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荫麟《中国史纲》与钱穆《国史大纲》不分轩轾

　　《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

　　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

张荫麟致傅斯年信札。

张荫麟与贺麟(中)、陈铨(右)摄于1926年。

　　68年前的10月24日，张荫麟病逝于贵州遵义。这位生前被多位大家、同仁许为“天才”的史家，身后却少有人提及其人其文。

　　究竟他的才、学、识如何让时人侧目？他对学术通道的苛责式的批评为何能赢得被责者的尊敬？他的通与专，他对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标准，对今日学界有何借鉴意义？南方日报记者专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曹家齐教授，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历史研究》副主编李红岩研究员，中山大学历史系李欣荣博士。

　　1 谈《中国史纲》

　　首倡通史“笔削”五种标准

　　南方日报：张荫麟以史学为平生志业，但他在世时出版的惟一一部史学著作是高中教科书《中国史纲》，并且只有半帙，如何透过这部书来看待他的史学成就？

　　曹家齐：一部《中国史纲》，虽终于后汉之立，却于社会之变迁、思想之贡献、人物之性格，兼顾而并详之；又于历史全局之因果，以网状之维路，具哲学之思辨。独断而中的之见，更是层出不穷。此大家之手笔，非具卓越之史识，实难为之。

　　李红岩：俗语云：有学而不能者，未有能而不学者。历史学界有一个学术默契，时髦话叫“潜规则”，即不以著作数量衡人。所以常有著述不多而公认为学者大家者，亦有著述等身而被视之蔑如者。究其原因，在于史学界向来重视同行公议，少取社会评议。张荫麟可谓“能”而且“学”者。《中国史纲》虽只有区区半部，却反映出编纂者通博的史识、达乎化境的史料裁择功底以及高超的语言运用能力。判断一部著作的优劣，不仅要看表面，而且要看表象下的水有多深。张荫麟这部书的最大特点，就在一个“通”字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是中国史家自古以来就追寻的高超境界。张荫麟的著作让读者感受到了这一点。

　　李欣荣：张荫麟的著述很多，约在百万字以上，但无可否认，这半部《中国史纲》的确浓缩了他自1935—1942年间的许多心血，更反映出其治学追求博通的旨趣。陈寅恪推荐张氏在北大讲授通史课程，显然也是看中了他的这种特质。作为梁启超的私淑弟子，张荫麟受到其晚年由专入博理路的影响，以及写作中国文化史理想的激励，早就有撰修通史之志。留学美国时，已打算“约集同志，先成一国史长编”，研习哲学和社会学也无非为了拓展治史的视野，以利于日后撰写通史。后来得到傅斯年的推荐，编纂中小学教本，方有机会一偿其抱负。

　　南方日报：与当时其他通史著作如钱穆《国史大纲》、吕思勉《中国通史》相比，张荫麟《中国史纲》有何特点？

　　李红岩：上述三人，均为学术大家，而且钱、张二人尚有相当的友谊。以天分或眼光论，张荫麟天纵之才，又习欧美新学，娴于蟹行文字，故上天入地，较二老自然未遑多让，但早逝，而钱、吕二老得享天寿，允为学术大师，这是张荫麟学问发扬不得不戛然而止的无可奈何处。又限于体例，张的著作自然较钱、吕二大师的著作为简短、浅易。如果说钱、吕二大师是以独家之学为一家著述，则张氏之书则属于以独家之学做公共产品。台湾学者何佑森先生常说，学术著作有浅入浅出、浅入深出、深入深出、深入浅出四种境界。张氏通史即属于深入浅出一类。所以相较而言，钱、吕二通史更加深沉。对上述三人，学界均有专门研究，而以钱穆研究最称显学。吕氏研究集中于华东师范大学，成绩颇丰。总而言之，三位学者的著作均是经典，如同玫瑰牡丹，共为艳丽，各有特点，但不可分轩轾。

　　李欣荣：通史之作，关键在于求“通”。这不一定反映在时代的通贯上(即半部书亦无碍)，更重要的是对于历史全体以及历史发展的线索有切实的理解、掌握和叙述。张氏通史引用西方哲学(逻辑学)的思维，提出通史“笔削”的五种标准，以提高通史撰写的科学性。同时较为难得的是，对于史实的解释并不生搬硬套西方的教条和理论，强调的是“能与事实融化于无间的史观”。

　　“笔削”的标准明，而后历史线索亦清晰可见，故能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中“选择少数的节目为主题”而加以充分地叙述。这无疑会使其书显得要而不繁，条理分明。同时，张氏通史特别重视文字的简练和雕琢，以“说故事”的方式撰写通史，而且不参入考证，也尽量减少原始文件的载录，极大地增加了阅读趣味。

　　另外，张氏通史拥有较强的合作分工意识，其注意与吴晗的配合，邀请学有专长的史家提供各专题的初稿就是明证。与钱、吕二氏相比，张氏应属接触西方学术较多的新派史家，较能吸收当时新出的研究成果，比如商代文化的撰写，就是借鉴了中研院史语所在殷墟的发掘成果。

　　○通史“笔削”五标准

　　张荫麟在通史编纂中注重研究史实的选择和综合，总结出通史“笔削”的五条标准，这就是新异性的标准、实效性的标准、文化价值的标准、训诲功用的标准、现状渊源的标准。他认为训诲功用的标准应予以放弃。因为学术的分工，历史的训诲功用应由各专史承担，如历史中战事与战术的教训属于军事学的范围。张荫麟指出，训诲功用以外的四条标准皆是今后写通史的人所当自觉地、严格地、合并采用的。

　　2 谈“通”和“专”

　　牢守于某个碎片沾沾自喜不可取

　　张荫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四部综核之学，后来接受西学。这是这批学人既“专”且“通”的大背景。

　　南方日报：除了通史撰述之外，张荫麟在其他方面有何学术贡献？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兼通文史哲，学术兴趣广泛，一生著述多达170余篇，100余万言，其中尤以史学成就最著。其史学著作中，论性质，从记注、考据、序跋到著述，一应俱全；论门类，从史学理论到专门之思想史、社会史、文学史和科技史，无所不有；论时代，则上古、中古、近代，皆有涉猎。

　　张荫麟先生对于中国史学之贡献，并兼理论与实论(指具体历史问题之研究)。众人常谓史家治史，于理论、实论难能相兼，有大成就者，或独擅理论，或长于实论，二者兼擅且有突出贡献者，唯法兰西之布罗代尔(FernandBraudel，1902-1985)。然以张先生成就观之，实乃东方之又一人。张先生《论史实之选择与综合》、《论历史哲学》、《传统历史哲学之总清算》等，“仅仅这数篇文字，已足以使他名传竹帛，并在现代史学上占一突出席位。”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列代表性史家17位，以述清末以降中国史学之建树，张荫麟先生赫然位居梁启超之后，正由于史学理论之贡献。

　　此外，张荫麟先生后期，以治宋史为重，不惟于许多课题有发轫之功，且是最早在大学开设宋史课程的教授之一，更以《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北宋的外患与变法》、《宋代的文学与思想》等数篇短文，建宋史研究之体系，立宋史叙述之框架。自此而后，直至今日，通史著作之宋代卷，及断代性之宋史著作，几无破此体系与框架者；就张先生所成文字看，虽言简而意赅，读来无不有历久弥新之感，其整体认识与论断，后人亦少有超越。

　　李红岩：张荫麟是兴趣广泛、治学广博的通才。除在哲学、历史编纂理论、宋史、科技史等领域外，在中国近代史的某些专门领域、文学史、书法艺术史以及翻译实践、学术批评等方面，均有一定的成绩。关于这些，我编选的张氏文选《素痴集》均有反映。比如说他曾经与冯友兰先生讨论哲学问题，曾经专门表彰古代科学家张衡的成就，曾经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等。他对鲁迅、郭沫若均有正面的评价，还是最早研究甲午海战的专业史家。此外，他还非常关心时事，是一位具有左翼思想倾向的学者。他用对话体的形式发表过一组系列文章，大体上都是谈政治的，很犀利，也很有趣。

　　南方日报：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精细、史学研究碎片化趋势越来越明显的今天，“通”和“专”似乎成了学者可望而不可及的乌托邦。张荫麟为什么能够二者兼擅，对今天的学界有什么借鉴意义？

　　曹家齐：今之史学界，才学识三者咸可称者，未之有也。首先是时势使然，但教育模式亦当其一因。今日之史家，青少之年皆入现代之中小学，十年之光，纯为应试，且重理科。虽有历史之科，但偏于说教，难以称学。及入大学专门习史，则多近弱冠之年。而其时于文于史，基础皆未备。及获硕博学位而以史立业，则多是由史而史，未及其它。虽曾有涉哲学，然循此不仅难以明事理、习史法，反成治史之桎梏。故今之史家，虽皓首史业，却识见未达，学养未备，而文章亦乏声色。

　　李红岩：我一直认为，近代中国学术发展的历程，就是一步步走向形而上学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形而上学”，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使用的那个意思，其中就包含了分工精细、分门别类的涵义。形而上学化是学术的进步，这首先必须肯定。但是，它会有很多弊端。对此，恩格斯讲得非常清楚。张荫麟自幼接受的是传统的四部综核之学，后来在形而上学化的大潮下接受西学。这是这批学人既“专”且“通”的大背景。今天，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形而上学化的弊端，倡导通博之学。当然，术业有专攻，有偏重不可有偏废。我建议学者们记住钱锺书先生的告诫：学术上成为某一专业的专家，在主观上是得意的事，在客观上是不得已的事。牢守于某个碎片沾沾自喜，很不可取。

　　李欣荣：“通”和“专”并非截然相对，而是相辅相成。在“通”的基础上求“专”，才可能是有深度的研究。张荫麟生活的时期，西式的学科体制建立未久，可供学人以史学的新规范、新视角去做研究的领域触目皆是，学科界限也不容易限定张氏这类处于过渡时期学者的思维。正因如此，张氏后来才会做出今天所见的史学、哲学、文学和国学等多方面的贡献。其实学科间的界限和内部分工，纯粹只是为了研究的便利，并不是绝对的。目前的学术体制过于强调学科界限和专题研究，未必是最佳的方法。

　　3 谈学术批评

　　当下批评者与被批评者都有问题

　　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绝不会树敌。正当而纯洁的学人绝不会把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视为寇仇。呼吁教育部相关学风治理机构能真正动起来，办几个大案，震慑一下学术败类。

　　南方日报：张荫麟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学术大家的赏识？

　　李红岩：当然是因为张荫麟真有学问、真有才。前提是他进入了这个高层的学术圈子，而且为人好。人好、学问好、有见识，人不“捧”之，谁“捧”之？

　　李欣荣：张氏成名得益于不少同为粤籍的在京学人的支持和帮助，包括梁启超、陈垣、容庚、容肇祖、伦明等人。在清华学习期间，得到《学衡》主编吴宓的赏识，进而受知于陈寅恪；后被陈氏推荐入北大和史语所，虽然未成，但已给傅斯年以深刻印象，在1935年被傅氏推荐负责编写中小学教科书。可见张氏获得的人脉支持跨越新、旧两面，有助于其及早成名。

　　南方日报：与学术大家大力提携相反的是，当下张荫麟学问才情乏人表彰，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曹家齐：张荫麟先生当下之“知名度”与其学术贡献确实不对称。只因其去世太早，门下弟子难成规模，高足李埏、徐规等人也和乃师一样，醉心学问，非常低调。

　　李红岩：这也不奇怪吧。钱锺书先生说过，学术也有行情涨落。我知道文学领域有门文学社会学。其实，学术领域也应该有门“学术社会学”。相对来说，张荫麟还算是有人表彰的。不仅有博士、硕士写的论文，而且著作也出版了，文集达好几种。顺便说一句，我觉得台湾学者黎华赵许多年前写的专门研究张荫麟的硕士论文，至今依然是最优秀的。

　　李欣荣：其实张氏在港台的学术圈一直保持其影响和地位，文集和《中国史纲》也出版多次。中国大陆则是因为上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学术传承的中断，而对张氏其人其事有所忽略。但是自八十年代以来，其高足李埏、徐规等先生发表论文，大力弘扬张氏之学。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陈润成教授和在下联手，先后编有“张荫麟研究”三部曲：《天才的史学家———追忆张荫麟》已在去年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印行；《张荫麟哲学论著集》即将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张荫麟全集》也将于明年年初正式出版。到时希望能引起更多学者对于张氏学术乃至广东学人成就的关注。

　　南方日报：张荫麟治学之初多以攻错商榷，并且很多都是大家，有“擒贼先擒王”的气势，能否评价一下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商榷之作的治学门径对初学者有何启示意义？

　　李红岩：相声中有句话，叫“抬杠学本事”。这当然是贬义。在学术界，用抬杠来出名，并且也确实学到了本事的人并不少。但张荫麟不属于这一类“下三滥”。张荫麟早年多与学术名家商榷，表明了他锐利的学术目光，令人钦佩。这里我觉得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批评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的论文中使用了“默证”。也就是说，你不能因为古书中没有记载某个东西，就说没有那个东西。我有个小师弟，写文章认为张荫麟的批评不成立。我认为还是成立的，这个批评从方法论上入手，是一个很致命的批评。对初学者来说，写评论文章可能是最好的读书门径。当然，不能有“抬杠学本事”的想法。别忘记，张荫麟先生的治学态度是非常严正的。

　　李欣荣：张氏投身学界之初，的确曾与诸多大家商榷，例如梁启超、胡适、朱希祖等人。这当然会给时人以深刻印象。不过张氏更多地是与学界新锐相商榷，或是就前沿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顾颉刚先生发表《古史辨》之时并非成名学者，张氏还是积极地提出自己的反疑古意见；郭沫若流亡日本，其时不以史家知名，当其初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张氏即便身处美国留学，也撰文表达正反两面的看法。可见张氏并未有“擒贼先擒王”的想法而去选择批评对象；商榷有批评价值的作品，对事而不对人，这才是其商榷之作能够获得大名的主要原因。不过，对初学者而言，最好还是从正面立论，商榷之作不妨少作。

　　南方日报：张荫麟学术批判苛责，本应树敌无数，却赢得了很多人包括被批评者的赞誉乃至尊敬。反观当下，学术批判、学术打假困难重重、很不美妙，对此您有何评价？

　　李红岩：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绝不会树敌。正当而纯洁的学人绝不会把正当而纯洁的学术批评视为寇仇。张荫麟的批评与被批评者之间，正印证了上面的判断。反观当下，古风不再，我以为批评与被批评者都有问题。为什么神圣而理所当然的打假在评价上形成了决然对立的两极？这本身不就说明打假者也有值得人们反思的地方吗？为什么许多明明是假的东西堂而皇之地获了奖？这不正说明造假之风的浓烈吗？我认为，政府必须重视学术打假的事情了。可喜的是，教育部等部门已经成立专门的学风治理机构，我呼吁他们能真正动起来，真正办几个大案，震慑一下那些学术败类。

　　李欣荣：学术评价只要言之成理，对事不对人，相信真正的学人必定不以为忤，反而会闻过则喜。学术打假招致暴力报复这样极端的事件毕竟罕见，建立一套成熟的学术评价机制更为急务，特别是注意评点学有专长之作，提高整体的学术水准，“假冒伪劣”的学术作品到时自然难以藏身于学界。

　　4 谈教科书

　　史地教育失败便是整个教育失败

　　当年明月、袁腾飞等历史通俗作家的走红，已反映出民众对于历史知识有着强烈的了解愿望。然而其中又不乏戏说历史和附和民间一般趣味的成分，同时史学界内公认的研究成果却难以传播到民众当中。

　　南方日报：张荫麟对当时的教科书一直非常不满意，当时就有人说过：“小学、中学和大学以及国民的历史教育都没有什么成绩……国民最基本的教育当然是史地的教育，史地教育的失败便是整个教育的失败。”如今，历史教科书的问题，是否有所好转？

　　李红岩：张荫麟这话既是对教科书现状予以批评，更是对教科书编纂提出更高要求。其实，晚清废除科举以来，新式教科书编纂一直在进步之中。在社会转型的大势下，新式教科书自夏曾佑、刘师培、柳诒征等人前驱先路，一直到今天，其最大的成绩，我以为就在于对国民的民族国家意识、民族国家认同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如今，学者们正努力在创新思维的驱动下，编纂出更加符合时代精神的教科书。问题当然有，但成绩是主流。最大的问题，我以为是对优良传统的减损。具体说，我不赞成在历史教科书中减损乃至驱离关于近代革命的内容。

　　李欣荣：大学阶段重在博览群书，历史教科书的作用相对没有中小学那么重要。就十多年前的阅读印象而论，中小学教科书的弱点反而在于太有条理，同时内容取舍的标准或难得客观。此外，教员的讲授能做到深入浅出，授课活泼有趣，进而引发学生研读历史的趣味，或许更为重要。

　　南方日报：钱穆说过：“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然中国最近乃为其国民最缺乏国史智识之国家。”对此您如何评价？

　　李红岩：历史是已然逝去的过去。常有人问，历史有什么用？对此，相关言论可以搜罗成几部大书。钱穆等大师浸淫历史最深，故感触最烈。他们这批学者念念不忘的共同主题，是历史与民族国家之关系。在他们看来，忘记历史，国将不国，人或为禽兽。故长言咏叹，心声共同，一以贯之。钱穆先生所说的“国史智识”，不是“负鼓盲翁”作场下的说书艺术(中国人从来不缺少这些东西)，还是指国家民族意识。这个问题，晚清时期梁启超等人提倡通俗史学时就已经提出来了。这些命题，永远有其价值和意义。

　　李欣荣：钱穆此语虽然言于抗战时期，但对于当下仍有针砭时弊的作用。目前当年明月、袁腾飞等历史通俗作家的走红，已反映出民众对于历史知识有着强烈的了解愿望。然而其中又不乏戏说历史和附和民间一般趣味的成分，同时史学界内公认的研究成果却难以传播到民众当中，因此有必要加强学术成果的转化和传播工作，使得民众能够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养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