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百年，美国大片的“好”与“坏”

① 上海南京大戏院(今上海音乐厅)，戏院门外立着美国电影《泰山情侣》的宣传画。

② 上海大光明电影院。

③ 上海国泰电影院。上述地方都是民国时期放映美国电影的主要场所。

　　汪朝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华民国史，尤着力于民国政治史和民国电影史的研究。著有《中华民国史》第4、11卷，《中国近代通史》第6、10卷，《1945－1949：国共政争与中国命运》、《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电影艺术》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近百篇。

　　“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上海这个时候不仅有亚洲最豪华的电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莱坞或欧洲主要制片厂刚刚制作完成的首轮影片。这些在豪华戏院上演的西方影片和大幅的报纸广告以及街头随处可见的巨大电影广告牌，为上海平添了无限的‘现代’‘西化’气息。”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中心主任李孝悌，曾如此论述1930年代的上海。

　　从中国最早的电影放映——1896年8月11日上海徐园放映“西洋影戏”开始，电影就与上海结下了不解之缘。20世纪上半叶， 上海始终是中国电影最重要的制作基地和放映市场，当时90%以上的国产影片和一半左右的票房收入均出自上海，其电影产量和电影观众数位居世界大都市的前列，以“东方好莱坞”著称。而美国电影又长期独占上海电影放映市场的大半份额，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电影市场占据着重要地位，对中国电影的市场运作、艺术表现、技术制作等产生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它所传播的生活方式、社交时尚、器物文明甚至价值观念也对近代上海人的生活世界构成相当的影响。

　　对于美国电影与20世纪中国的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汪朝光素有研究。他是从政治社会学和历史学视角研究20世纪中国电影史的知名学者，日前来沪讲学时，早报记者就这一主题专访了他。

　　汪朝光是资深影迷，早在“文革”时，他随家人下放到江苏农村待了9年，当时大概每个月能看到一次露天电影。1978年2月，汪朝光到南京大学历史系上学，从那时开始到现在35年，他每年看电影上百部，而且都是在电影院观看。这种专业研究之余的业余爱好，因缘巧合发展了其另一个专精的研究领域。长期从事民国政治史研究的汪朝光，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发现档案馆也有很多和电影有关的资料，而这些资料以前很少有人用到，于是独辟蹊径，在电影社会史、政治史，如民国电影检查制度、民国时期的电影市场、上海电影与现代化进程等方面，开始其具有独创性的研究，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电影艺术》等权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其新著《影艺的政治：民国电影检查制度研究》日前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谈起看电影的今昔对比，汪朝光记忆颇深的是，当年看电影是低消费，两毛钱一张票，他一个月看十余场电影，花费不过两三元钱。而现在一个月如果要看同样多的电影，按60元一张票算，就得花近千元。“当年我读硕士时每个月50元的助学金，就可以让我看200多场电影。现在看200场电影，则要花费12000元。”

　　相比其他事物，

　　电影传入中国未受阻碍

　　东方早报：众所周知，传统中国人习惯的是昆曲、京剧等艺术形式，电影完全是来自西方的舶来品，在晚清以后的古今中西之变中，虽然有魏源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说法，但基于传统儒家文明重精神轻器物的传统，当时很多士大夫和读书人对于很多西方事物其实都有排斥甚至抗拒心理，那么国人对待电影又是何种态度？

　　汪朝光：近代以来，不少早先传入中国的西洋事物，都曾被视为“奇技淫巧”，备受指责。比如中国第一条营运铁路——英国人1876年在上海建成的吴淞铁路，通车不久便因各种原因而被清政府用28.5万两白银赎回拆除了，过后中国人自己修筑的唐胥铁路还曾闹出为了不破坏清祖陵风水而用骡马拉火车的笑话。很多现代化的东西进入中国，都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境遇。而电影的命运就很不一样，1895年在法国诞生后，第二年便漂洋过海，来到中国，第一站即落脚于上海，算是近代中国引进外国诸多“先进”事物中最为迅捷的范例了。进入中国后，它居然没有受到过任何的阻碍。包括在清宫放映时，电影机两次发生爆炸，还因此死了人，但电影仍照常在帝都城内放映。电影的魅力之大，我们也许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电影传入中国后就顺风顺水，大概用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在民国成立的前后，中国的城市就已经有比较完善的电影市场了。

　　东方早报：美国电影刚进入中国时大致是怎样的情形？

　　汪朝光：美国电影是最早进入中国市场的外国电影之一。早在1897年7月，美国电影放映商雍松(Youngson)来到上海，在天华茶园、跑马厅奇园、同庆茶园等处放映电影，并引出了中国最早的影评，时人以《观美国影戏记》为题，感叹“美国电光影戏”的奇妙。美国电影比较大规模地进入中国，在中国占据比较优势的地位，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一战以前，在中国放映比较多的外国电影主要还是法国电影。但随着一战爆发，法国电影的拍摄制作和向外输出受到很大的影响。刚好美国电影兴起了，就填补了这个空当。

　　1920年代以后，占据中国市场的外国电影基本上就是美国电影。这跟世界各国的情况都差不多。完全市场化运作的美国电影在短时间内便雄踞世界电影业的霸主地位，1920年代已占世界各国放映节目的60%～90%。因为美国电影一开始就是以大工业的生产方式来制作、发行和输出，到1920年代中期，美国电影业的投资已超过15亿美元，每年约有2亿美元被用来生产800多部影片，成为美国对外输出的最重要商品之一。当时在上海已经有了好莱坞八大公司的非常完善的发行机构。由于美国电影强有力的推销手段，也由于美国电影的大场面、高技术与明星制确实对观众有吸引力，再加上美国在中国强势的政治经济地位，使美国影片在中国市场大行其时。据统计，从上世纪20年代中到40年代末的20余年间，美国影片输入中国的数量当在4000部以上，而从中国电影诞生到1949年的45年间，拍摄的国产影片总数不过1600余部。1938年，上海还出版过《好莱坞》周刊，报道美国影坛的最新动态，三年共推出130期。

　　“辱华”心结

　　与电影引发的民族主义

　　东方早报：美国电影毕竟是基于西方的风俗文化与审美习惯乃至政治立场而拍摄的，虽然它在中国新兴的电影市场雄踞冠军的位置，但也常常引发强烈的民族主义反弹，当时围绕美国电影展开的主要争论是什么？当时的政局又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介入对美国电影的审查和控制？

　　汪朝光：虽然美国电影在中国电影市场上占有重要份额，但它并非通行无阻。就政治方面来说，主要是国民党上台之后，实行电影检查制度，对美国影片的发行不无影响。由于电影的再现性、大众性、集合性效应，其对受众的影响远远大于其他艺术门类，因此较易引发社会公众和舆论的关注，从而导致对电影实行检查的呼声。而世界各国也都有各种不同程度的电影检查制度。

　　美片进入中国后，最初多为风光片、滑稽片，增长知识以外，有些打闹场面，说不上有多大意义，倒还无伤大雅。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连集侦探片大量输入中国起，美国影片的内容与表现方式，尤其是盗匪片、中国题材片和关于男女关系的描写，与中国传统道德文明和民族感情时有冲突，被国人斥为“邪恶”、“色情”和“辱华”。比如1920年上海发生轰动一时的大案，洋行买办阎瑞生谋害了妓女王莲英，阎在破案被捕后自供，其作案动机与手法均来自于美国侦探片。阎瑞生一案出后，上海总商会、江苏教育会都提出了“取缔有碍风化影片”的要求。至于“色情”，客观地说，192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曾经有过一些所谓“色情”题材，然而1930年，美国制片人与发行人协会公布《海斯法典》，对电影中的道德表现作了严格限制，不要说“性”，即便“性感”也在受限之列。欧洲艺术家就讥讽美国电影是永远长不大的孩子。但是在中国，由于文化上的差异，尽管美国电影并不情色，也总有接吻、穿泳装之类的镜头，“色情”就成了中国人眼中美国片的“经典”形象之一，甚而有人呼吁“坚决禁止女子看电影”。

　　而“辱华”直到现在仍是中国人看美国电影一个很难脱离的心结，反映了深层次的文化心理上的原因。这跟近代中国特殊的发展道路有关系，一方面，数千年的文明让国人有强烈的自豪感，另一方面，近代以来时不时被列强欺凌，又让国人有强烈的悲情意识，看不得别人在影片中说自己不好，

《出水芙蓉》在上海放映时的海报。

美国电影《欲望》说明书。

　　尽管这些不好也可能是真实的。美国电影这方面的情节确实比较多，从好莱坞连集侦探片开始，“中国阴谋家”就是美国银幕上常常出现的中国人形象。这些角色多找在美广东人扮演，身材矮小，怪模怪样，在处理上，要么是杀人越货的歹徒，心狠手黑，要么是无知无识的弱智，形容猥琐，而且惯以长辫、小脚等丑化、嘲弄中国人。随着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大家就会对美国电影中的这些华人形象进行抨击和抵制。

　　迫于社会和舆论的压力，教育部曾制订电影审查规则，将有碍治安、有伤风化、影响人心风俗、侮辱中国及有碍邦交者列为应予查禁的有害影片。不过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军阀割据局面，北京政府的统治权力难于伸展到各地，这个审查规则实际上未能实行。1927年国民党政权登台，自上海开始实行电影检查制度。1928年8月18日，上海市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成立，从此，美国影片在上海的放映受到检查制度的影响。1930年2月，美国影片《不怕死》以“侮辱我华人处，令人发指”为由禁映，出品者美国派拉蒙公司和上映者大光明影院为此登报道歉并罚款，影片主演、美国著名喜剧演员罗克(Harold Lloyd)亦向中国观众表示正式道歉。

　　1930年11月3日，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实行《电影检查法》，1931年2月25日成立电影检查委员会。“电检法”的公布与“电检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时代全国统一的电影检查制度的确立。通过对影片上映的事前检查，国民党得以控制全国电影市场的放映片目。根据《电影检查法》的规定，将有损中华民族之尊严、违反三民主义、妨害善良风俗或公共秩序、提倡迷信邪说等列为违禁影片。电检会“对外国进口片检查尤为严密，如稍有违背检查片者，均予禁演，或加以修剪后准演，即浪漫及富于肉感等不适合于我国淳厚风尚之影片均严予取缔”。

　　当时许多美国电影不是被禁映，就是被删剪。当年的检查要求其实挺严厉。裤子脱落的镜头、女人洗浴的场景、稍有神怪的镜头、戴小帽蓄辫子的华人镜头等，都是一定要剪掉的，甚至反映中国人不会拨打电话这样的镜头都会被剪掉，检察官的理由就是“凭什么说中国人不会打电话，只有美国人会打电话吗”。虽然如此，美国电影被删剪和禁映的数量与其进口总量相比并不大。1931年2月至1934年3月，共检查进口影片1923部，其中美国好莱坞八大公司被禁映42部，只占被检总数的2%。由此可见，美国电影虽然因为电影检查制度而受到一些影响，但远不足以影响美国电影在华市场地位。相对于美国影片进入中国市场的庞大数量而言，这种影响基本可忽略不计。

　　美国电影在内地

　　和中等城市市场有限

　　东方早报：除了这种政治因素的影响之外，当时主要还有哪些因素会影响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推广？

　　汪朝光：经济方面，美国电影当时主要在上海或各大城市的首轮影院放映，场地租金高，设备好，票价较高。在1930年代物价较为稳定的时期，美国影片在首轮影院的票价最高为1.5银元，大约可买20余斤大米，而当时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准大约为15银元。因此，看美国电影是高级消费，一般观众无力问津。票价昂贵是妨碍美国电影在下层民众中推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文化隔阂也会对美国电影的被接受度产生影响。美国影片最初多是风光、滑稽、打闹内容，情节简单易懂，但随着故事片的兴起，情节日益复杂，又没有中文配音，起初还没有字幕，有了字幕后，观众也未必能够理解其内容，因为中国观众毕竟和美国电影反映的生活相距较远，对其整个文化背景与社会生活了解不多。这种文化上的隔阂对美国电影在中国的推广有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这个问题到现在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比如1998年《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北京市区要排队买票，在郊区昌平、延庆等地的放映却并未满座。再比如根据2013年中国电影市场的调查，在京沪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是外国电影尤其美国电影受欢迎，而在二三线城市则是国产电影更受欢迎。

　　所以，当时美国电影的观众主要集中在沿海大城市的上层白领阶层和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内地和中等城市市场有限，在小城市和农村几乎没有市场。像开封、太原、成都、济南等省会城市都更欢迎国产片，比如成都在1930年代很多时候放的都是国产片，合肥在1945到1949年期间放映的电影有百分之八九十是国产片。

　　所以，一方面我们要看到美国电影在当时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看到这种影响其实还是有限的。而抗战胜利后，由于恶性通货膨胀导致票房拆账制难以正常运作，也使美国电影在上海市场的占有率呈下降趋势：1947年美国向上海输出影片393部，为1946年的44.6%，1948年输出272部，只及1946年的30.9%，1949年1至5月仅输出1部。

　　东方早报：上海是当时中国最大的电影市场，看电影尤其看美国电影是时尚和身份的标志，而美国电影所传播的生活方式、社交时尚、器物文明甚至价值观念也对近代上海人的生活世界构成影响。我们应该如何评估美国电影对近代中国尤其是上海的实质性影响？

　　汪朝光：上海是美国电影最重要的市场。一般人们所说的1949年前美国电影在华市场，往往主要是上海市场。因为上海是当时中国最为发达的现代化工商业大都市，有众多的外国侨民、经济收入较高的上层阶级、有较高文化水准的白领人士和大中学校的学生。他们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较多，又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构成了美国电影最主要的观众。他们去看美国电影的目的也是多种多样的，除了艺术欣赏之外，也包括社交、会友、恋爱，或者仅仅是炫耀其高级生活水准。看电影的多样的意义在上海表现得尤其突出。电影是上海体现其作为国际大都市品性的重要环节，并在上海都市的文化发展与市民生活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创造了新的文化环境，形成了新的生活习惯。但是，我们对美国电影在当时上海一般市民观众中引起的反响也不宜予以过高的估计。而且上海电影市场并不能代表中国全部的电影市场，美国电影并不能垄断中国的电影市场。讨论中国电影市场中的美国影片时，我们必须考虑到观众层次与地域的差别。

　　对于20世纪上半叶美国电影对中国(包括上海)的影响，存在着一定的争议。批评者认为，美国影片传播了西方不健康的文化观念；从中国赚取了大量利润；妨碍了中国国产电影的发展。这三种情况可能都客观存在。不过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视野观察，美国影片尽管并非十全十美，其中也有不适合中国国情之处，但它带给中国观众不同的文化，它的艺术与技术水准使观众从中得到愉悦，使中国电影人有所借鉴。它获取利润是市场行为，美国影片商赚取的利润，如果在平等的市场条件下是理所当然的，而不平等的市场条件则是大环境的产物。它也未必从根本上妨碍了中国电影的发展。事实证明，电影的关键在于观众是否爱看，而不在于其国籍，中国国产电影业的发展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电影业是近代中国少有的能够依靠本土市场发展很好的产业，早在1920年代中期，以上海为中心的国产电影产量已经超过了百部，位居世界前五名之列，并在1930年代上半期和1940年代下半期出现过两次高潮，而这种发展是在美国电影对华输出并无限额的情况下实现的，可见电影市场自有其自身发展的理路，外来电影输入的数量多少未必简单地与国内电影的发展成对应关系。

　　1950年后美国电影市场

　　及社会影响持续衰退

　　东方早报：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在外交上实行“一边倒”的政策，整个世界也形成一个冷战的格局，美国被塑造为头号帝国主义，全面清除美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成为官方的当务之急，对美国电影在中国内地的境况有怎样的影响？

　　汪朝光：新中国成立后，美国因为对于国民党政权的支持、对于新中国的敌视，以及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峙，已经成为中国最主要的敌人，因此，清除美国电影的“不良”影响，是新政权在文化战线的重要任务。但是，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5月接管上海后，出于社会稳定的考虑，起初并没有对美国电影采取强硬手段，而是实行了比较温和的政策，因为新政权需要巩固，观众的看法也需要有改变的时间和契机。美国影片照常放映，但是不再有新片进口，放映的全部是库存旧片，比如《出水芙蓉》、《卡萨布兰卡》，越来越多的苏联影片和国产影片占据了市场。

　　当接管初期的社会稳定问题基本解决，新政权对美国电影的政策便逐渐开始变化，由基本任其放映，向着逐渐限制放映并最终停映的方向转化。1950年以后，美国电影的放映市场及其社会影响持续衰退。1950年3月，上海放映英美影片(其中绝大多数是美国影片)145部，观众90万人。而5月只放映英美片75部，观众40万人。如果按照本来的发展进程，美国电影完全退出中国市场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1950年6月朝鲜战争的爆发，改变并大大加速了它的进程。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已经成为中国在战场上直接交手的敌人，再放映美国电影显得不合时宜，从上海开始各个城市主动停映美国电影，同时，官方也发起了清除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的动员，美国电影成为众矢之的，于1950年10月被禁映。而这一禁就是30年。待其重回中国内地的银幕，已是1979年中美建交之后的事了。

　　如果从文化层面来看，清除美国电影的运动有对过去延续的一面，但在政治上是与过往的断裂。美国电影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继续影响中国民众、尤其是知识分子的思想的这种方式不能被容忍，建立民族独立和文化自信意识就变成新需要。所以，美国电影被认为是毒素电影，其有害影响需要被清除。中国成功地驱除了美国电影的影响。美国电影成为侵略、毒素、无耻、下流的象征，它影响到一代中国人的思想感情。对美国电影的禁映巩固了中国人建立新国家的自信，但也可能关闭了他们认知世界的一扇窗口，对于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事业未必是有利的。

　　东方早报：在此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美国影片在中国内地真的完全销声匿迹了吗？

　　汪朝光：从1950年到1979年中美建交，中国只在1958年通过第三国引进放映过一部美国电影《社会中坚》(Salt of the Earth)，这部由Alpha Video Inc. 在1954年拍摄的影片，反映工人反对资本家的阶级斗争，在美国影响甚小，在中国上映后也没有什么反响。除此之外，只有少数领导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少数电影制作者能看到少量的美国电影，是有严格限制的内部放映。《杨尚昆日记》中就有记载，他在1950年到1965年的16年时间里看过10多部美国电影，少数评价是“不错”，比如《罗马假日》，有些评价是“很坏”。像江青也给电影人推荐过一些美国电影，“文革”中，她就介绍过美国电影《鸽子号》(The Dove)，其实这是美国电影中名不见经传的影片，反映的是青年恋人的环球旅行经历。可见当时即便像江青这样的人，她的视野仍然受到影响，美国新片没有渠道、进不来，她能看到的可能是一般性的美国电影，其他大多是过去存货的老片。所以，看所谓“内部片”或“内参片”，在某种程度上是当时的一个特权，但所谓内部的文化渠道也存在范围限制，非常狭小。

　　将看电影的选择权交给

　　具有独立选择权的观众

　　东方早报：1970年代末，长期处于对峙状态的中美两国在新国际局势下开始接触并建交，开启了被冻结了数十年的中国学术、文化、艺术交流的新空间。在当时背景下，长期被拒之门外的美国电影是如何重新引入中国内地的？

　　汪朝光：1979年，中美建交，建交的当月就上映了美国电影《未来世界》和《车队》，美国电影重返中国。1979年到1994年，每年有5－6部美国电影上映，和以前很不一样，这些影片多为小公司的制作，不是很流行，影响不大。因为我们可能不愿意花大价钱买那些按比例分成的电影，而是一次花一两万美元买断一部影片。到了1980年代后期，情况发生了变化，我们可以通过VCD看电影了，这给中国的电影市场造成很大冲击，中国观众几乎可以通过VCD看到所有想看的电影，于是看美国电影也不成问题了。后来，因为中国电影市场下滑厉害，官方开始改变政策：从1994年开始，以国际通行的票房分账形式每年进口10部美国主流电影公司拍摄的主流大片。第一部就是《亡命天涯》，在北京等六大城市率先公映，以2500万元的票房打响了第一炮，从此激活了中国的电影市场。后来不断开放，现在我们每年大概可以进口35部左右按比例分成的大片。有些大片可以做到同步观看。现在，中国的观众可以通过电影院、DVD和网络观看绝大多数美国电影。

　　东方早报：21世纪的中国年轻一代，相当一部分人是美国电影甚至电视剧的拥趸，美国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在改革开放这数十年间一直保持强势的增长，与此同时，中国在经济上的迅速崛起，也形成了对外进行文化软实力输出的渴望，但显然，中国电影文化与美国电影文化的世界影响相差甚远，很多人忧心忡忡中国本土的电影生产，也忧心美国电影会导致中国文化传统的进一步衰亡。你如何评价这种围绕电影而展现的民族主义焦虑？

　　汪朝光：美国电影在青年一代中有强大的影响力。过去不利于美国电影传播的因素正在消减，语言和文化上的障碍越来越小，经济上越来越多的人观看美国电影成为可能，政治上受到的影响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大。我们的检查有时其实无关政治，主要是针对“情色”。我们对“情色”太敏感，对暴力镜头又太宽容。而无论是对美国电影还是对国产电影的检查，都在逐渐放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看待美国电影的影响？

　　过往那些不利于美国电影向中国内地扩张的种种因素，本质上是被动的所为，而非主动的抵制。那么，当今天中国内地的观众通过种种渠道得以更多地了解外部世界、接受美国文化、化解异域文化的差异之后，他们对美国电影的态度还会如数十年前吗？只须看看中国内地各城市正在上映的电影广告，即可知美国电影的强大影响力。

　　问题是，如何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中国文化的特色和传承？仍然有人认为，美国电影是快餐文化，习惯于“看美国电影不利于中国文化的传承”。但也有人认为，中国文化没有那么虚弱，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发展恰恰是在包容和交流之中实现的。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会长期存在，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唯一的答案。美国电影对于一些人是“好”的，对于另一些人是“坏”的，既非“天使”，亦非“魔鬼”，最重要的是，将看电影的选择权交给具有独立选择权的观众，他们选择看什么样的电影，他们的选择也会得到电影商的尊重。

　　当历史走到21世纪的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迅速推进，文化的全球化随着媒体的强势影响和渗透力，似乎也已出现在地平线上。过往种种不利于美国电影传播的因素都在消减，从而为美国电影的全球化扩张创造了难以抵御的环境。有人这样论述美国电影对英国观众的影响：“大量的影迷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美国化了。他们甚至把英国本土的电影看作外国影片。这些人谈的是美国，想的是美国，梦的也是美国。在我们的国家里，有好几百万人实际上已经成了暂时性的美国公民。”英国如此，其他国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如何体认美国电影的影响及其利弊得失，如何创造可与美国电影相较的、既有全球观又有地域观、既富于民族自信而又开放包容的电影形象，才真正是美国以外的各国电影人包括电影研究者的共同使命。

　　当然，我们不能以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去对待外部世界，我们仍然需要看美国电影，我们仍然喜欢看，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有一份警惕，在全球化的状况之下，我们怎样才能保持文化的多样性，使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文化都有充分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