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晓云谈《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

　　快六十岁的台湾女作家蒋晓云出道很早，几乎跟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他们同时在1970年代末登上台湾文坛，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

封面蒋晓云像：李媛 绘

　　快六十岁的台湾女作家蒋晓云出道很早，几乎跟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他们同时在1970年代末登上台湾文坛，曾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报文学奖。但与当年的文学小伙伴们不同，她从1980年起赴美读书，从文坛消失了三十年，一直到2011年才以长篇小说《桃花井》重新回归。之后她给自己设立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写三十八个民国出生的普通女性，从民国元年(1912年)一直写到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目前已写完十四个女性，收录在这本即将出版的《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中。

　　《百年好合：民国素人志》里的十四个女人，尽管之后的命运迥异，但她们有一个共同点，都和上海有关。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蒋晓云：事实上她们并不都是上海本地人，但她们在1949年那个历史点上刚好都在上海。她们从上海分出去，往世界各地。她们可能是苏州人、宁波人，甚至是北方人，什么地方都有，只有个别人跟上海关系比较深，比如《北国有佳人》里的小北京，她十来岁就到了上海，在这里生活了十多年，她的青春年华都是在上海度过的，一直到了三十多岁才从上海流浪到了台湾。

　　1949年这个时间点上，她们都在上海。所以您是想写家国变动下的小人物命运？

　　蒋晓云：是的。这就是我这样一个作者希望读者看到的东西。

　　这让我联想到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区别在于，您用的是虚构，龙应台说她用的是非虚构，是在写历史。

　　蒋晓云：我自己并不太觉得。对《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我很难界定它是历史还是小说，她写的有些事情其实很像小说。如果站在国民党人的立场，龙应台跟共产党是苦大仇深的。可是我这里的那些小人物，她们只是觉得朝代变了，又要动乱了，“我们要跑”。其实她们没有那么大国族上的深刻感觉，因为她们没有那样的教育和思想背景，对于一个舞女，或一个舞女的母亲来说，换朝代了是很紧张的事情，她们想到的是个人家庭。但龙应台写的不是小说，所以她的书里面个人观点比较多。龙应台常常把自己的观点嫁接在这群人上，说他们是败军之后。在我的《民国素人志》里，他们不是败军，是难民。他们是被历史推着走的，有些人是正好在台湾找到工作糊口，就留在那儿，无法回来；有些人是去那度假的，他怎么知道回不来？他们并没有选边站。而龙应台一开始就是有立场的，这可能跟她从小在眷村长大有关。但我在台北看到的人，多半是难民，他们只是想活下去。我很希望这些人不要被历史淹没，他们也存在过。

　　你在上海会觉得，这两千万人就是你的世界，不太会想到其他十三亿人，你不太会想到要跟大西北的中国人连接。可是在你的小巷子里，你都认识他们。我是因为个人因素，知道这些人的存在。所以，在1949年之后，龙应台怎么能说只剩下败军之后？我希望让别人了解，军区大院(眷村)外的世界也有很多人。

　　您写的这群人，更接近1949年后逃到香港的上海人。是否这样？

　　蒋晓云：有可能。香港的上海人后人，比如董建华家族，都是广东话上海话夹杂地说。可是，在国外的很多上海人，都是讲英语和上海话。有一次我们几个朋友坐下来打麻将，但大家都不太会打，结果拿出一叠讲义发。这时候有一个女伴跳出来说，不要给她丈夫，因为他连中文都看不懂的。那个男人，平时普通话讲得非常典雅，人非常克制，但就是不会看中文。因为他五岁就离开了上海，他能懂很多语言，普通话几乎没有口音，可是看不懂。他也忘记了家族的历史，对以前的历史记忆不清。这群上海人基本上变成了一种离散的“犹太人”。在世界各地，这样的中国人到处都是。

　　您刚才提到“离散”，那您写这群女人的故事是否可以称为所谓的离散文学？

　　蒋晓云：我不知道这是否算离散文学。我写这些人物有一个时间性的，这部系列小说里，第一个人物出生在民国一年，计划中最后一个出生于1949年民国三十八年，所以越后面出生的人，离开中国和上海时年纪越小，那对她们来说，离散的感觉不会太强烈，因为她们对中国的记忆还没那么强烈。我小说里写到一个女的后来嫁给了台湾本省人，这个女的看上去跟当地人没什么区别。你再看董建华，他到底是香港人还是上海人？你说龙应台有离散吗？我是台湾出生的，更没有离散感，我还能讲很流利的闽南语。如果不是李登辉他们用各种特征区别本省人和外省人，我不觉得我有什么离散感。所以当他用政治力量去区别外省人、本省人，说外省人是不够爱台湾的，用这些地域符号来区分人群的时候，我就感到莫名其妙。我在这里出生，但只因为我父母的关系就把我区分开来，这不是跟“文革”没有区别吗？因为我的外省关系，就说我不属于这里，就不会爱台湾。有的人反抗这种区分，但我很坦然接受了这种区分。

　　书里这些女性都跟上海有某种关联，在您的这些故事里经常出现上海方言写作。您懂上海话吗？

　　蒋晓云：我在这个系列里确实刻意运用了方言写作。这是因为这群人当她们即便八九十岁的时候，最习惯的还是用上海话，如果用国语或普通话写她们的对白，这是不对的。除了上海话，有很多地方还用了广东话，这都是因为人物的关系，我不会去拒绝方言。我写这些不会有障碍，比如上海话，我从小就懂。因为我家当时在台北是做生意的家庭，住在台北的商业区，邻居都是从上海来的，所以很容易学会。后来我不会说了，但还是能听懂。反而现在，现在的上海话跟那个时候比变了很多，不是我小时候的上海话。

　　那书里的故事，也是这群“上海人”对您讲过的？

　　蒋晓云：有可能。这些人对我来说非常生动。写小说就是拼凑结果，如果让人觉得确有其人，这对我是很大的安慰。但更多时候，其实是经过努力调查的结果。我在写的时候，不希望一开始就说某某是民国几年出生，像报家门一样来写。所以我用了很多当时的事实——也就是现在的历史——历史上的新闻、逸闻来铺陈这些人的年纪和时代经历。小说里的那个时代毕竟离现在已经很远，所以还是需要做历史的调查。其实比龙应台要费工夫，她只要去访谈就好了。

　　比如《北国有佳人》的小北京，小说里说她当时是上海滩那么有名的舞女，可是否会有一个类似的真实人物？小北京真的有这个人，真的在仙乐斯舞厅，她的恩客是我一个朋友的父亲辈。真实的“小北京”故事其实是非常浪漫的，小北京和她的恩客在年轻的时候是老相好。到了小北京九十多岁的时候，她住在旧金山湾区一个很好的社区，小北京的老相好还瞒着他太太去看她。我觉得太浪漫了。但我在《北国有佳人》里写的故事不是她的，只是借用了她的招牌。我没有见过小北京，只听过一些她的轶事，据说她小小的个子。我看过描述当年上海舞厅里舞女的资料，她算是里面红的一个。所以我的这些故事，有拼贴、调研，也有想象。其实我觉得，主要是想象。

　　《百年好合》是您这本书的第一篇，这个故事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在上海的一个生日宴会，老人九十多岁重归上海，他们的后代从世界各地回到上海为他们祝寿，结果大家只能用英语或其他语言交流。这是真实的故事吗？

　　蒋晓云：这个生日宴会是真的，老人的后代从全世界赶来，但大家都不知道谁是谁，这些亲戚之间语言都不通，这都是真的。当时我也在现场。而且和小说里一样，宴会真的在酒店的三十八楼，大家一起说乱七八糟的话，一桌中国人讲英文。那个场景是真的，老人是原型，但故事都是编的。《百年好合》里这个老人的原型，是上海1949年前的富二代，后来回到了上海，现在住在衡山路上，那里是他小时候住的地方。不久前，老人还把最后的钱捐给复旦、交大、北大和清华各一千万。在之前，他已经捐了很多。他现在已经一百零一岁了。其实在1949年以后，他受过很多挫折，但到了一百岁，真的云淡风轻，千里迢迢回到上海定居。对于这群老人，你可以设想，他们是可以哭死的啊，因为1949年他们的财产全部被没收，这个一百岁老人的父亲也自杀。可是几十年过去，他们才是人生的赢家，回来以后还把钱全部捐掉。这些从上海走出去的人，谁告诉你一定是拥护蒋介石的？他们只是跟自己的生活搏斗了一生。对他来说，这里是他的祖国，但他没有喊过什么爱国。

　　这本书都是女性视角，您计划写的也都是女性。为什么是历史中的女人？

　　蒋晓云：我的这个系列完全是女性视角。我本来就要写三十八个民国女人。我的朋友说，这不公平，还要写三十八个男人。可我得先把女人写完。我觉得写女人意义更大，因为历史都是男人书写的。在这个变动中，女人如何？那个时代的女人，她们奇怪的地方和条条框框，不是我们想象的。像我这样的台湾女性，尤其是闽南女性是非常坚毅和受委屈的，因为闽南人的大男子主义特别严重，在上海很难想象。在女性的角度来看，很不公平。所以我对女性很感兴趣，在那样的环境下，女性有不同的心理变化，有些是不甘的。

　　我觉得您主要写的是，1949年时局变动下，女人怎么看。

　　蒋晓云：小北京的妈妈就是一直哭，总觉得一生完蛋了。但小北京在上海长大，在她看来第二天有没有米钱最重要，今天出去穿什么衣服最重要，变得很现实。如果她跟她妈妈一样只会哭，这一生就完了。对她来说，介绍我去做衣帽间小妹，那我就去做。听说做舞女更赚钱，那我就去做舞女。她的每一件事情，在现实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去多想。但你说她聪不聪明，她当然非常聪明，但她不会聪明到要去拯救国家。在都市里的普通人，对他们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明天的小日子，他们是朴素的人，没有那么伟大的思想。我看到很多这样子的人。小的时候，我父母给我很大压力，要救国救民救人类，年纪大了后发现，我一样也没救到。后来受到冲击时，我再怎么样也救不了人类，所以我还是去写小说吧。

　　对这些女人来说，如何生存最直接。你看小北京，对她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她是分不出来，这些人长得一样，干的事情也一样。她更关心的是，能不能搬家，能不能在新的地方安顿下来，妈妈的病能否好，这些对她来说更重要。这样的人，以前被称为“人渣”：你怎么只想到自己的家人，怎么不想到国家？有时候我觉得写那么惨，写《桃花井》，觉得这些人都白活了，人生就白费了，就是因为国共打架，可是又觉得，好的一生坏的一生也就这样过了。

　　您这种心态可能跟您不是眷村人有关。我相信这也是您和朱天文朱天心她们的区别。

　　蒋晓云：有可能。以前并不觉得， 年轻的时候觉得每个人都一样。但后来觉得你的环境都会给你不一样的影响。我年轻的时候参加报社小说奖，和吴念真、天文他们都是一起出来的，那个时候我就跟他们不一样。每一次，报社有什么官方的活动，都会叫我去讲两句话，对我来说这是很自然的。其他文学青年都很害羞，但他们现在都能滔滔不绝了，比如天心、吴念真。他们也都改变了，时代也改变了。以前他们说我像张爱玲，我不知道哪里和她像，她那么孤独忧郁，我可不是这样的。

　　您1970年代末在台湾就已经很有名，跟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一起出道，可是又很快消失于文坛三十年。为什么会这么绝然地离开？

　　蒋晓云：其实当时我没有想太多。当时年纪轻，世界都在你的脚底下，什么不能做？我后来才发现，我比同年龄的女性有自信，我有点义无反顾，觉得很多事情我都可以做，不一定只做一件(写作)。当初离开，很多人说你怎么能从名利离开，可是我不觉得名利可以绑住我。我一个朋友对我说，因为我没有穷过所以不怕穷。现在讲起来很臭屁清高，但真的很自然的，不觉得是要抓住争取什么。当然也很没良心，当时那么多人提拔你，但你就离开了。

　　比如朱西宁？

　　蒋晓云：对。这就像，这个派对我参加过了，我就走了。后来我又很厚脸皮地说，我又回来参加派对了。

　　很多人疑问，我到底是哪里冒出来的。我在上一个写作阶段，台湾的娱乐性和传媒都还没那么强，我得了一个大报的文学奖，是大事情。那个时候知道我的人比较多，看小说的人也多。在我缺席的这三十年中，很多新的作家长大，他们不晓得我是谁，他们看我的小说完全以为是大陆作家，或者是一个八十多岁老太太。知道我的人就非常讶异，因为这个人已经失踪三十年了。

　　在离开的那些年，您没跟当年的文学小伙伴联系过？

　　蒋晓云：完全不联系，他们都以为我不见了。因为我在另外的领域做得不错，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回头重新写小说，但这又有点像会唱歌的人忍不住要去唱歌一样。后来又有了博客，这就像有了卡拉OK。这就让我很想写，再看到别人写的那么乱七八糟，就更想写。慢慢地，后来有机会到上海常住，大概是2005年，就大量看中文书。看了三年中文书，感觉慢慢又回来了，又开始想要写东西。

　　当年的小伙伴，比如张大春， 我当年没有跟他讲过话，跟他只打过照面。我跟吴念真也几乎没有说过话。我有印象的是，有一次我和吴念真一起出来，我父亲来接我。我父亲说一起搭个便车吧。吴念真说，不要！这是我对他的唯一印象。我给《三三集刊》写过稿。后来听天心说，当时办《三三》的时候，不太熟的人，稿费是一定要付的；很熟的人，稿费是一定要拖欠的。这才知道，我属于不太熟的作者，因为我一直有稿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