三尺浪”，这次我终于有了深刻体会。大海在涌动着，把军舰抛上抛下，舰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晕船，呕吐不止。所幸我自幼在水乡长大，习惯坐船，吐了几次后，就不再吐了；而我的两位同窗，有两三天完全躺在舱内吊床上，起不来了。后来老舰长陈仁珊同志告诉我，遇到大风暴，特别是台风时，军舰剧烈摇晃，有的战士连蛔虫都吐出来了，真把五脏六腑折腾得够呛。由此我想到，古人坐木船、帆船在大海上航行，遇到风暴时的困苦状是可想而知了！远的不说，仅明清时期，我国在近海、远海失事的帆船、渔船，知多少？难以统计确切数字。日本、朝鲜、琉球来华的船只，在惊涛骇浪中葬身海底，起码数以百计，侥幸逃生、漂流至我国海岸获救者，被称为“漂人”，成了日本、韩国、我国学者研究的历史课题，笔者也曾撰文。由此可知，前人的海上交通，实在是风波险恶。

　　也还是上世纪50年代的我的切身经历。1955年夏天，我从南通考上大学后，坐小火轮，经过差不多两天一夜的航行，回到建湖县城，已是下午四点多。离我在农村的家，还有二十五里。但不通汽车，也无船可坐，只好背着行李，步行回家。不想天黑后，下起了大雨，我顿时成了落汤鸡。在漆黑的泥泞小路上艰难跋涉，不时跌倒，半夜时分，小心翼翼地走过一座摇摇晃晃的木桥，摸到舅父家，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这次夜行穿过坟场时那种阴森、恐怖的气氛，也给我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不亦快哉！改革开放以来，尤其近几年来，随着国民经济的蒸蒸日上，我国的交通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譬如说，我多次去过香港，也去过台湾，早上从北京出发，下午或晚上就到了。我去遥远的澳大利亚墨尔本探亲，在一百多年前，如坐帆船要几个月，现在坐飞机，上午从北京家中出发，次日清晨也就到了。再说，从林黛玉小姐生活过的扬州、苏州来北京，如从硕放机场或南京机场坐飞机，也不过一个半小时，这是黛玉那一代人难以想象的。而我的故乡盐城市，不仅公路网四通八达，国道贯穿其中，铁路即将运行，而且早已有了民航机场。从建湖镇回故里，公共汽车、出租车、摩托三轮车，川流不息，再也不需要迈动双脚冒雨夜行了！

　　“人是地行仙”，用以形容现代中国人，才是比较贴切的。毋庸讳言，比起西方发达国家，我们的交通事业还有不小的差距。不过我坚信，随着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交通事业将日新月异。宋代文豪苏东坡曾十分浪漫，其实也很无奈地吟哦“意行无车马，倏忽略九州”。我想，到了下个世纪，随着科技的发展，航空器的改进、航天飞机的普及，那时人们去月球、火星的旅行，会成为家常便饭，而在国内的长途旅行，比现在的短途旅行还要便捷。那时，人人都有资格成为“倏忽略九州”的“地行仙”了。这是多么美好的前景啊！真个是神鹏展翅千万里，天雨花，灿若霞。

　　载《长城润滑油报》交通与社会版

　　新编《水浒传》人物语录

　　大人物语录

　　晁盖：宋江贤弟，梁山的事，过去是王伦那厮说了算，现在是我说了算，将来你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宋江：李逵，你这厮好生无礼！怎敢诬赖俺抢了满堂娇做押寨夫人？老实说，我真的抢了，也不过是游龙戏凤，若是吴用、林冲等大头领抢了，那也不过是生活小节，倒是若你这厮抢了，就是品质恶劣！

　　罗真人：公孙胜，你还是安下心来跟我一起认真修炼，不要再跟黑三郎宋江搞在一起。我看此人既缺乏把坏事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如杀了阎婆惜，竟溜之乎也，哪像敢作敢为的大丈夫？他也缺乏把好事办到底的决心与能力，时刻想着被招安，能成什么大气候？

　　吴用：俺看好打虎将李忠。如今世上就数卖狗皮膏药的吃香，有真实才学的，反倒不顶用。

　　鲁智深：长老，您好不晓事！洒家打坏了老掉牙的泥菩萨又咋的，重塑一个新的不就结了！洒家自幼就听老人言道，“老母猪越吹越壮，泥菩萨越镀越亮”“新箍马桶三日新”，新菩萨又壮又亮，岂不更好？

　　鲁智深：郑屠你这狗日的，这么不经打，还叫什么镇关西！你以为你死了，俺就怕了？呸！死了郑屠夫，不吃浑毛猪。

　　杨志：老都管，你说时下是太平盛世，真是闭了眼睛说瞎话！俺自小就听说过唐朝的贞观之治，“路不拾遗，夜不闭户”，那才是太平盛世。眼下倒好，路上每有强盗杀人越货，夜里打家劫舍，不少百姓饥寒交迫，盛成个鸟！

　　王英：一丈青扈三娘仔细听着！你胆敢对老哥我用美人计，我就将计就计。

　　小八腊子语录

　　白胜：老子不过是小偷小摸，向棺材里的死人弄几个子儿花，却被载上“白日鼠”的帽子，似乎俺是耗子洞里长大的，气死我也！那狗日的西门庆，偷了多少娘儿们，倒称作千户老爷、西门大官人。那帮贪官污吏，偷了多少百姓民脂民膏，却成了父母官、青天大老爷。俺听说，当今皇上赵官家的老祖，更是在陈桥黄袍加身，偷了柴世宗孤儿寡母的天下的主儿，成了宋太祖！这叫什么歪理？俺思来想去，弄不清楚，全是他娘的白搭！

　　时迁：吴军师的话是至理名言。在俺看来，天下第一废物是书生。他们写的文章、书，俺偷来不费吹灰之力。

　　武大郎：郓哥，好兄弟，你一个小孩子家，却如此仗义，待俺发了财，开个比狗日的西门庆的狮子楼还大的酒馆，就让你当二把手，全面主持店务。

　　郓哥：武大哥，多谢厚爱。不过，我还是想找打虎将李忠拜师学艺，如今世道，假货比真货还更像真货哩！

　　白秀英：雷横，你这狗屁都头，还顶不上一个臭猪头！要权没权、要钱没钱，我这著名歌星傍上你，是老娘瞎了眼。现在我的眼睛睁大了，傍上县太爷大人，要权有权，要钱有钱，你说我不傍他，难道我是傻×？

　　金翠莲：鲁提辖大人，你是俺恩比天高的大恩人哪！过去俺被郑屠逼债，被迫在家中接客：进得门来笑嘻嘻，三言两语成夫妻，说了半夜知心话，钞票一扔各东西。所得也不过是仨瓜俩枣，不够还债。亏得恩公相救，如今被本地首富赵员外包了二奶，吃香喝辣，穿金戴银，还有丫环侍候，没有恩公，俺哪有今天！

　　王婆：判俺死刑，老身不服，俺不过是个拉皮条的，那些开窑子的骚货，大人怎不抓来问斩？十字坡卖人肉包子的母夜叉孙二娘，您敢去抓她吗？大人分明是欺软怕硬，谁叫俺没后台哪，俺老婆子的命苦哇……

　　店小二：武二郎，谢谢您的这锭大银。实话告诉您，俺这酒确是好酒，三碗不过冈嘛，但掺了不少水，喝上十碗八碗，玩儿似的，根本不醉。而今世上哪儿不掺假？可是老哥喝了十八碗，恐怕多少会有点儿头晕，路上小心哪。

　　载2003年2月12日《教师报》，2月13日《社会科学报》

　　居高声自远

　　《社会科学报》改版以来，面目一新，受到读者的好评，值此岁序即将更新之际，祝愿《社会科学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开拓进取，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屹立涛头，看风起云涌，憎残雪犹在，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21世纪是人民的世纪，民主的世纪，政治文化昌盛的世纪。做官当老爷、独断专行、谈政治改革宛如叶公好龙之类严重的封建专制思想残余，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进一步对其刨树寻根，辨明来龙去脉，对其在现实中的流毒，痛下针砭，为四化建设特别是政治民主化，荡涤污泥浊水，扫清障碍。《社会科学报》在这方面已经做了不少的工作，希望能持之以恒，并发扬鲁迅的韧性战斗精神。

　　学术腐败无疑是当今学术界的最大耻辱。诚然，自然科学界也有“官大学问大”、剽窃学术成果的问题存在，北方某大学就有个人称“双剽”——既剽窃外国学者科研成果，又嫖娼的生物学家。但从媒体已经揭露及本人管窥所及，社会科学界的学术腐败，要比自然科学界严重得多。现在有人著文公开抱怨社会科学界没有评院士。实际上，如果评院士，我想十之八九是那些在学术上充其量不过是二三流，甚至不学无术的学官首先戴上院士的桂冠，并且包装得名正言顺，煞有介事。身为学人，难道还有比斯文扫地更让人痛心疾首的吗？《社会科学报》改版伊始，即从揭露北大王铭铭教授的剽窃事件而震动社会科学界。可惜后续工作似乎欠佳。如对“剽窃不算学术腐败”的奇谈怪论、“不要将王铭铭一棍子打死”的故作惊诧论(其实王铭铭教授照样当，书照样出版)等等，应当组织文章辨明是非。《学术界》《中华读书报》在学术打假方面，做了不少工作，据悉即将改版的《博览群书》也将加大学术反腐败力度。建议《社会科学报》必要时可与这些报刊联手，以壮声势。学术腐败太背离时代精神了！切不可等闲视之。

　　“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愿与《社会科学报》共勉之！

　　载《社会科学报》周年庆祝1版

　　2002年12月14日于京南方庄

　　真   相

　　余性也愚，既学不好数理化，也未读懂《资本论》。犹忆读小学时，老师即向我们宣讲俞铭璜编的一本书，强调要克服小资产阶级的弱点，改造世界观，当时听来一头雾水。读中学后，老师更直言不讳，说你们要时刻注意改造小资产阶级世界观。但上了大学后，在各种场合，两耳充斥的谆谆教导，忽然变成：你们一辈子——也就是直到最后双脚一蹬、两眼上翻为止——都不要忘记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我一直不明白，自己出身贫苦农家，参加过儿童团、共青团，为什么世界观行情陡涨，如俗语所说，一下子“从糠箩跳到米箩”，由小资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最近读了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浙江人民出版社)，终于恍然大悟。该书第440页写道：“最早的国家政权是包括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在内的。可是在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中，则指出建国后的主要矛盾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至于把小资产阶级包括在国家政权之内，也同样是策略性的权宜措施。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文件上已将‘小资产阶级’一词的‘小’字全部删去。当时我在上海文委工作，文委书记是夏衍，下设三个处，我是其中一个处的处长。有一天夏衍对我说：你注意到没有？毛主席在中央文件上把小资产阶级的‘小’字全部删去了。当时我们都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实际上这是把一向称作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划作资产阶级了。”原来，我以及我们一代知识分子，由小资产阶级变成资产阶级，是毛泽东“钦”定的。从那时到1978年“三中全会”的历史表明，“他老人家”删去“小”字，不得了！知识分子既然成了资产阶级，随后而来的阶级斗争的弦又越绷越紧，直到“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口号，终日在神州大地上无处不喧嚣，无数知识分子被凌辱、遭迫害，在黑暗中呻吟、挣扎，也就势所必然了。呜呼！我承认对《毛选》的学习很肤浅。这是我“活学活用”的一点儿体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从哪里来的？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就是历史的真相。

　　读王元化先生的日记，每有振聋发聩之感。我曾经想：鲁迅是非常理性的人，除了在私人通信里他有时忍不住激愤，骂出“文人多是狗”“人面狗心”那样的话来，在公开发表的文章里，詈骂极少。但是，他却骂以郭沫若为首的创造社是“才子加流氓”。何以故？令我不解。读《九十年代日记》第350页，即感疑团冰释：“前刘人寿邀我担任正在编辑的潘汉年文集的顾问，送来潘的著作目录。我发现潘在二十年代在创造社做小伙计时，曾写过一篇倡导‘新流氓主义’的文章。这使我理解到鲁迅当年撰文批判创造社有所谓‘才子加流氓’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可惜这一点，至今无人谈到过。”原来，鲁迅对创造社的尖锐批评是实有所指的！其实不能叫“骂”。还需指出的是，长期以来，一些人一提到郭沫若，就引鲁迅的话，说郭是“才子加流氓”，这并不切合实际。现在捧鲁迅饭碗者不少，希望有人对此深入研究，写出像样的论文来，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

　　载2002年8月1日《社会科学报》

　　仍然要重视农战史研究

　　金秋时节，中国农民战争史学会在曲阜师范大学大力支持下，由孟祥才教授主持，召开了第十次学术讨论会。与会代表围绕农民战争与民本思想的关系，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

　　这不禁使我想起了1978年深秋在华东师范大学召开的盛况空前的第一次农战史讨论会。那次会议近百人参加，全国研究农战史的著名学者，如谢国桢、漆侠、田昌五、陈旭麓、孙祚民、谢天佑等，都赴会并热烈发言，谢天佑教授更是会议的倡导者、主持人，出力最多。然而曾几何时，这几位对中国农战史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学者，都已谢世，谢天佑兄更是中年早逝，令人痛惜。农战史研究领域的玉树凋零，“枫叶落纷纷”，似乎从一个不幸的侧面，象征着当前农战史研究的冷落。

　　遥想“文革”以前，农战史的研究，真个是沸鼎烹油，轰轰烈烈。翻看史学文章目录索引，那个时期发表的农战史研究的文章，在史学领域几乎“三分天下有其二”，被誉为史学的五朵金花之一。然而，今天看来，这样的金花，未免是“隔花人近天涯远”，具有很大的虚幻性。从根本上说，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在史学领域的体现：一部中国史，几乎成了中国农民的战争史。某研究所编过一部中国通史，为了体现所谓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动力——甚至是唯一的动力，把全书结构简化为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再一次农民战争——历史再发展。显然，这是把纷繁复杂的中国历史简单化、机械化、庸俗化了。而在农战史的研究中，唯以人之是非为是非，“代圣贤立言”，动辄大批判开路，无理讨伐翦伯赞、孙祚民、漆侠等史学家，更是令人扼腕。因此，“文革”前农战史研究的热烈场面，是对历史科学的背离，完全不正常。

　　但是，近几年来农战史研究的现状，也很难说是正常的。不错，史学界经过拨乱反正，抛弃了农战史研究中的神圣光环、形而上学，“左”腔“左”调，再无市场。问题在于：还要不要研究农战史？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一大问题。20世纪80年代，上海人民出版社曾出版《农战史集刊》，山西人民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也陆续出版过《农战史论丛》，至90年代，这两种曾经发表过很多一流学术水平农战史论文的刊物都无疾而终，使农战史学者失去重要依托。时下翻开各种学术刊物农战史的文章寥若晨星。纵然有过李自成归宿问题的热烈争辩，那是有人拨乱其间的结果，并不值得大书一笔。更有人误解研究农战史似乎就是宣扬造反。最典型的事例莫过于，某市曾拟召开黄巢学术研讨会，主管领导听了有关汇报后，竟说：“现在不是研究造反的时候了！不要开这样的会。”结果此会“出师未捷身先死”。其实，黄巢是唐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召开一个专门学术会议讨论他的历史定位，是一件功在学林的好事。又岂止是黄巢一人哉！频繁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客观存在的事实。很难设想，如果我们对陈胜、吴广的农民大起义视而不见，怎能理解秦王朝是如何走向灭亡的？基于同样的理由，对于秦王朝以后各个王朝的农民起义、农民战争，如果我们不以全新的视角，实事求是地深入探讨，我们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肯定难以洞察全貌，把握历史发展的趋势。更不用说，研究历史上农民战争与宗教的关系以及农民起义的规律等课题，从中总结经验教训，显然是有现实意义的。

　　“心静云从衣上住”。告别过去农战史研究的虚华，以平常心态重新认真开展农战史科学、理性的研究，扭转当前农战史研究被漠视、冷落的局面，是其时矣。腊鼓催春，愿我史学同仁共同努力，迎来农战史研究的春光一片。

　　载2002年8月1日《社会科学报》

　　别了，“马鸣风萧萧”

　　在这世纪之交，恐怕人人有太多的梦。忝为史学家、作家之列，也许我的梦比别人更多。譬如，去年春天我去无锡太湖之滨为亡妻过校元女士扫墓，顺道参拜了马山顶天立地的巨佛后，忽然悟出下个世纪应当“跳出如来佛的手掌心”！返京后，兴高采烈地用毛笔书于宣纸，贴在壁上，洋洋自得。不料友人来访，见之，讥我迂阔不切实际，说孙大圣都跳不出，况我辈凡夫俗子乎？我不禁黯然。呜呼，谁解其中味？由此悟出，做梦与其梦阳春白雪，还不如梦下里巴人，此即曲高和寡之谓也。

　　走笔至此，忽然想起我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求学期间的先师周谷城教授。1933年1月，应《东方杂志》之邀，给“梦想的中国”专栏写篇短文，他只写了这寥寥数语：“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首要之事便是：人人能有机会坐在抽水马桶上大便。我梦想着：此后我真能不再做什么梦想了。”这几句话，貌似戏言，实际上含义深刻。试想，倘国人能人人坐上抽水马桶，中国将是何等的经济发达，文明昌盛！物转星移，转瞬间六十六年过去了。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更是日新月异。但是，我们仍然是属于经济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别说尚有几千万人尚未解决温饱的农村，即使上海、苏州、北京等繁华都会，仍有很多人家坐木制马桶、蹲旧式坑厕，与抽水马桶无缘。

　　马桶一词，起源甚早。南宋学者吴自牧《梦粱录》谓：“杭城户口繁多，民家多无坑厕，只用马桶。”可见当年杭州人使用马桶的普遍。苏州同样如此。有趣的是，苏州人称刷马桶叫“萧马桶”。清朝有位词人写过一首马桶词，调寄【黄莺儿】，最后三句是：“涤辛骚，夕阳影里，疏竹响萧萧。”原注说：“萧萧”，“马鸣也”，也就是刷马桶声。我曾在《马桶文化》一文中说：“马桶不去，文明难来，什么时候马桶从中国人的住宅中完全消失了，中国的文化史将翻开全新的一页。”因此，面对下一世纪，我愿续师梦：家家有抽水马桶，从此别了“马鸣风萧萧”！

　　载2000年第6期《中华英才》

　　2001年7月于方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