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虎彬：民族文学创作、批评和我们的文化传统

尹虎彬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个学科的建立和发展，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重要事件。新中国的建立为少数民族的历史进程谱写了新的篇章。党的民族政策为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少数民族文学重获新生。1979年，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国家级学术团体“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诞生。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宣告成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专门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综合研究的机构。近30年来，民族文学研究所为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确立与发展进行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承担并完成了多个国家重大的科研课题，编写《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和文学概况丛书》，在我国文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由民文所主办的刊物《民族文学研究》于1983年创刊。《民族文学研究》和若干兄弟刊物一道，推动了民族文学研究的发展壮大。1984年鲁迅文学院招收少数民族作家入学。若干民族自治区社科院陆续建立民族文学研究的相应机构，中央以及边疆民族院校也积极开展民族文学教学和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全国各地出版机构出版了数量巨大的民族文学作品、评论、论文和专著。这些都推动民族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加速，全球化进程加快，文化多样性呼声高涨。这时期中国的多民族文学发展仍然是不平衡的、各民族面临的问题仍然不同，传统各异，地区差别与民族差别还很明显，民族文学创作还是关注本民族和本地区的独特遗产，虽然各个民族之间的趋同性日益增强了，但是，民族传统越来越受到重视，母语创作的发展和问题受到重视，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有较大发展，少数民族文学批评更普遍和成熟。大家知道，人类社会的不少传统文化，已经在不足百年的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逐渐消失了。我们也正在经历着口头传统文学逐渐消失的时代。人类的文化表达，当然包括了文学的表达，这种表达从来是与特定的方言联系在一起的。方言和土语，包括它们负载的浓郁的地方特色，就像画布上丰富的油彩一样，是创作的元素。没有了本土的语言，文学就失去了底色，传统也将会随之退色。因此，文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语言的传统。

　　社会历史文化批评可谓民族文学批评的主流。迄今为止，关于少数民族当代作家汉语文学创作的研究成果丰硕。作者立足于少数民族历史文化来分析民族文学创作，显示了人文学术领域历史科学的重要性，也表现了作者比较稳健的文学批评理念。近年来学界关于多民族中国文学史的讨论，其基本出发点也顺应了主流历史观，认为中国各民族历史发展的多元性和相互影响的长期性，铸就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多重特点。关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现象的描述，常见的几个关键词不外是“多重”“多元”之类的词，换句话说，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学者要有“多维”视域。在笔者看来，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自然有其历史根源，如古代少数民族文学；而当代文学发展自然要想到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双重影响。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他们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差不多都是直接地受到世界文学的影响。反观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的汉语创作，无论诗歌还是小说，过去的这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从它的发生学意义上来说，其直接的契机是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改革开放30年历史变迁，当代中国文学创作思潮的不断冲击等。从当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格局中探讨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这是新时期民族文学研究的主要成就。

　　许多研究者在社会历史文化批评的基本框架下，比较深入地讨论了少数民族当代文学创作与传统的历史关联。文学评论家在探讨少数民族创作的时候，关注了特定集团的人们的自然地理环境、人文背景和独特的信仰传统。关于传统，人们可以从自然、历史和人的角度来理解，但是，对于文学工作者来说，传统深刻地积淀于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中，传统交织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心灵世界和生活文化中。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少数民族当代文学，不论是用民族文字还是汉文作为书写符号，它的传统根基是始终很顽强的。当代少数民族作家给我们展现的文学形象、讲述的故事或描绘的场景，时常会挑战我们对于文学的一般性的理解。作家对时代和世界的理解，总是通过具体可感的家乡开始的。在语言的艺术世界里，感性优于理性，部分代表整体。维系着家乡情节的村落正在成为传统的最后栖息地。一个成功的作家，往往是那些有着长时段家乡生活经历的，阿来这样，莫言也是这样。作家的文学梦想，始终伴随着他的故乡情怀。这是自然赋予的，是生活给于的，也是人文历史的恩赐。

　　文学在不断探讨人性，但是，人性从来不是抽象的。人类的自然属性，心理特点和社会文化特点，这些人性的不同侧面，都在传统的不断演化过程里得到体现：传统有时指的是一种政治力量，传统是权威的一种形式，传统加强了社会的稳定性，传统具有社会统一的力量。人们可能求助于传统，利用这些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许多少数民族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传递了他们对传统的敬畏，也有意识地利用了民间文学的资源，通过一个个人生事件，传达了人们对命运的理解，传达着独特的生活逻辑，对天地宇宙的想像，对社会秩序、生存价值和文化价值的理解。

　　今天，任何具有历史的、文化的或者民族专属性的生活逻辑、精神和情感价值，伦理和社会期待，都可以从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和人文生态学的意义上重新理解。人生的命运有时是不可琢磨的，但是，又可以在社会、心理、自然地理等的大的视野下加以审视。许多作家以自己的创作超越了一般的现实生活的界限，具有诗学的表现力、具有神话般的广阔的想像空间，具有历史的沉重感。优秀的作品给于我们的是具体的形象、生动的人物、不可替代的文化底蕴，又能实现人类共享效果。

　　从文学创作角度来探讨作家的“身份认同”成为民族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今天，人们强调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那不外乎是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人们更加感受到民族文化、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的濒危和独特价值，有些即将消失的文化成为不可再生的人类宝贵遗产。其实，在文学批评家看来，上述问题也属于常识范畴，即我们经常会谈到个人才能与文学传统的关系。我们要把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联系起来考察，努力实现评论家和创作者的对话，沟通文学与传统的联系。我们需要克服以往对于传统文化的那种偏颇、片面和狭隘，要强调传统的价值，要继续挖掘民族文学的传统资源；同时，我们也不能就此满足，而是强调任何文学探索，都将超越地方性的局限而具有世界意义。

　　中国正在一个历史悠久、文化传统十分深厚的国度，进行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体量如此巨大的现代化建设。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也是各民族文化蓬勃发展、发扬光大的时代。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约1亿之多，民族自治地方占国土面积的64%，西部和边疆绝大部分地区都是少数民族聚居区。中国又是一个多语言、多文种的国家。在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语言。目前仍有大约6000万少数民族人口使用本民族语言，大约3000万少数民族人口使用民族文字。精通民族语和汉语的双语人越来越多。全国各地的民族出版机构，也越来越重视以民族文字创作的文学作品的出版。所有这些都不断证明了我国各民族文学历史渊源的多元性、相互影响的长期性。

　　即便在今天，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蕴藏丰富。人们很难想象，当人类进入21世纪的时候，在中国西藏、新疆、云南和贵州的纵深地带，我们还能寻觅到史诗艺人，他们不仅能够口述史诗，而且还在传授弟子。在贵州边远地区，还存在着古歌的传承人，通过他们，人们还能够采录到古老的仪式语言。这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种结果，说明我们是后发达国家，另一方面，也与党的文艺政策和民族政策密不可分。延安和解放区的民间文艺运动成为新中国文艺学建设的重要遗产，也直接影响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和研究。党在延安时期就号召知识分子深入民间，走进田野，挖掘和利用文艺的民族形式，强调文艺为人民服务的政治方向。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间，党和政府积极推动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三大史诗的搜集和整理更是重中之重。从“三大史诗”开始，发展到对民间文学的全面抢救和普查，随后于1983年发起编纂《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并以此为缘由开展了全国性的普查。现在看来，新时期民族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我们至少获得了20年的历史机遇，这个机遇是千载难逢的！传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传统文化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成为人类不可再生的智慧之源。我们要尊重传统，挖掘传统的精华，揭示传统的魅力，我们要做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者。主流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个国家需要团结，需要凝聚力量，需要建立核心的价值观。在中国，在历史漫长的传统宗法制度主导的社会里，家庭曾经很重要，神权也曾经牢不可破，因为这些古老的价值观也曾经维护了传统社会的稳定，保证了传统社会的运行。但是，在21世纪，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相比我们的先辈，不知要复杂多少倍，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全球性的。在这个急剧变革的时代里，我们的确需要建立一个具有精神凝聚力的价值观，需要更加重视国家和政府在转变经济结构中的领导作用，需要加强体制、机制以及制度的建设，需要关注生态的可持续发展，要注意修正以往那种单纯的国民经济总产值观点。未来的方向是生态保护和新兴产业共生，经济文化和社会协调发展。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呼吁重视民族文化发展，重视民族文学创作事业的繁荣，其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人认为，21世纪的中国将作为非西方的大国重新强大起来，如果那样，中国需要的不是军事霸权式的大国，也不是只是经济体量巨大的大国，更不是单纯科技能力意义上的大国。我们不仅需要经济实力，也需要社会影响力，不仅有科技能力，而且需要文化能力，最重要的是具有独特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念的确立，需要利用过去的优良传统，也要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它是当代人的创造，也一定容易被全人类所理解。

　　中华民族是一个创造了灿烂文明的伟大民族。我们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既包括了绵延数千年的古代文化，也包括了近现代以来的革命传统，尤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积累的宝贵思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我们要坚持和完善党的文艺政策，包括党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政策。党和政府，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建党90多年来，努力建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包括民族理论和政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这是我们坚持的重要方向，也是我们需要不断认真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

　　让我们团结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为弘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开创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新局面而不懈努力！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