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的灵性(李凤亮)

　　认识郭冰茹有十几年了吧，从1996年我负笈广东不久。大约是1997年吧，冰茹从北京大学毕业南下中山大学读研，我们便常在黄树森老师组织的各种评论会上见面。黄老师当时是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喜欢跟我们一帮屁孩结忘年交，我们这一拨广东批评界的“70后”，都喜欢称他“黄老板”。不过直到2001年我从暨南大学文艺学专业博士毕业后去中山大学，跟程文超教授做了中文博士后流动站第一个进站的博士后，才因为“同门”的原因，跟冰茹等师弟师妹们时常相聚，更加熟络起来。看着冰茹为人妻、为人母、为人师，在学术上也一步步成熟，有一种由衷的高兴。在广州时，几家小孩节假日时会在一块玩玩，我至今保留着一张一帮妈妈们把我出生几个月儿子逗乐又逗哭的照片，很有意思。

　　冰茹爽直。

　　这大概跟她出生成长在新疆有关。跟冰茹在一起，不论吃饭聊天，还是讨论文学圈内的事，你不用太多遮掩，斟酌辞言。异性朋友做到这个份上，是很开心的事。人真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对有些人，你会有一种油然的信任。其实，识别人性中不良的成分，往往需要时间；而看出其中善良的成分，可能只要两三分钟。冰茹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后者，爽快直率，快人快语，有点像哥们儿，让你交流起来不存戒心。对于受知识“毒害”这么多年的“高级知识分子女娘们”(这是我最近听到的对现代女博士的一个经典趣称，可能不雅，但很有形容力)来说，性情的率真有时还真不易。

　　有一件事让我充分体会到冰茹的这种爽直个性。2004年春，我要从中大中文博士后流动站出站了，报告会需要找一位答辩秘书，我想都没想，就把电话打给了郭冰茹。打完电话觉得有点唐突，不是别的，是因为她当时已身怀六甲，就要当妈了。可电话里冰茹一口应承下来，没有半点推托的意思。答辩那天上午，她就那样挪着笨重的身躯走来走去，搞得我一会儿陈述，一会儿还担心她别摔倒啥的。那天中午，我很认真地敬了冰茹一杯酒，为她的爽直，为她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这事今天回想起来，感动依旧，温暖如初。

　　冰茹敏锐。

　　我讲的是她在学术研究上的触角。过去朋友相聚时，大家常称郭冰茹“才女”。刚开始我以为是俗常的逗美女开心的褒词，及至跟郭冰茹聊得多了，再读过她一些东西，觉得此言不虚。冰茹将她在北大、中大、斯坦福大学积淀下来的现当代文学素养，与可贵的问题意识结合起来，用问题照亮材料，以思想观照历史，出手的东西自然新劲十足。这十几年来，她将阅读和研究的兴趣锁定在20世纪小说史和社会性别研究方面，突破传统现代文学研究就文学论文学、从史料到史料的学术路径，而是将文学、历史、社会、思想等有趣地结合起来，走出一条跨学科的现代文学研究新路。坦率讲，这条研究路向并不新鲜。海外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界的大多数，很早就在做这种跨学科的综合研究。即使是奉古典主义和形式主义为圭皋的夏志清教授，其研究中结合政治、历史、文化谈文学的倾向也很明显。当然，在美国，“东亚研究”(East Asia Studies)与“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研究的综合性，使得不同知识、学科、理论、方法在“现代中国文学”领域相遇，学者们意欲解决的，常常是文学材料背后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思想问题或文化问题。这跟美国学术界有关东亚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的科系架构有关系，也跟其“中国研究”(China Studies)不同于传统的欧州“汉学研究”(Sinology)取向不同，更偏重于现实问题和思想问题有关。

　　冰茹显然深受这种研究范式的影响，她打磨多年的代表作《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性别建构》，与其说是一种小说史研究，不如讲是在借小说史而回溯文化史，呈现中国现代风潮中由文学女性、女性文学以及女性文学形象所勾勒出的思想脉络。从“五四”“新女性”的出场到革命战争年代“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性别跨界，再到“社会主义革命”话语宰制下的性别隐退、“思想解放”语境中的性别重构，她处理了一个极大的政治、历史、思想和文化跨度，但脚跟仍深扎在无限丰富的文学世界中。可能是自身为女性的原因吧，冰茹这种长跨度的解读，仔细、绵密，极富体温。郭冰茹曾受邀翻译过刘剑梅女士的《革命加恋爱——20世纪中国小说史中的女性身体与主题重述》，我相信，这本书给她的影响和启发，不只是知识和问题的，更是思想和方法的。摒弃传统的单一学科视角，把学术做成问题，把问题做活而不是做死，这一点在她近期的写作中屡有呈现。如果我没有说错，程文超教授在世时对思想史的关注，所汲取的西学营养，已经给予冰茹不小的影响。从她近年来的著述，说她得到了文超先生的真传，我想是不为过的。

　　冰茹灵动。

　　文学有灵性。研究文学，也需要一种灵性。历史上曾出现的伤害文学的一些文字，除了思想立场上的褊狭与顽执，说话方式上的生硬与僵化，也或与对文学的灵性体悟不够有关。有时候，我十分憧憬20世纪上半叶的文学世界，以及那个时候的大学校园。不为别的，只为了那个时候“文人”们对于文字的敬畏，对于文学灵性的无限展示。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个时期与其说是文学星空繁茂，不如讲是文学创作和研究中充满了灵性。这份灵性，来自大地，来自生命，来自生活，来自内心。毋庸讳言，今天这个自媒时代，写文学的多了，研究文学的也不少，每年培养的博士很多，找工作有时都成问题。我们从文学界看到很多成果，却仍然存有遗憾。我的遗憾正与灵性有关。参与过不少博士硕士论文的开题或答辩，坦率讲，很多论文与文学相距遥远，看不到一丝灵性。以各种各样的“理论”框定文学研究的视野，以形形色色的政治性、哲学性、历史性取代“文学性”，这样的文学研究怎么会有前途？我们需要的，是文学与相关领域的“相遇”，而不是“替代”。文学和文学研究要解决的，是美，是心灵，是深层次的精神关怀。

　　文学的灵性，有时甚至不是一种主观的选择，而更多显示为一种内在的秉赋。冰茹属于这种有灵性的研究者。她的批评文字，生动、细腻，近文悦人，见心见性，读了让你有一种美的愉悦感。当然，她的这种文学灵性，并不只是文字性的，呈现于字句；更是思想性的，内蕴于行间，因而这种灵性更显得深挚，也更容易持久存续。我个人认为，有灵性的批评，赋予对象和历史一种“同情的理解”和“深邃的体察”，便为文学研究奠定了一个极好的起点。所以，在批评的感性、理性、知性之外，我更喜欢批评的灵性。有了这种灵性，也就为未来更为阔大的学术格局开启了可行的路径，郭冰茹年轻而有成就，还有国际视野，这种气象是可以期待的。

　　几年前，我也曾做过《南方文坛》的“今日批评家”。在扉页的“我的批评观”中，我曾这样写道：“或许有人说：研究，以学理胜；批评，以才情长。其实，学理与才情，并非楚河汉界；就像研究与批评，何尝泾渭分明？维系其间的，似乎只有一条，就是‘问题意识’。我亲耳听到过的最好的解释，就是刘禾那句话：什么是理论？就是问题意识。”问题是灵性的映现。一个有灵性的人，会在常识中发现遮蔽，于简单中追问复杂。这是我当时的感想，也恰可印证冰茹这样的年轻批评家所走的新型批评道路。我深深地祝福他们。

　　(李凤亮，深圳大学副校长、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