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诺：探讨尽头，是为了反观现实

　　散文新作《尽头》近期出版

　　唐诺：探讨尽头，是为了反观现实

　　“极限的思索让我们箭一样射向远方，但注视它实际上的力竭停止之处，转而追究它 ‘本来可以发生却为什么没发生’、‘已堪堪发生却退回去复归不会发生’，则让我们老老实实落回此时此地来，这比较迫切，也有更多不舒服的真相，尤其是人自身的真相。事物在此一实然世界的确实停止之处，我称之为尽头。在这里，一次一次的，最终，总的来说，揭示的是人的种种真实处境。”何为尽头？为什么要谈尽头？近日，中国台湾作家唐诺新作《尽头》 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出版，为读者们讲述一段“尽头”之旅。

　　在《尽头》里，唐诺用17篇散文48万字写“尽头”，从王维、本雅明、克鲁格曼、卡钦那等17个“人物”入手，谈自己对于时间、经济、书写、文字的思索。这样的思索对唐诺来说，显得漫长而慎重。写就此书，花费了他两年半时间。在此期间，他每天像上班一样，起床后到一个半露天的可以吸烟的咖啡馆，一边吸烟一边写。作家骆以军偶尔也到同一家咖啡馆，看到唐诺在里面拿着烟对着咖啡，痛苦挣扎的表情让他“吓得回头就走”。尽管在咖啡馆里一写就四个小时，最终所得却只有500字。对唐诺而言，只有这500字才是真正值得付诸笔端的文字。

　　作家阿城说，唐诺的《尽头》是“一片树林”，因为在阅读这本书的同时，“就像看树杈的分开，再分开，再旋转。它在生长。初时疏阔，渐渐绵密，点点芯芽，转瞬成叶”。对阿城而言，读《尽头》的经验是，“不要急着读完，体会它的生长过程”。无疑，唐诺散文的漫肆、庞杂、信马由缰，以及文章中分出的无数个枝枝杈杈显得自有一格，有人称其为“唐诺体”。对于唐诺而言，这样的文章风格已经从书写转为了日常的语言。

　　无论枝杈伸向何方，对于他而言，在这本书里其最想揭示的还是人在此时此刻的处境，“探究尽头，是为了反观现实”。

　　记者：书名是《尽头》，这尽头究竟是什么？身在当下，又为何要谈尽头？

　　唐诺：谈尽头不是要揭示某个末日，而是说它可能是在实践过程、思索过程中一种有用的概念。譬如，人们都知道自己最终会死去，但在此中关于时间的所有思索都隐含着对于有限生命的直觉，从此也才建立了时间的层次，包括过去跟未来。那么，对于“尽头”概念的思索让你可以跳出当下，到你要思索的东西的外部去。你只有到了外部，才能看到事物的整体。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才能回望它，反观它，否则你就是“只缘身在此山中”，不知道它会通向何方。尽头的概念是，它是一面镜子，可以让你照见自己。

　　记者：延续此前您和梁文道、王安忆、金宇澄谈的一个话题，“书写的尽头”。书写真的来到尽头了吗？文学的想象力、文字的叙述能力真的被穷尽了么？

　　唐诺：不管使用尽头还是极限的概念，事实上是对于书写可能性的一种穷尽式的探讨。书写还能做到什么？哪些事情是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到，但事实上它还没有做到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做到的。我们更细微的心思能不能被捕捉、被记录、被传递，这是书写这门技艺必要的直觉。

　　当我们使用文字、语言、影像各种载体时，它都有不同的负载能力，它都能够做到我们本来认为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比如文字，相对于语言、影像而言，它已经是人类最绵密的记录工具，所以它必须负责语言、图像承载的一些功能。但因此也更困难，因为它更不接近于本能，必须要经过学习。所以对书写尽头的思索，其实就包含了对我们每天日用而不自知的载体的重新思索。

　　在此过程中，我们必定会面临一个问题。当我们想将一个东西传递出来时，我们为什么总会觉得力不从心、挂一漏万，甚至是一再失败？所以卡尔维诺才会说“语言文字都不是完美的工具”，他甚至把文字看作是一个松垮垮的吊桥。书写的极限、书写的尽头是你每天都碰到的事实，它是工作本身会碰到的问题。

　　记者：我的理解是，对于尽头的思索在于对于当下的不满。有此不满，才想要跳脱出来，看到它本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探讨它本来可能变成的样貌。

　　唐诺：当然会有不满。因为它只是我们对事情理解的一部分，而人类的直觉和情感从来不是单调的，它一定有更复杂的情感蕴含在里面，所以我们当然有不满。因为实然的世界永远和因然的世界有差距，不管因然的世界它实际可不可能。是因为做错事导致我们做不到，还是其实就是我们想得太美好，但我们一定会有对因然世界的思索，因然世界的思索把人带到各种可能性的远方。

　　我们处在历史比较苍老、比较世故的时刻，我们会很快放弃对因然世界的思索，太快觉得它不可能。我们走到了一个因然的想象思索太少、意义的理解太少的世界，这是当下的现实。但是，这个思索是重要的。

　　记者：语言与文字是您一直强调的。在之前的一次谈话中，您提到您看重语言的生长性，即是它的负载有多大，它的面向有多广、有多远。

　　唐诺：语言和文字是我这些年来很重要的一个关怀。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文字虽然不完美，可是我们也不再创作出新的东西，我们就打算这样一直用到世界末日。但是，只要时间还在流动，当我们的思索不断展开的时候，文字必然有更多的承载。这些年来我越来越相信文字，因为语言是一个太简单、太表层、太容易被现实带走的东西，我越来越不依赖语言。年轻时，很多人认为我是一个口语表达还不错的人，但是这么多年来我越来越怀疑自己使用语言的能力。现在演讲超过三十分钟，我一定会先用文字写下来。就像卡尔维诺说的，很怕听自己讲话，因为只有用文字，你才能尽力修改掉你可能发现的不满意的部分。时间在进行，事件在发生，最终极的能够负载这个世界的东西的，对我而言还是文字。

　　记者：您的散文风格，用博议体、大散文、信马由缰、旁征博引等等之类的词似乎很难概括，有人称之为“唐诺体”。这样的书写风格是否是“专业阅读者”的自然结果？

　　唐诺：其实我并不知道为什么会形成这种风格。我能讲的是，大概是因为你知道你有一些目标要完成，你的书写要到某个地方去。所以当你想要到那里去、想顺利说出某些话时，你一再告诉自己要如何到达。也就是说某些事情变得没有那么理所当然，没有说出来就好的那种潇洒。有些时候是，当下的情境说出来的线索能不能让我们真正理解事情，所以有时候我们读格言体没有那么大的感动，因为它光秃秃的，我们不知道思维的现实落点我们应当安放在什么地方。当某一种说法某一个句子被重新放在复杂的世界里时，它发生了什么事，它带给我们什么？在用语言文字表述时，就是一个不断取舍和删除的过程，所以所有的文字都是隐喻。它是要点燃你的思索，让事情在你那里重新发生。

　　记者：每天上午四个小时，只写500字。是因为您对于文字的态度更审慎了？

　　唐诺：在写的过程中你不断会选择，甚至有些路你会觉得不妥当。不是我要这么慢，我当然也希望一天写一万字，但不可能。在写作的中途，你的可能性多了，充满了歧路，所以你会不断地推倒重来，不断逼近那个“准确”。其实这也不意外，这是书写到一个年纪必然会发生的事。像朱天心，她现在一天也只写一千个字。够认真的书写者，到一定年纪就会慢下来，这好像是种无可奈何。我承认，我是一个够认真的书写者，不能草率处理自己的文字。

　　记者：听说您正在写关于《左传》的文章，写得怎么样了？

　　唐诺：从第一次阅读到现在，完整阅读《左传》已经超过十次了，每一次读都有新的感受。在这次的写作中，我大概会围绕七八个问题展开我对 《左传》的叙述。我想要探求的是，春秋的哪些东西最终因为历史的走向没有发生，又有哪些是本来可以发生后来却没有发生的东西。我最先处理的问题是子产，子产的一生是让一个小国生存下来，而一个小国和大国的思维是不同的，它的生存处境、对于权力的体认到底是怎样的，很多的问题聚焦在这里。我不是在重述历史，面向的还是当代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