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梁方仲：为吴晗喊冤被关牛棚

1948年，梁方仲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办公室工作。

梁方仲著作

梁方仲

梁方仲著作

　　他是出生名门世家的公子，但他一生与政治绝缘，选择了最寂寞的学术研究为毕生事业；

　　他是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开创者。他的一条鞭法研究，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

　　他一度成为史学界的边缘人物，被人们遗忘，但他的学术思想不但重新成为主流，更历久弥新，成为当代学界许多前沿研究的出发点；他从没有老去，因为他的学术和思想仍然在影响当下；

　　他就是梁方仲，我国当代著名经济史学家。

　　梁方仲晚年曾于病榻题诗咏怀：“天留迂腐遗方大，路失因循复倘艰。”(典出《尚书·大诰》：“予造天役，遗大投艰于朕身。”孔安国传：“我周家为天下役事，遗我甚大，投此艰难于我身。”)他借用此典，表达自己的为人与学术志向。他一生坚持的“迂腐”，造就了他当时的寂寞。

　　本期《世纪广东学人》，试图让读者了解梁方仲的寂寞和“迂腐”，了解他如何在时代洪流中，不像其他很多人一样，自作聪明地随波逐流。

　　1　不问政治“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解决一时问题”

　　梁方仲出生时，在刑部提牢任内的父亲刚刚升官，高兴之下命其名为“嘉官”，意即企望他加官进爵，光大宦门，但后来他拒用此名。他曾对其研究生说，“想当官就不要当我的学生”。

　　梁方仲先祖梁经国，是富极一时的广州十三行“天宝行”创立者和行主。梁经国虽以经商发家，却不大希望自己的后人仍然从商。他重视子女们的教育，要求他们以读书科举仕宦为业。

　　梁家的发展也如同这位先祖的设计，此后成为广东有名的书香门第，连续三代都是翰林和举人。如果不出现近代的社会动荡，这样的世家也许还会延续下去，梁方仲也许就不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个一生远离政治的大学者。

　　到梁方仲祖父这一代，已经处于清朝晚期。这时候的广东渐渐成为“开眼看世界”的前沿。作为广东有名的士绅家族，梁家也卷入到时代洪流中。梁方仲的祖父梁庆贵历任内阁中书、侍读，他参与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组织广东自治研究社，领导收回粤汉铁路利权运动。

　　也就在收回粤汉铁路过程中，梁家发生了一次重大的家庭变故。当时，梁庆贵坚持商办，而时任粤汉铁路督办的岑春煊主张收归官；因政见分歧，梁庆贵遭到岑春煊的抓捕，并丢掉官职。这一仕途激变，对梁家打击巨大。辛亥革命之后，梁庆贵及梁方仲的父亲梁广照对政治局面更加失望，以遗老自居，拒绝任职于民国政府，转入教育界。

　　这段经历一定对梁方仲的人生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仅亲历家庭的变故，看到政治丑恶，平时的家庭生活中也常常听先人提及官场的黑暗。种种经历，都让梁方仲对官场和政治没有好感。梁方仲出生时，在刑部提牢任内的父亲刚刚升官，高兴之下命其名为“嘉官”，意即企望他加官进爵，光大宦门，但后来他拒用此名。他曾对其研究生说，“想当官就不要当我的学生”。

　　梁方仲用一生的表现充分证明了他对政治的态度。由于他在学界的声名，无论是民国政府还是新中国政权，都邀请他担任大学或者学术机构的行政职务。除了实在推辞不了的“政治决定”，梁方仲几乎一直采取拒绝态度。

　　他的恩师陶孟和(社会学家，曾任中科院副院长)一度邀请他去北京商议当时新成立的科学院的筹备，他最终也没去。好不容易做了个中山大学经济系的主任，他也不大热心搞行政。

　　对党派政治，他也是游离态度。解放前，国民党曾经强迫他入党，解放后，共产党都也极力邀请过他入党，他拒绝了。民主党派不少人，包括他的好朋友吴晗，也力劝他加入民主党派，他也没什么兴趣。他其实是不愿意有组织束缚自己，自称“做惯乞丐，懒做皇帝”。

　　梁方仲对政治的态度，一方面与他的家庭经历有关，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他认为热衷政治会给学术研究带来副作用，既浪费大量精力，缩短学术生命，又可能会因为政治影响学术独立，这是他的一贯观点。

　　1957年反右时，他在当时又红又专的大环境下竟然公开提倡“粉红论”。所谓的“粉红论”，大意是说：我就不追着形势跟你们比赛谁更红谁更专，能跟得上形势就行了。

　　他被人所熟知的是他有名的“三怕”：怕开会、怕听报告、怕参加政治运动。他又说，“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

　　因为这些证据，1958年掀起的“拔白旗、树红旗”运动中，他被树为“只专不红”的典型，当被质问他所说的“学术价值永恒，政治只解决一时问题”的含义时，梁方仲竟然作了这样的回答：“联共(布)党史简明教材，出版至今不下读者千千万万，但出版不到二十年，便要重新改版。《资本论》第一卷读者不及前者多，但出版九十年，虽然也有数次修订，但基本原则颠扑不破。”(转引自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个回答再真诚不过，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却迂腐得可爱；与那些批斗者讲道理，梁方仲的书生气一览无遗。

　　2 学术志向“明代赋役制度世界权威”

　　以农村为学术研究的空间起点，以古代为学术研究的时间范畴；从农村出发，从中国古代历史出发，探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幽深机理，最终以现代学术体系为参照系，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这就是梁方仲学术的志向和学术的方向。

　　五四运动爆发后，新思想、新文化影响逐渐扩大，梁方仲也受到这一新思潮的浸染。他北上北京求学。1921年秋前往其诞生地北京，1926年9月，梁方仲考入清华大学，始读农学系。不料只读一年，该专业被取消。为了打好外文基础，他先转入西洋文学系，念一年后再转入经济系。1930年毕业，继入清华研究院。1933年研究院毕业，得经济硕士学位。1933年冬进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开始了学术生涯。

　　这一段简历颇有意思，大致描述了梁方仲早期求学生涯的思想轨迹。虽然梁方仲为人温文尔雅，颇具儒家教养，但他骨子里具有对传统的叛逆精神，这是当时进步青年的潮流。等到他进入大学时，西方学术体系已经较为完整地引入中国，他的整个视野站在了时代的前沿，他看到了一个他祖父和父亲都不曾看到的学术世界，激发了他毕生的学术兴趣。等他大学毕业时，他已经决意要在学术界有一番作为。

　　既然有了坚定的决心，他就开始思考自己学术的方向。进入农学系并不是盲目的选择，而是梁方仲治学的兴趣所在。他认为，中国自古以农业立国，近代政治经济仍然发端于传统农业社会，因此，研究现代政治经济问题需回溯传统农业社会。这种选择一方面源于梁方仲的问题意识，另一方面与当时学术界的潮流也很有关系。

　　上世纪30年代之后，经过民国二十年代学术的发展，偏重于宏大叙事的中西之辩论、现代与传统之争已经不仅仅停留于思想史、文化史。随着西方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民族学逐渐引进，当时的学人已经告别了属于胡适、鲁迅和陈独秀的思想启蒙年代，进入了对思想进行更加深入的细分化的学术研究阶段。当下中国的社会科学多数奠基于这个时代，包括新史学的梁方仲、吴晗，社会学的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人口学的马寅初等等。这批新锐学者认识到，中西之辩，现代与传统之争，不能仅仅靠文学家的笔头争吵，也不能完全靠创造宏大哲学体系自说自话，必须以现代西方研究范式去寻找中国数千年社会运作的奥秘。他们发现，前人所有的问题意识的来源，在于他们对中国现实问题的不满，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对历史和现实进行合理的解释；只有先解释中国的历史和传统，才能进行辨证性取舍。如何解释？他们意识到，传统中国的制度、文化乃至经济方式，大部分源于中国农村。农村的乡村治理结构及其层层递进，构成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及其政治关系，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道德和伦理秩序几乎都发端于此。虽然时间已经走到要求推倒传统的民国，但传统还在隐秘地支配现实的中国，甚至很多现实中所谓打着“现代”旗号的政策，其实就是历史的变种。

　　梁方仲很早就意识到，在西学的观照之下，传统中国有着大量的研究荒地需要去开拓。

　　这就是梁方仲为什么选择农村作为研究起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一开始就想进入农学系的原因。后来农学系取消，梁方仲只好选择了经济系，但是他在经济系乃至之后进入清华研究院和中央研究院社科所研究的，主要还是农业经济。实际上，他毕生的研究都是以明代田赋史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

　　以农村为学术研究的空间起点，以古代为学术研究的时间范畴；从农村出发，从中国古代历史出发，探究中国历史社会发展的幽深机理，最终以现代学术体系为参照系，观照中国社会发展的现代性，这就是梁方仲学术的志向和方向。

　　在明确了自己的学术志向之后，梁方仲要进行更细化的学术选择。按照他的学术思路，现实的财政经济不可避免带有过去的影子。中国古代的财政经济基本上依靠农村田赋，所以他决定以田赋制度作为研究农村经济的切入点。民国时期的田赋制度，实质上就是滥觞于明代的一条鞭法。于是，梁方仲决定从一条鞭法入手开始自己的学术生涯。

　　研究明代赋役制度的学者很多，只有到梁方仲，才真正将现代社会科学方法引入并且作出精深的研究，只有到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这一领域才有了一个基本框架。他的研究不但一直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主流中得到承认和重视，甚至他提出并探讨过的许多问题至今仍然是最前沿研究的出发点，“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何炳棣语)的称号实至名归。

　　3　社会活动他不是一个只在书院中生活的迂夫子

　　延安方面说，梁教授怎么尽说好话，梁方仲也提了个意见，说，“白区都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为什么你们这里看不到《中央日报》呢”。

　　梁方仲并不热衷党派政治，但他并不是一个只在书院中生活的迂夫子，还是有不少社会活动。

　　首先，他的工作需要大量的实际调查。另外，他本人虽竭力保持政治中立，但他对时局实际上有着自己的观察和判断。1939年，他曾到延安考察了一个多月，对延安军民的团结印象深刻，对延安政府也很有好感，认为延安没有贪腐现象。延安方面说，梁教授怎么尽说好话，梁方仲也提了个意见，说，“白区都可以看到《新华日报》，为什么你们这里看不到《中央日报》呢”。有证据表明，梁方仲早年曾经帮助过共产党人，据说是因为受大学同学的影响，但梁方仲去延安主要还是为了学术考察。

　　在建国之前，梁方仲最为人所知的社会活动，是他作为发起人之一的“史学研究会”。在上世纪30年代初，史学主流仍然是传统历史研究范式，相对于传统的政治史、文化史研究，经济史相对较为冷门。但梁方仲没有选择当时的史学“显学”，而是选择了自己所爱好投以毕生精力的经济史。1934年，梁方仲与吴晗、汤象龙、罗尔纲一起成立“史学研究会”，并在天津《益世报》和南京《中央日报》开辟《史学》副刊，编辑出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并一度担任主编。这是中国第一份以“社会经济史”命名的刊物。在梁方仲为代表的这一批学人的努力下，一个新兴的史学研究学派兴起，并产生了一批当时活跃的少壮派历史学家。这个新史学学派既秉承了传统学术精神，又受过系统的现代学术训练，将当时的史学研究推向了一个高峰。

　　史学研究会时，应该是梁方仲最富有社会活动激情的时代。通过史学研究会，他结交了包括吴晗在内的许多终生好友，并且一度在学术杂志和媒体上活跃，普及新史学派的理念。

　　史学研究会代表着一个重要历史学派的兴起，梁方仲对围绕着史学研究会的社会活动，有着明显的兴致。但这一黄金时期很快因为政治原因过早结束。解放之后，以郭沫若、范文澜为代表的唯物史观学派，迅速占领史学主流。当时包括顾颉刚在内的老派历史学家都开始艰难转型，向史学新主流靠拢，属于梁方仲活跃的年代提早结束。

　　可以说，梁方仲是一个终身寂寞的大知识分子。如果他忍受不了这样的书斋寂寞，他早就有无数的机会寻求名利。他的老师陶孟和解放之后几次要求他到北京担任社科院经济所所长，但梁方仲没有北上。作为仕宦门第子弟以及学界名流，他在早期生涯认识了不少民国以及建国后的党政要员，但他一生从未利用过这些关系为自己谋得一官半职。

　　4　知识分子精神为吴晗喊冤，被批斗、关牛棚

　　梁方仲对国家对社会内心炙热的关怀，从来没有用文字表露过，但他用毕生的研究，证实了他对学术忠贞不二的大知识分子身份。

　　从为人上说，梁方仲先生堪称模范。他出生官宦世家，但他对名利看得极淡，对政治不热衷。某种程度上，这是他的智慧。

　　但他对朋友绝不冷漠，甚至敢为朋友深陷政治泥潭。在吴晗最艰难的时期，他是少有的敢为吴晗喊冤的人。在当时的政治风气下，能够顶得住政治压力公开支持吴晗，需要极大的勇气。因为吴晗，他被打成“吴晗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遭到批斗、关进牛棚。正是梁方仲在为人上的单纯，造就了他的学术成就，或者反过来说，或许正是因为他对学术的投入影响了他的为人。

　　从学术上说，梁方仲先生虽然选择了明代赋税制度为一生研究的切入点，但他在学术上的根本关怀，是要去理解和解释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及演变逻辑，并将这种解释投射到现实中国社会问题的关怀上来。甚至可以说，关怀中国历史文化、关怀中国现实社会，才是他一生的根本志趣。他明白自己的个人力量局限以及学术研究从小处着手的道理，所以他选择了从最艰苦的农村调查、资料搜集开始，从一个个小问题开始，进行最踏实的研究，在这些研究达至化境之时，他才将它们一一展开。但是，如果我们翻阅他生前未发表的大量日记、手稿、读书札记，就会发现梁方仲的阅读领域不仅包括社会科学领域，对文献版本、哲学思想、科学技术都有不少涉猎并有不少独到见解。根据其子梁承邺先生的回忆，梁方仲先生对诗词文学同样有广泛爱好。很明显，在人文社科领域的大量阅读，一定培养了梁方仲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怀以及对于解释传统中国社会的兴趣。

　　刘志伟、陈春声二学者将梁方仲的学术成就归结为“经济学理论素养、历史研究功力和对现实问题的关怀”三者交织而成，同时，又总结为社会科学方法上的良好训练和诠释文献的传统学术功底。事实上，这样的总结，我们在与梁方仲先生同一时代的许多人身上都可以看到。他们一出生即处于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痛苦转型中，期间伴随着家国变故、朝代更替、内战外战，在各种思想力量的激烈交锋下，他们的思想时常经历着幻灭、重建再撕裂的痛苦循环；他们都具有深厚的国学修养，但他们中的多数人又有着国外求学、游历的经历，他们面临着既要解释传统中国，又要面向现实和未来的双重学术任务，这样的双重任务注定了这一代学人将成为旧学术体系的集大成者或者新学术体系的开创者。

　　我们将这一代学人身上的这种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归结为“知识分子精神”。知识分子既需要陈独秀那样的深度介入政治的领袖，也需要鲁迅这样的思想家、文学家，同时也需要梁方仲先生这样脚踏实地做学问的学者。梁方仲对国家对社会内心炙热的关怀，从来没有用文字表露过，但他用他毕生的研究，证实了他对学术忠贞不二的大知识分子身份。

　　古今中外很多人试图去概括知识分子精神，比如陈寅恪“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然而，这两句话虽短，能够真正坚持的又极少，仅仅名利一条，就不知让多少才子学者在现实面前折戟沉沙，更不用说在时代变幻和政治压力面前坚持真理和治学的独立。好在，总有这样的知识分子存在，让我们内心生起无穷的敬意。

　　梁方仲就是这样的人。

　　【学人名片】

　　梁方仲(1908-1970年)，祖籍广东番禺县黄埔乡南约荣西里。清光绪三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1908年7月19日)出生于北京。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的奠基者之一。他围绕明代一条鞭法研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直到今天，仍被国际学术界公认为是该领域最高水平的研究，他也被称为“明代赋役制度的世界权威”，而其论著《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功力深厚，见解独到，是建国以后中国史学界为数不多的未受政治干扰而能垂之久远的经典之作”。

　　(感谢梁方仲之子梁承邺先生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