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布莱斯与加缪(沈大力)

埃玛努尔·罗布莱斯

《加缪，太阳兄弟》法文版

　　20年前的一天，埃玛努尔·罗布莱斯将他最后的著作《加缪，太阳兄弟》的手稿递交巴黎“塞伊出版社”付梓，不料回到家门口摔倒，猝然去世。生 时，罗布莱斯习惯在人前称加缪、斐拉文和我为他的“三个兄弟”。由此十余载中，我不断听他追怀畴昔跟加缪的密切过往，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一个“真正的加 缪”。

　　阿尔及利亚独立前，罗布莱斯于1939年与加缪一起在奥兰办《海岸》杂志，为加缪的《共和阿尔及尔报》撰稿，他自己另外主持《冶炉》刊物，编选 《地中海丛书》，扶助斐拉文、雅辛和狄布等北非青年法语作家。1948年4月，由加缪支持，罗布莱斯的代表剧作《蒙塞拉》在阿尔及尔和巴黎两地同时公演。 加缪在《法国戏剧辞典》里称赞《蒙塞拉》不愧是法国当代戏剧中最优秀的作品，其艺术强度是他本人和萨特都难以企及的。这番判断里，加缪表现出法国人难有的 自谦，但也不是对友人过誉。《蒙塞拉》一剧描述南美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很快被翻译成几十种文字，成为世界名剧。我应中国女导演陈颙之邀，将该剧译成 中文，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于1979年和1981年两度将其搬上北京舞台。

　　至于加缪自己，他始终拒绝将其最出名的小说《局外人》搬上银幕。因为，他笔下的“局外人”处于飘忽游离状态，不可能以固定的形象显现，一具体化 就可能会被歪曲。他逝世后，陆续有人向他的孀妇芳西娜·洛尔提出据之拍片的请求。芳西娜·洛尔表示同意，条件是由她亲自选定电影剧本改编者和导演。她找的 改编者正是罗布莱斯，导演是以《猎豹》驰名欧美的意大利艺术家卢奇诺·维斯孔蒂，小说男主角莫尔索由意大利男星马斯特洛亚尼扮演。

　　尽管阵容相当可观，但影片《局外人》除在威尼斯电影节获得提名外，并没有引起人们预想的轰动，观众反应几无。上世纪80年代，我看了影片《局外 人》，在巴黎圣日耳曼草地的“广东”中餐馆跟罗布莱斯吃饭时，谈及自己的观感。他说改编完全遵照原作的“白描”手法和“内心独白”，采用简洁凝练的文学语 言紧扣主人公莫尔索缓慢的心律，用清冷的氛围衬托出处在社会边缘的人对一切漠然视之的态度。加缪习惯以极其平淡的笔触描绘人物，披露现实，无鼓动读者心潮 之意，而是任人去自然感受。这是加缪整个作品的朴素风貌。罗布莱斯告诉我，加缪原来给小说《局外人》起的书名为《冷漠》，意在表明他塑造的是一个飘忽于世 外的“自然人种”，完全不同于现实社会中的“异化人”。譬如，莫尔索在小说里对情人玛丽说他不愿去巴黎，因为那是个肮脏的地方，院落阴沉，人的皮肤苍白 等。

　　一般的现代文论将加缪的思想归入“荒诞哲学”和“荒诞派文学”，罗布莱斯认为这样的论断纯系误读。依他的亲身感受，加缪有地中海人的气质特征， 热爱生活，相信未来，与荒诞派戏剧的代表贝克特、尤奈斯库和品特完全不属于一种思潮。品特声言世界荒诞，命运多舛；贝克特描写人类生活在一个抽象的社会 里，一切都是虚妄；尤奈斯库更引申说虚妄出自人们在痛苦面前的焦虑，坠入乌有之乡。然而，加缪确信：正是生活绝望才导致对生活热爱。他这种信念从1938 年写《婚礼》就明显表露出来。所谓“婚礼”，指他与大自然的和谐，加缪赞美了照耀家乡的“艳阳”。正因为如此，罗布莱斯才视他为“太阳兄弟”。

　　记得1981年一个星期六，罗布莱斯领我去到以法王路易十六弟媳撒丁岛公主萨瓦·玛丽-约瑟芬命名的王妃街，去寻加缪自1950年9月起在巴黎 市内的居所。不巧，彼时住在那里的加缪长子让不在家。罗布莱斯指着那幢楼说，加缪1958年还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奖金在蓝色海岸景色优美的卢尔马兰镇另外 买房安置母亲，但老母坚持回阿尔及利亚去了。加缪的儿子让是医生，似与文学生涯无缘。负责审读父亲作品手稿，以及处理版权事务的，是他的孪生姐妹卡特丽 娜，卡特丽娜花了8年工夫整理了加缪未完成的小说《第一人》勾画难辨的原稿，最终得以按作品原貌出版。

　　1984年，我应法国外交部邀请到巴黎，在用法文撰写《罗布莱斯与人类的境遇》一书时，常去罗布莱斯在布洛涅森林岱达伊街的住所造访，不时又总 会聊起加缪。文论著作《1945年以来的法国文学》在论述“存在主义”潮流的章节中认定其代表人物是萨特、波伏娃和加缪。对此，罗布莱斯笑答：“否！”他 是加缪的知己，一些看法应该是符合实际而中肯的。他向我回述说，加缪大学毕业论文的主题为“基督教的玄学”，抛弃重理性的神学教条，更不愿以讲原则推论的 哲学家自居。他的《西西弗的神话》等作品貌似鼓吹虚无，但“虚无”是个存在主义语汇，表达宇宙中“时空的绝对零度”。萨特标榜“存在主义”，宣称“世界是 荒诞的”、惟有“自由抉择”。可加缪并不赞同这种论调。评论家给他贴的“存在主义”标签，更恰切应该为“生存主义”，即一种生活观，并没有萨特、波伏娃等 存在主义者们从海德格尔那承袭来的浓烈纯哲学意味。况且，“存在主义”的教父萨特视加缪为异端。加缪发表《反抗者》后，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对其发动猛烈 抨击，在遭受萨特和波伏娃等群起而攻之的局面下，加缪仍不愿苟同他们的“善恶二元论”，奋起笔战，双方遂公开敌对，达到水火不相容的激烈程度。

　　在法国当代文坛，有分析家还将加缪说成是“新小说”的始作俑者，罗布莱斯觉得此论不当。在他看来，阿兰·罗伯格里耶等鼓吹的“新小说”之 “新”，在于抹煞故事人物情节，而加缪写作恰是以“人”为核心，表达人的命运，虽然笔致素净，但并不淡化情节，而是静水深流，更不排斥传统小说里的情感描 写。现今，“新小说”派已将文学引进死胡同，而这不是加缪之过。

　　罗布莱斯并不觉得他的故知一生无过，毫不为加缪饰非。他谈到二人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激烈争论互不相让。他们俩都在阿尔及利亚长 大，对那片热土怀有难以割舍的深切感情。但是，罗布莱斯谴责法国当局的殖民主义政策，支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争取独立的斗争。而加缪不肯放弃阿尔 及利亚与法国建立普鲁东式“联邦”的念头，实质上反对阿尔及利亚民众渴望的独立，甚至公开渲染阿方游击战的“野蛮”和“残酷”，扬言“恐怖分子”威胁到他 母亲的生命。社会舆论指责他只顾维护在阿尔及利亚的白人移民，混淆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的界限，不是一位真正的“正义斗士”。待到阿尔及利亚独立呈现不可 逆转之势时，加缪依旧不改变立场，固执地转以沉默对抗。

　　罗布莱斯眼见的加缪是个真实的人，没有一些崇拜者加给他头上的光环。恰恰相反，他眼里的加缪在夫妻关系上也远谈不上严肃，屡越“雷池”，给妻子 芳西娜造成情感痛苦。罗布莱斯自己坚持爱情应该忠贞不渝，但是，他也没有指责加缪之意，只是同情芳西娜罢了。至于说到加缪“反共”，特别是“反苏”，罗布 莱斯既不否认，也不认同其对国际共运全面否定的偏激立场。

　　于今蓦然回首，跟罗布莱斯谈加缪的岁月已经相当遥远。眼下，法国哲学界新秀米歇尔·翁弗莱出来破关于加缪的“传说”。弗氏高调提出加缪继承法国 传统的实证“生存哲学”，尤其不是一个认定世界无意义的“存在主义者”，坚持说这个来自阿尔及利亚的查拉图斯特拉写作“淡而深沉”，旨在“支助人的生 存”，无异于古希腊伊壁鸠鲁的享乐主义。他强调地中海的碧水蓝天和灿烂阳光催生了加缪自幼形成的现实感觉认识论，使他终生迫切追求自然地生存：以“阳光尼 采抗拒夜阑黑格尔”。由此，加缪批驳萨特1943年发表的现象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坦言道：“这是对我们生活判断的离奇谬见。因为，我们是竭力从外界来 体验生存现实的。”言下之意，加缪的哲理感觉基于对内心生活的忠实，即符合他自幼的实际体验，而非虚无。他要在构想世界时产生生存的哲学效果，实施狄俄尼 索斯式的社会主义，正如他1957年12月10日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奖时发表演讲所说：“在我看来，艺术不是孤单的享乐，而应是一种感动最大多数人的手 段，能向他们展示出共同痛苦与欢乐的鲜明形象。”

　　米歇尔·翁弗莱评论加缪时结合其生平，营造一种詹姆斯·迪安突遭厄运的现象，即加缪1960年1月4日乘车途中撞在一棵梧桐树上，猝死时身边还 带着《第一人》手稿……这一切都让我联想到罗布莱斯过去对我亲口谈到的加缪。不过，翁弗莱不曾与加缪有过交往，他在破除关于加缪的传说时，又在制造神话， 将之拔高为法国20世纪知识界一位完美无缺的“圣人”。他反复突出加缪“无时无刻不忠诚”，譬如特别“忠于爱情”。这难免会让知情人哑然失笑，觉得他唱的 颂歌缺乏几分加缪执著的“真实存在”。因此，评论家马克·里格莱撰文称翁弗莱的所作所为是“败笔”，将不愿为加缪“封圣”的萨特涂抹成“魔鬼”，论据“似 是而非”。显然，有关加缪的争论至今仍没有结束。

　　今岁是加缪诞辰100周年，可加缪被排除在官方确定的应时纪念者名单之外。蓬皮杜文化与艺术中心称没有场地组织活动，原拟在普鲁旺斯-艾克斯图 书城举办的大型加缪纪念展览也停办，对之寄予厚望的加缪之女卡特丽娜接到文化部等方面的停办通知，均未说明缘故。有人提出将加缪从外省卢尔马兰的墓地搬进 先贤祠，有关当局不表态。加缪一双儿女都厌恶那座“可悲的怪庙堂”，说父亲酷爱自由，患有幽闭恐惧症，难在巴黎此等风水的去处安息。他俩都喜欢卢尔马兰， 可以自由呼吸。那里山后有大海，大海那边是父亲眷恋的阿尔及利亚。

　　毋庸置疑，加缪是著作在全球阅读最多最广的法国现代作家。据悉，无论在印度和美国，还是在约旦、墨西哥和巴西，都有大量读者在关注他。他是位十分典型的西方意识形态生存主义者。然而，他洞悉西方哲学的缺陷，称之为一个排外的封闭体系，不失为可贵的真知灼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