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鲁平：少数民族创作中生态意识的独特性

李鲁平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

　　生态意识在不同民族作家的创作中有着不同的面貌。比如分量的轻重、篇幅的长短、所触及的生态世界的宽广与狭小、进入生态世界的视角，等等，这些不同虽然与作家关注的题材有关，但更深层的因素，是不同民族的作家看待世界、看待生态的方式不同。不同民族作家有着不同的看待宇宙的方式，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之中，或者说，植根于不同的文化土壤。

　　民族作家由于独特的地域和本民族文化思想资源不同，对生态、自然有与生俱来的敏感和禀赋，其作品充满了浓郁的自然氛围和鲜明的生态意识。在民族作家的作品中，生态元素往往占据重要的位置。民族作家进入生态往往是正面的，而不是当做小说的一种环境描写。在民族作家的小说中，自然或生态元素往往就是人物的日常生活，是与人物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是与人物的命运融为一体的，而不是我们通常所见的被借用来衬托人物或心理的背景元素。不仅仅是手段、不仅仅是工具，而是独立的价值对象和目的追求。

　　据研究，藏民族的生态意识来自于藏族传统的宇宙观、本教的万物有灵的观念、以及佛教相关的思想。藏族传统的宇宙观，把宇宙看成自然、神与人三位一体的统一体。从这个宇宙观出发，人类必须将自身融于自然、爱惜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依赖自然，做到人与自然和谐交融。这一宇宙观也是生态观，是宇宙观与生态意识的统一。流传于青藏高原、有一万多年历史的古老宗教——本教——认为，万物有灵，山有山神，水有水神，树有树神，家有家神。对山水树木、飞禽走兽、各种生灵不恭敬，甚至随意破坏捕杀，会遭到神灵的惩罚。爱护山水，敬畏自然、保护生灵、爱护自然界中的一切有生命的动植物，会得到神灵的保佑。佛教倡导慈悲为怀，利乐有情，禁止杀生、六道轮回、因果业报、普渡众生的大慈大悲理论，提倡人心净、众生净、环境净的宇宙美好境界。其中蕴含的尊重自然、敬畏生命之意不言而喻。这些思想传统是藏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至今仍对西藏人民的信仰和生活发挥着不可缺少的作用，而从其中形成的生态意识，则规范和协调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文学创作中，则成为藏族作家处理自然、宇宙、生态题材的重要思想资源。如在朗顿·罗布次仁的小说《冬虫夏草》中，企图依靠挖虫草致富的亚培不断想到，把虫草挖光了会不会给草原带来灾难，会不会遭到惩罚。亚培因为目睹接连的不幸，最终放弃了挖虫草的职业。阿来的长篇《空山》写格桑旺堆用传统的规则与老对手熊的搏斗，细节之中蕴含有一种独特的生态观念，即动物与猎人之间是有平等权利和地位的。在次仁罗布的《放生羊》中，年扎老人在转经途中偶然遇见了通人性的绵羊，只见它“全身战栗，眼睛里密布哀伤和惊惧”，老人被绵羊的恐惧所打动，一腔怜悯蓬勃而出，也为了救赎妻子桑姆的罪孽，于是决定赎买这只即将要被宰杀的绵羊，并把它带回家悉心照顾。在日复一日地转经、拜佛、祈祷的过程中，放生羊使年扎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爱意与温暖，心境也发生了变化，由浮躁到安静，心中有了希望和寄托。虽然不少作品写过人与动物之间特殊的关系，但《放生羊》通过人与羊的相处和对话，企图使人获得超越现实世界、获得灵魂慰藉和心灵温暖的意图，是独特而少见的，应该说，这一特色来源于作家独特的地域文化和生态文化背景。

　　总的来说，一些少数民族把对自然或生态的情感上升到了宗教情感领域，因而这一对生态的情感具有神圣性、绝对性、权威性。例如，在玉石中，和田玉、翡翠是大多数人向往的，但只有藏民族把绿松石视为神圣饰物，基本上每个藏民都拥有某种形式的绿松石。在朗顿·班觉的《绿松石》中，当班旦的爷爷到岗仁波钦神山朝佛，在玛旁雍错神湖中舀圣水往头顶上浇时，从湖水的泥沙中舀出了一块精美的绿松石，在场的人看到后，都夸那块绿松石是世间难见的好玉，班旦的爷爷当时是这样想的：“这块绿松石，可能是哪个朝湖的人从自己脖子上摘下来献给湖神的，现在被水冲到岸边来了……他想，别人拿这么贵重的绿松石献给湖神，我又怎能拿走？他对着圣湖大喊道：‘神湖啊，我是个贫穷的人，没有任何东西献给你，我把这块捡到的绿松石，当作我的贡品还给你，请您收下吧！’”这一“捡”一“献”，写出的是班旦的爷爷对圣湖的虔诚和心灵的无私。 贯穿整部作品的绿松石，几易其主、最终又回到原先的主人手中，也象征着一种冥冥注定的轮回。

　　从表面上看，这种生态观念所指向的对象是神灵，但这并不表明对大自然的宗教情感也是纯粹虚构的。事实上，神灵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的化身，神灵的意志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的具体体现，神灵的行为方式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表现方式，神灵对于人的行为所要求的禁忌在本质上就是各种自然力量和社会力量对于人的行为所形成的限制，神灵约束和惩罚在本质上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约束和惩罚。

　　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是中华文化的起源。《易经》中有“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的说法。《易传》在解释八卦的来源时说，“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这说明，早期的儒家思想家，都是从自然的观察和分析来制定和解释人伦和社会秩序。通过人的“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观察与思考，从大自然的神明之德来理解人伦社会的同构性和意义、来透视世界与人生。首先，传统的儒家文化提出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尊重生命、兼爱万物。其次，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的认识自然的思想，即在对客观自然的科学认知的基础之上积极利用自然。荀子说：“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天论》)既向人们揭示了大自然的发展变化具有永久不变，并且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同时也明确昭示了能否顺应自然规律所造成的“吉”、“凶”截然不同的两种后果。人类只有认识了自然规律，才能控制和驾驭自然规律。也只有顺应和控制了自然规律，才能利用大自然为人类造福，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的和谐。第三，提倡节制欲望，合理有度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使自然资源与人类的生产和消费良性循环。

　　无疑，传统的儒家生态哲学思想具有“利用厚生”明显的现实主义的品格，并且儒家的生态思想并不是独立的生态观，而是人生伦理、社会政治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与上述藏民族的生态思想相比较，儒家文化的生态观依然有其值得注意的差别，比如，儒家文化强调的是生态平衡、是度、是惜生，而不是不杀生。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就典型地表现了这一观点，指人类对搏杀生物要有限度、有节制；捕鱼用钓鱼竿而不要用大绳网，不用箭射杀巢宿的鸟，以免破坏生态平衡和资源的再生，造成资源枯竭。孟子、荀子都把“时禁”作为仁政或圣王之制的内容，即动植物不到成熟之时，不得渔猎和砍伐，为的是“不夭其生，不绝其长”(《荀子·王制》)。这与不杀生仍然是有区别的。其次，儒家文化是肯定利用自然资源的，只不过要有节制。其三，节制的前提是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即对天道的认识，而认识的最终目的是达到平衡与和谐，即天人合一。儒家文化的核心是要解决宗法社会的伦常秩序和在这种制度下为人处世的态度和原则。因此，这一生态思想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并不完全是为了保护生态和尊重自然。乔清举认为，儒家生态哲学是基于农业经验而产生的顺应自然的生态自觉。而且，儒家哲学的主题不是生态，“斧斤以时入山林”在儒家首先是一项“仁政”措施。在儒家哲学中，与自然和谐不仅是仁政的基础，也是“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精神境界的前提，没有对于自然的关爱，是达不到较高的精神境界的(《儒家生态哲学的基本原则与理论维度》，《哲学研究》2013年第6期)。

　　这是我们大多数汉族作家处理生态问题的文化背景。李佩甫的《生命册》写了很多平原的植物，比如各种树木，诚如作家所说，写那些植物是为了寻平原人精神特质的根，从某种意义上说，平原人之所以如此，跟平原的自然环境是相关的，也就是通常意义所说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强调的是人与环境的一致和相关。刘醒龙的长篇《弥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叙述文化大革命期间大别山几十万人修水库，当然最后证明这个水库远远超过了一个地域的承雨面积，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付出其实是浪费。一个在设计和规划上是错误的水库，在人们与自然斗争的豪情下终于竣工，但没有人为上万人顶酷暑、冒严寒、忍饥饿所付出的牺牲承担责任，更没有人对这一无视科学和规律的破坏大自然的壮举承担责任。写出人与自然之间的紧张和张力，写出人与自然之间的动态关系，是大多数汉族作家的优势。

　　民族作家对生态的表现的独特性再次说明，作家成长和生活的文化土壤的不同，是很难超越的。民族作家以敬畏之心叙述了生态的神圣性，汉族作家则以人与社会发展的复杂关系写出了人与自然的动态关系。不同民族的作家，从不同文化出发表现出来的生态，是一个更加全面，更加丰富的生态世界。多民族的共同书写，可以促进对生态更加深刻和宽阔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