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毅:现代性审视与民族文化守望

——论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叙事

吴道毅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

　　内容提要：新时期初期以来，生态叙事构成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方面与新的话语生长点。综观新时期30多年间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叙事，其关注与思考的焦点，便是现代化与全球化背景下日趋严重的生态问题，其至关重要的创作指向，便是严肃地审视现代性诉求带来的负面效应。一方面，少数民族作家十分敏锐地发现了现代化进程中动物灭绝、植被破坏、森林消失、土地沙化、水土流失及民族文化断裂的严重危机，另一方面他们展开了对现代性的全面与深刻反思，对于残杀动物、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行为提出了质疑，对于人类金钱主义的价值取向进行了批判。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敬畏生命、保护动物、尊重自然、恢复生态与重建生态伦理的新构想，发出了守护民族文化的强烈呼吁。

　　关键词：现代性审视；民族文化守望；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叙事

　　作者简介：吴道毅，男，苗族，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现当代少数民族文学。

　　新时期初期以来，在中国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时代潮流中，伴随着环境恶化、生态危机问题的凸显，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叙事不断发展壮大，迄今已成为成就显著、令人关注的文学创作潮流，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的重要创作走向与话语增长点。相对同时期我国汉族作家的生态叙事而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叙事不仅成绩毫不逊色，而且表现了少数民族作家的独特生存体验，表达了他们守护少数民族文化的特殊创作指向。完全可以说，在关注生态环境、忧虑生态危机与呼吁保护生态环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思现代性方面，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做出了极为独特的贡献，也发出了极其强劲的声音。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蒙古族作家郭雪波、满族作家叶广芩、藏族作家阿来、土家族作家李传锋，蒙古族作家满都麦、格日勒其木格·黑鹤、藏族作家拉先加等，毫无疑问是我国新时期及新世纪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叙事的突出代表。

　　一、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忧虑

　　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叙事的出现并非偶然现象，而有着深刻的现实背景。这种深刻的现实背景无疑就是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在全面走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所遭遇的严重生态危机。现代化建设是中国改变贫穷落后面貌、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由之路，但在走向现代化建设的途中，尤其是改革开放实施三十多年来，我们在生态环境方面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并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的严峻挑战。与汉族文学一样，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文学生态叙事首先表现了少数民族作家对全球化背景下生态危机的忧虑，表达了他们的现实文化关怀。

　　许多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表现了野生动物遭受人类无端与残酷危害、走向灭绝的悲剧命运，表达了人类对动物的同情与悲悯。千百年来，人类曾经依靠狩猎动物得以维持自己的生存，野生动物在人类的生活中扮演了被猎食者的悲剧角色。但到了现代化、食物充裕的今天，人类却依然不放过野生动物，并运用更加先进的武器对他们大开杀戒，许多珍奇的野生动物遭受残酷杀害，走向濒临灭绝的边缘，仍然无法摆脱悲剧性的生存命运。翻开少数民族作家的小说，诸如乌热尔图的《老人和孩子》(又名《老人和鹿》)、李传锋的《最后一只白虎》、《红豺》，郭雪波的《沙狐》、《狼孩》，叶广芩的《老虎大福》、《猴子村长》、《黑鱼千岁》、《长虫二颤》、《大雁细狗》，阿来的《空山》，一幅幅野生动物被血腥杀戮的场景扑面而来，令人压抑和窒息，老虎、熊、豺、狼、猴子、蛇、大雁、鱼……许许多多的珍奇野生动物，在人类刀枪棍棒的围剿之下发出痛苦的哀鸣，非伤即死。它们的种群，在人类的一轮又一轮洗劫之下慢慢走向消亡与绝迹。没有了这些可爱的动物，森林里没有了欢乐与生机，变成了死一般的沉寂。乌热尔图在其2001年发表的《在大兴安岭的怀抱里》中便发出了这样的慨叹：“公路如蜘蛛网一般在林子里铺展，除了伐木和运输外，从这一条条公路上得到好处的常常是那些由山外潜入的数不清的偷猎人，大兴安岭的珍禽奇兽悄无声息地毁在他们手中。如今，最难见到的是野鹿、驼鹿、熊的踪影，甚至连鄂温克人饲养的驯鹿也成了他们不时猎取的对象。”

　　与此同时，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笔下展示了生态破坏、环境恶化的严峻场景，尤其是地处祖国边境与沙漠地带的少数民族地区土地沙漠化的严酷现实。通过他们的叙述可见，昔日少数民族美好的生存家园已经变得面目全非，只能成为遥远的记忆和今日的梦想，取而代之的是森林过伐，水土流失，泥石流与沙尘暴等灾害频发。过去葱郁的森林和美丽的草原，现已变成了光秃的山梁或无尽的沙漠。郭雪波的《沙狐》、《沙葬》等作品极力描绘了曾经水草肥美的科尔沁草原近百年来变成死寂沙漠的惨景。由于过度的开垦，那里的草原早已风光不再，水源枯竭，寸草不生，昔日热闹的村庄迅速地被沙漠所侵袭。面临沙漠的入侵，人们不得不一步步后退，失去了家园，纷纷从原住处迁移到他乡。省里的工程师白海也在治沙的过程中被沙魔夺去了生命，成为“沙葬”的牺牲品。在阿来《空山》的描述中，随着大山里公路的修通，川西藏族地区——机村的原始森林先后在大跃进、“文革”与改革开放新时期不断遭受致命的砍伐，人为的毁林造田破坏了生态环境。随之发生的巨大泥石流不仅毁灭了藏族的村庄，而且夺去了藏民的宝贵生命。在与天火的斗争中，无知的汉族工程师竟然选择炸湖，孰料炸穿了湖底，导致湖水漏尽。乌热尔图则表示：“对正失去草原的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我剩下的只有难抑的叹息，还有绵绵的心痛。”他世纪之交发表的不少散文，重点表达了他的这种叹息和心痛。

　　在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的叙述里，与动物灭绝、环境破坏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少数民族文化出现的断裂。在历史长河中，在人类与自然的交往中，我国少数民族创造与积累了丰富而珍贵的文化传统，其中包括人类对待动物和自然的宝贵知识与经验。少数民族的祖先深深地懂得珍重自然、懂得与自然和谐相处，懂得保护人类和动物共同生活的家园。他们敬畏神灵，爱惜动物，合理地利用自然资源。然而在张扬科学、追求技术革命的今天，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通过阿来的《空山》不难看到，“文革”中，藏民古老的草原烧荒习俗被当成迷信遭到了废除，这一习俗的传承人巫师多吉，因为偷偷烧荒被公安部门当成危害社会的罪犯受到法律的严惩，以致死于非命。多吉的死亡在很大程度上宣告了包括原始宗教在内的藏族传统文化的毁灭或断裂。与草原烧荒习俗一起遭受破坏的还有宗教文化，毁佛灭教、逼迫僧人还俗成为盛极一时的社会主潮长时期地主宰了藏区的生活。人们由此陷入到狭隘自私、冷漠仇恨的思想泥潭里难以自拔。在郭雪波许多作品的描述中，遭受强烈冲击的则是蒙古族等北方少数民族所信奉的萨满教文化。比如，在《沙葬》的描述中，诺干·苏模庙被无情地拆除了，人们从此失去了对神灵的信仰，也对草原与草原动物失去了敬畏与怜惜之心，随意地开垦草原，残忍地虐杀动物。庙里的住持云灯喇嘛被当成阶级异己分子受到劳动管制。在李传锋《最后一只白虎》等作品中，作为土家族图腾的白虎受到犯罪分子丧心病狂地追杀，在当地永远消失了踪迹，土家人的神灵因此受到亵渎，民族文化受到无端的践踏。

　　二、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现代性的反思

　　从很大程度上讲，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是人类自身造成的严重后果，甚至是人类犯下的罪孽。长期标榜追求理性与崇尚科学的人类为什么在这方面栽了大跟头呢？其思想根源到底是什么呢？追根到底，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在作祟，是人类在现代性诉求中狭隘功利主义思想在作怪。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在他们的生态叙事中，更是着力表现了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质疑与现代性的反思。这种质疑与反思让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强烈的批判锋芒与深刻的理性精神。

　　通过对动物的赞美，通过张扬动物的生存价值，少数民族作家无情地拆卸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思想根基。人类中心主义的实质是人类以自我为中心，唯我独尊，凌驾于其他万事万物之上，以致任意剥夺其他动植物的生命。少数民族作家通过他们的作品揭露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荒谬。叶广芩指出：“能感受快乐和痛苦的不仅仅是人，动物也同样，它们的生命是极有灵性的，有它们自己的高贵和尊严。我们应该给予理解和尊重。”[1]她的话表达了少数民族作家的共同心声。在他们看来，动物不仅具有灵性与情感，更有着自身的尊严与生存的价值。动物的母爱与人类的母爱一样伟大。动物懂得感恩人类，它们的许多优秀品质足以让人类尊重。在《沙狐》、《沙葬》、《天海子》、《母狼》等作品中，郭雪波展示了一幅幅关于动物诗一样的感人画面：母狐根本不屑于人类的枪口，从容给幼仔喂奶；长大后的母白狼(白孩儿)不仅冒死与凶悍的公黑狼以保护曾经给它喂过奶的母牛，而且顺从地听从救命恩人云灯喇嘛的指令，把治沙的女专家原卉带出死漠；老雪狼为了救出掉尽冰窟中的海子爷选择与海子爷一起死于冰天雪地之中；母狼为了救出掉入冰窟中的小男孩彪子，毫不犹豫地跳进冰河里，与彪子一起落难。乌热尔图《七岔犄角的公鹿》中的公鹿，更是美丽、勇敢、强悍与智慧的化身，它高贵的品性让多年猎鹿的鄂温克人特吉放下了手中的武器。叶广芩《猴子村长》中的老猴王遭遇人类围捕后，虽有机会“跑掉”，却“情愿”留下来“和它的子孙们共赴劫难”，以对“自己的失误”负责。被人类关押之后，它又领着猴群集体绝食，直至死亡。尤其是，一只母猴在被猎人逼向绝境之时，不忘给小猴喂奶与在树叶上留下奶汁，然后泰然自若地面对猎人的枪口。这种惊人的场面感动得奉山老汉与侯自成两位“师爷级的人物突然在同一个时刻同时放下了猎枪，永远地脱离了”狩猎的“行当”，成为自觉保护猴群的中坚力量。奉山老汉还说出了心里话：猴子是“和人最接近，最通人性的东西，除了不会说话，它们的思维和人没有区别”。郭雪波《沙葬》中的云灯喇嘛则结出了这样的结论：“所有的生灵在地球上都是平等的，沙漠里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一样可贵，不分高低贵贱。”[2]

　　在此基础之上，我国少数民族作家无情地揭开了人类中心主义的画皮，严厉地批判了人类贪婪而丑恶的嘴脸，拷问了人类的灵魂。既然动物与人类一样有着生命的价值与尊严，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对它们大开杀戒呢？说到底则是人类的冷酷无情、贪婪自私。乌热尔图在小说《雪》中，描写猎人申肯大叔耳边一直回响着一支母鹿唱的歌：“……两条腿的人呐，让我眼睛流泪。两条腿的人呐，让我的心流血……”这是动物对猎杀它们的人类的血泪控诉。叶广芩通过作品人物的口一针见血地指出：人类，“除了同类，什么都想往嘴里填，什么都想往身上披。” [3]人类杀戮动物，无非是为了从动物身上得到衣食之利。抑或源自于人类无端的凶残。通过自己的动物小说，叶广芩详尽地给出了这方面的某些答案。在《猴子村长》描述的老猴王心中，“什么都可以相信，人是最不能相信的东西”。为子金钱，或者说为了解决数百人为捕猴的所谓“报酬”，侯家坪村长侯长社竟然不顾金丝猴的死活，执意将多捕的猴子卖给外地动物园，结果将十余只猴子活活饿死或关押至死。《老虎大福》中的李三福、李四福，在金钱主义浊流的裹挟下，沦为了“只认识钱，不认识人的动物”。《黑鱼千岁》中的单身汉霍儒，性情阴冷，继承祖父的遗传，“对猎取野物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凡是天上飞的，地下跑的，只要被他发现了，他决不会放过”。平时不是肆无忌惮地逮杀无辜的麻雀，就是血腥地宰杀竹鼠。这一次，他与渭河中的两条硕大黑鱼较上了劲。只因搁浅的一条黑鱼没有(也不可能)对他眨眼睛，他就极端残忍地用锄头将鱼头砸了个稀巴烂。让人难以理喻的是，他猎杀动物往往“没有利益的驱使，有的是性情的冲动”，或者出于他凶残的本性。郭雪波在作品中通过人物之口总结说：“如今的人类，正在失去自己的爱心，于是渐渐变得贪婪、狠毒、无常、狭隘、自私、狂傲而又短命，变得对人类自己、对大自然、对万物没有了同情心，只剩下自己的残忍和破坏、掠夺、征服、战争、无限制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相互残杀……因失去爱心，人类的大脑才出了故障……” [4]这些话无疑是有的放矢，道出了人类的丑恶本质。郭雪波《沙狐》中的林场大胡子主任、《沙葬》中的民兵连长铁巴、李传锋《最后一只白虎》中的老疤、阿来《空山》中的达戈，满都麦《骏马·苍狼·故乡》中的苏伊拉图，等等，无疑都是这种人类的典型代表。

　　如果说，对动物的无端杀戮暴露了人类冷酷无情的丑恶本质的话，那么，毁坏森林、开垦沙漠、破坏生态环境又如何解释呢？我国少数民族作家在生态叙事中对这一问题同样进行深刻的思考与警示。他们发现，毁坏森林、开垦沙漠、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一方面同样是人类中心主义与金钱主义思想所带来的恶劣后果，一方面则是追求片面发展的恶果，亦即走向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片面追求经济效益、严重忽视生态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恶果。郭雪波的《沙葬》等作品告诉我们，科尔沁草原之所以退化为沙漠，就是人类无视自然规律、盲目向沙漠进军的结果。一旦沙漠中的土地被开垦，它便永远无法恢复到原来的生态水平，土地的沙漠化因此将无法避免，随之而来的便是土地沙化的恶性循环。阿来的《空山》让我们看到，在改革开放伊始的藏区——机村，李老板、高中生拉加泽里、更秋老五等兄弟一班人大肆走私与盗运木材，导致滥伐森林，无非是因为片面追求脱贫、致富或暴富，无非是金钱主义的价值观念完全主宰了他们的头脑。郭雪波还在他近期的长篇动物小说《乌妮格家族》中指出：单纯地追求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即GDP)的增长等等，已经成为我国当下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隐患，同时也是造成生态破坏、环境失衡的重要诱因。可以说，我们在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中，不经意地跌入了一种历史的怪圈——以毁坏环境为代价的怪圈。殊不知，毁坏环境实际上正是在毁灭人类自己。

　　三、重建生态伦理，守望民族文化

　　对我国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来说，通过生态叙事表达对生态危机的忧虑与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并非他们的最终目的。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服务现实，他们期待用文学作品唤起人们生态意识的觉醒，呼吁全社会加强对生态的保护，推动现代化建设全面而健康的发展。通过他们的作品，他们发出了重建生态伦理与守望少数民族文化的呼声。其主要精神包括：

　　1、敬畏生命，保护动物。法国著名生态伦理学家阿尔贝特·施韦泽指出：“有思想的人体验到必像敬畏自己的生命意志一样敬畏所有的生命意志，他在自己的生命中体验到其他生命。对他来说，善是保存生命，促进生命，使可发展的生命实现其最高价傎。恶则是毁灭生命，伤害生命，压倒生命的发展。这是思想必然的、绝对的伦理原理。” [5]他强调敬畏生命，不仅仅是敬畏人的生命，而且是敬畏地球上所有的生命，包括动、植物的生命。他还补充指出：“过去所有伦理学的重大错误在于：它认为伦理只涉及人对人的行为。但关键在于，人如何对待世界和他所接触的所有生命。只有人认为植物、动物和人的生命都是神圣的，只有人帮助处于危急中的生命，他才可能是伦理的。” [6]申明现代的生态伦理必须纠正过去伦理学的错误，过去的伦理学的错误在于只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而把动物、植物的生命排斥在外。乌热尔图早在其1981年发表的小说《老人和孩子》中，就写到了鄂温克老人教育小孩要像热爱自己的兄弟、母亲那样热爱森林中的鹿。叶广芩笔下的侯自成老人和奉山老汉在狩猎的过程中为动物的高贵品性所震撼，由猎杀动物转变为保护动物。侯自成老人甚至大义灭亲，将捕杀金丝猴的儿子侯自成送进了监狱。其《老虎大福》中的李二福出于对老虎大福抑或老虎大哥的情感，大学毕业成为一名动物保护专家。郭雪波《沙葬》中的云灯喇嘛面对热沙暴的肆虐说出了这样的话：“我们作为万物之灵的人，比它们(即动物，引者注)高明的人，更应该带领它们一块儿躲过这个共同的灾难，停止仇恨和杀戮，找出一条一块儿活下去的出路。这是佛的旨意啊！” [7]云灯喇嘛把沙漠里的所有动物都当成人类的朋友，他在沙漠中建造的绿色院落成为了豺、狼等沙漠动物的最后庇护所。他对草原白狼(白孩儿)的细心呵护更是感人至深。阿来《空山》中的藏族乡村知识分子达瑟，特立独行，在树上构筑树屋，把书本搬上树屋，如痴如迷地学习自然知识，不断地认识森林中的各种动植物，尤其是一再劝阻好友达戈猎杀动物。

　　2、尊重自然，维护生态平衡。面对森林砍伐与植被破坏，新时期少数民族作家发出保护生态环境的强烈呼吁，并积极思考对策。郭雪波强调：“人类的唯一出路、唯一自救的希望，就是人类回归自然，而唯有回归自然也许才能恢复人类正常。” [8]叶广芩则指出：“大自然实在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大如风云雷电、山川河流，小至岩鼠山猫、蚍蜉蝼蚁，一切分裂与分解，一切繁殖与死亡，一切活动与停滞，一切进化与衰退，俨然各有秩序，人类不要从中裹乱，否则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已经太多。” [9]这样的思想同样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乌热尔图在《老人和孩子》中写到鄂温克老人这样来教育小孩认识人和森林的关系：“人永远离不开森林，森林也离不开歌。”在1986年发表的《雪》中，乌热尔图再次写到老人如此教育后代：“谁也不能小看林子，不能小看林子里的一棵草，一堆石头。只有傻瓜才不把林子放在心上。”在鄂温克老人的心中，森林就是鄂温克人的美好生存家园，这一观念也成为了他们民族的集体无意识。郭雪波《沙狐》中的老沙头之所以不顾个人安危穿越沙漠保护沙狐的生命，固然是出于对沙漠中所有生命的珍爱，同时也是出于对草原生态环境的保护，因为沙狐是草原杀手——沙鼠的天敌。保护沙狐就是保护草原。他的《沙葬》中的科技工作者白海、原卉夫妇，放弃城市的优裕生活，以沙漠为家，悉心地钻研治理沙漠的妙方。在阿来的《空山》中，一度迷失于金钱之中的李老板、拉加泽里在人生的感悟与环境的教育中迷途知返，筹集巨额资金，成立绿化公司，在藏区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活动，如此既恢复了植被，启动了当地生态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实现了对自己灵魂的救赎。

　　3、尊重、保护与发扬民族文化。在少数民族作家的生态叙事中，尊重生命，保护动物，保护森林与植被，同时意味着尊重、保护与发扬民族文化。反过来说，尊重、保护与发扬民族文化也是为了更好地尊重生命，保护动物，保护森林与植被。乌热尔图认为：“家园是我们的安身之所，家园是我们的灵魂归宿；家园是我们心灵得以慰藉的乐土，家园是我们民族世代得以延续的‘方舟’。守望家园，就是守望与我们血肉相连的生存空间；守望家园，就是守望我们传千世而不绝的民族精神。” [10] 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郭雪波在《乌妮格家族》的“后记”里写道：“古老的萨满文化，至今依然闪烁着人类先哲之智慧灵光，如老子的《道德经》和‘道德自然’、‘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这些思想精髓一样，对当今人类而临的种种困境，尤其对中华民族正面临表现代化的困惑，城镇化的困惑、经济GDP和山河污染破碎的困惑，唯钱主义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困惑之时，这些古老文化和宗教哲学也许会启迪我们找到一条再生之路。” [11]与此同时，他还强调：“宗教文化，应该说是人类文化最初的根，是我们大家的根。”[12]对蒙古族来说，无论是萨满文化还是佛教文化，都包含着对神灵的敬仰，都包含着天人合一的朴素观念。尤其是对神灵的敬仰则意味人类不能随意地对待万事万物，意味着人类应该弃恶从善，善待一切生命。正如《沙葬》中的云灯喇嘛所说：“人类的头顶上有主宰他的东西。”“这个主宰就是那个神秘的自然，按道家的话说就‘道’，‘道可道，非常道’。按我们喇嘛无往不利的信奉，那就是佛，无所不在的佛。佛是人类的最高主宰。”[13]在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观念中，人类并非世界的主宰，只有神才是世界的主宰。所以尊重少数民族宗教，守望他们的民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旨在遏制人类的欲望膨胀，保护生态环境，保护各民族共同的生存家园。

　　注释：

　　[1] 叶广芩：《所罗门王的指环》，《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4期。
　　[2] 郭雪波：《狼与狐》，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3] 叶广芩：《山鬼木客》，见《谁翻乐府凄凉曲》，新世纪出版社2002年版，第130页。
　　[4] 郭雪波：《银狐》，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5]、 [6] [法]阿尔贝特·施韦泽，《对生命的敬畏———阿尔贝特·施韦泽自述》，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9页。
　　[7] 郭雪波：《狼与狐》，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02页。
　　[8] 郭雪波：《银狐》，漓江出版社2006年版，第301页。
　　[9] 叶广芩：《所罗门王的指环》，《中篇小说选刊》2003年第4期。
　　[10] 乌热尔图：《在大兴安岭的怀抱里》，《中国民族》2001年第1期。
　　[11] 、[12] 郭雪波：《乌妮格家族》，新星出版社2012年版，第315页。
　　[13] 郭雪波：《狼与狐》，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16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