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玲：民族文学与民族文化自觉

——以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为例

黄玲在中国少数民族当代文学论坛上发言

　　中国梦的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包含56个民族的发展进步，民族文学对此负有重要的责任和表现义务。

　　人口较少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自觉，其指向一是通过文学展现本民族文化的繁荣进步，其二是在文学中追求中华民族向心力的凝聚和实现。因为人口较少和历史造成的发展滞后，所以其文学的发展也经历着曲折的过程。直到新时期才开始作家队伍的发展建设，在新世纪出现了繁荣发展的良好势头。深入研究他们的文学作品，既可以发现其文化自觉的过程，也可以从中寻找到一条人口较少民族追求美丽中国梦的精神轨迹。

　　一、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概说

　　云南人口较少民族是指全国总人口在30万人以下的民族，云南共有8个民族，即独龙族、德昂族、基诺族、怒族、阿昌族、普米族、布朗族和景颇族，其中除普米族和基诺族外，其余6个民族分别属于中缅、老跨境民族。比如其中人口最少的独龙族，主要分布于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自治县西部的独龙江峡谷两岸，人口6930人(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其作家文学经历了从无到有的漫长准备过程，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才开始起步。

　　对人口较少民族来说，首先必须获得政治的解放，然后是经济的发展进步，有了二者的铺垫，才能带来文化的繁荣发展。由民间文学到书面文学，有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除景颇族外，其他几个民族都没有民族文字，只能采取向汉文化学习的方式，在学习借鉴中建构自己民族的作家文学系统。

　　这8个人口较少民族都有本民族语言，但只有景颇族有文字(使用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景颇语文)，其余民族的作家多用汉语写作。8个民族在历史上都有悠久的民间文学传统，流传下丰富的神话、民间诗歌或故事。但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一直到新时期改革开放时代，才在各级部门的关心培养下出现第一代作家文学。至目前为止，这8个民族都已经涌现出本民族的小说、散文、诗歌创作者队伍，在全国、省级刊物上发表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其中一些人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等荣誉。一些人出版文学作品集，代表本民族在当代文学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引起外界关注，同时也在境外同一民族中产生广泛而良好的文化效应。

　　这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队伍的形成，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如有学者指出的：科学地总结中国各民族文学从古到今交流与互动的关系，对于激发新的审美创造，对于构建新时代的中华文化、促进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团结统一、回应全球化的挑战，都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云南这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作家文学，对云南文学乃至整个当代中华文学来说，都是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它在体现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也丰富了同时代的中华文学内涵，体现了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事业多元共存的繁荣局面。

　　二、“中国梦”背景下的民族文学书写

　　1、民族文化的自我觉醒

　　云南8 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文学的出现，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从自我觉醒到自我反省的过程，也是新的文化形态产生和创建的过程。以往的民间文学代表的是一个民族的原始思维，作家文学则体现更多时代的新质，和民族发展进步的轨迹。

　　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最大区别，一是创作主体的确立，使作品体现出鲜明的个人特色和强烈的主体精神。二是创作手法上的现代色彩和倾向，使作品的现代性得到彰显。这对一个文化处于弱势的民族来说，也是一个文化自觉的过程。民族作家们开始以有异于传统的目光对本民族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认识，在汲取精神菅的同时，也会反省其中的矛盾和问题。比如民族文化的古老和滞后、先进与蜕变，以及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对民族文化带来的影响、冲击等矛盾，会困扰作家并在他们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比如普米族诗人鲁若迪基的诗中对故乡斯布炯神山的依恋，在外族人眼中它不过是一座普通的山，但在普米人眼中则是充满神性的、“比珠穆朗玛峰还要高大雄伟”的精神“靠山”。诗人正是心中装着这座神山，行走在汉族文化的疆域。但无论走得多远他始终坚守着故乡的精神，始终相信“这个世界/只有那里的鬼/不会害我。”这几句诗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是非常丰富的，它曲折地表达了一个人口较少民族作家的心里潜藏的文化焦虑感与对母族文化的执着坚守。另一位普米族诗人曹翔的诗《家乡，不说忧伤》，则对现代化进程给民族生存带来的危机的冲击有深刻的警觉。

　　民族作家创作中通过写作唤起的民族文化意识的觉醒，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充满矛盾和冲突。但同时也是一个可喜的现象，它意味着一个民族的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背景下出现的新选择和走向。在民族作家笔下，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内涵、优秀特质得到开掘利用，一些落后的因素会引起关注和思考。特别是快速发展的现代化进程，给民族地区带来的机会和冲击、变化和影响，也在民族作家笔下得到真实的呈现。

　　和外来的政治视角的干预相比，本民族作家的文化觉醒具有更为现实的意义。因为它源自于民族内部，是自我意识的觉醒。特别是对人口较少民族而言，虽然他们的文化觉醒比其他民族要晚几个节拍，但毕竟在作家文学的推动和促进下这种觉醒已经为忆族文化的发展掀开了新的一页。

　　2、对建设和谐边疆的文化意义

　　云南是多民族聚集的省份，差不多有占全国将近一半数量的民族成份。在建设和谐边疆的进程中，民族文学是各民族之间重要的文化交流平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才能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8个民族的历史、文化发展各不相同，体现在文学写作中则形成了各自独特的风格和体系，丰富了中华多民族文学宝库。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也是增进了解，加强沟通的前提。

　　在我们所处的21世纪中华多民族文学发展的多元格局中，人口较少民族文学的特殊性已经逐步在他们的作品呈现出来。从文学作品中既可以感受到一个民族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也可以看到作为民族文化代言人的作家们在文化上的理性思辩、民族尊严感和责任感的文学表达。中华民族文化“和而不同”的特色正在这一个特殊的写作群体身上得到彰显。可以说每一个民族的作家都在用文学创作这一特殊的手段，实践着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只有在互相接受、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不同民族文化的前提下，边疆的团结和谐才有实现的保障。所以云南能成为全国民族团结示范建设的重点，为中国的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宝贵的经验。其中文化(文学)的功能不可忽视。

　　3、在跨境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有6个民族跨境而居(普米和基诺除外)。他们的文学发展在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流中体现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上的“同宗”“同源”关系，相近的地域、互相渗透的经济生活、共同的语言和心理素质，现实中的民族认同观念等因素，使六个民族的作家文学能走出国门，在缅甸、泰国、老挝的同一民族成员中流行，在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中发挥出重要作用。

　　比如德宏州今年10月就在瑞丽成立了“中缅边境文化交流协会”，将和缅甸每年举行不少于5次的学术研讨，对两国的文化进行挖掘整理。德宏州文联主办的景颇文刊物《文蚌》，也是在中缅境内发行，在两国拥用广大的读者群。对宣传中国的国策和改革开放成果起到了积极作用。德昂族、独龙族、阿昌族等跨境民族的作家文学在境外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对民族自心、自豪感的产生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民族文学促进民族文化由自为走向自觉

　　当代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自觉，首先是一个民族认识、理解、反省本民族文化的过程。作家文学的出现对一个民族来说，是由文化蒙昧走向文化现代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本民族历史文化进步重新认识和反省的理性过程。正是需要通过对民族文化的认识和反省，才能更好地确立一个民族在多元文化中的位置。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并接触到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多种文化都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原则。”

　　其次，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自觉，也是一个通过交流接触、理解多种文化的过程。很多民族作家开始写作，所接受的除了本民族民间文化的影响之外，还有汉民族及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比如古典的“四大名著”对很多民族作家都产生过影响，外国文学作品也是他们成长中不可缺少的精神菅养。这个过程让一名民族作家的创作有了文化上的沟通交流，有了审美的对比和参照。使他能对本民族的文化在中国文化甚至世界文化格局中的地位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和判断。

　　以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的文学发展为例，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文学中的文化自觉过程。文学是时代和民族生活的精神产物，它能体现出各民族对美丽中国梦的具体诉求，也能为我们展现出文化上相对弱小的民族，在中华多民族国家平等的文化地位和理想追求。

　　从8 个民族的作家文学中，可以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也可以了解他们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从一个侧面勾勒出民族文学由文化自为走向文化自觉的精神轨迹。

　　实现“美丽中国梦”的时代追求，对民族文学发展是一次重要机遇。同时也可以促进民族文化由自为进一步走向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