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梁启超讲课完离席掌声雷动 无一人敢先离席(2)

　　第五，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又可以归因于某种交互文化哲学的理由。

　　仔细阅读《欧游心影录》就会发现，梁启超向故国文化的这种回望，并不像列文森所说的那样，只是反映了一种依恋故国文化的狂热情感；恰恰相反，那是基于一种相当精巧的交互文化哲学，或者说，是基于一种建构在诸神之争基础上的、很有学术前途的冷静理性。让我们看看他的夫子自道——

　　我在巴黎曾会着大哲学家蒲陀罗Boutreu(柏格森之师——笔者注)，他告诉我说：“一个国民，最要紧的是把本国文化发挥光大，好像子孙袭了祖父遗产，就要保住他，而且叫他发生功用。就算很浅薄的文明，发挥出来都是好的，因为他总有他的特质。把他的特质和别人的特质化合，自然会产出第三种更好的特质来。你们中国，着实可爱可敬！我们祖宗裹块鹿皮拿把石刀在野林里打猎的时候，你们不知已出了几多哲人了。我近来读些译本的中国哲学书，总觉得他精深博大。可惜老了，不能学中国文！我望中国人总不要失掉这分家当才好。”我听着他这番话，觉得登时有几百斤重的担子加在我肩上。

　　第六，梁启超的这种转变，当然也可以归因于其少小时代的传统教育，被从一个跨文化的国际舞台上突然唤醒。

　　张荫麟曾说：“及欧战甫终，西方智识阶级经此空前之大破坏后，正心惊目眩，旁皇不知所措；物极必反，乃移其视线于彼等素所鄙夷而实未尝了解之东方，以为其中或有无限宝藏焉。先生适以此时游欧，受其说之薰陶，遂确信中国古纸堆中，有可医西方而自医之药。既归，力以昌明中国文化为己任。而自揆所长，尤专力于史。盖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

　　第七，梁启超的这种转变，更可以归因于儒家思想在民国时期的逐渐脱毒，以及整个社会在脱离了儒家话语之后反而遭遇的退化。

　　梁启超开始反省起当年风行的天演论。与此相联系，梁启超对于其进化观也作了重大修正。他认为，物质文明从古代的渔猎耕稼发展到现代的工艺技术诚然变化伟巨，然而这很难说就是“进化”。评价物质文明“进化”与否，要视其于人类有否好处和能否在历史上流传下来。在他看来，现代人类虽能享受电灯、轮船之利，但其生活较之点油灯、坐帆船的古代人类的生活，并不见得有何优越之处。而且物质文明“根柢脆薄”，流转易逝，本无何历史价值。因而他得出结论：“自然系”的人类活动(物质生活)。不具有“进化”性质，“进化”只属于“文化系”的人类活动(精神生活)。梁氏显然放弃了早年启蒙主义的“进化”观念，他对“进化”的理解已不再建基于理性主义的“工具理性”精神，而是采用了“价值理性”的尺度。

　　第八，梁启超的这种转变，也许最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还要追溯到早就潜伏在他心中的、孔子生平的强大暗示。

　　事实上，正如孔子早年的列国周游所示，身为儒者就必然要进行政治活动，因为他们对于社会有太过强烈的关怀。即使这种政治活动未必成功，它对于砥砺和开拓这位儒者的精神，仍然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而更进一步，又正如孔子后来的选择与成就所示，儒家又随时可能从政治活动中抽身回来，通过退而结网和著书立说，把自己业已逐渐成长起来的精神状态，刻画和表达出来，从而成就后世所谓的名山事业。须知，这两个阶段不仅不是彼此矛盾和相互耽误，而且相互激发和缺一不可，成为首尾相接的人生阶段。

　　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

　　但遗憾的是，偏偏在这样的问题上，不光国外作者很难做到同情理解，就连以往的国内作者，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和传统教育的缺失，也都很难做到平心而论——他们出于各自的课题意识和讨论范围，要么把梁启超看做生就的政治活动家，要么就把他视为生就的学术研究家。而从这种僵化的和非此即彼的预期出发，他们也就很难看出梁启超的后期选择，对其整个生平而言，产生过怎样的意义再诠释。

　　因此，类似下面这样的观点，是很有代表性的，而且这还是梁启超在清华的学生呢。徐铸成在《王国维与梁启超》中写道——

　　梁任公先生那时在政治上已步步走下坡路，精神上也渐入颓唐。大家知道，他的生命史中最光辉灿烂的两页，一是戊戌的百日维新，一是护国之役，他当时写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若干年后，我读了还觉得铿锵有力。以后，虽然在段祺瑞当国时代曾一度做财政总长，俨然走入政局的核心，而实际上，段祺瑞只是一时利用进步党的所谓“人才内阁”作为他的垫脚石，而任公成了他的“猫脚爪”，火中取栗后，就被抛弃了。“五四”以后，他的政治生命实际已结束，只剩下《时事新报》、《晨报》作为研究系的机关刊物，发表一些改良主义的政论文章而已。在那一时期，他在白话文学和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不少著作，在文化界大露声光。迨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开始第一次国共合作，国内的革命空气日益高涨，梁启超这3个字，在青年心目中，已日益成为保守的代名词了。他之退居清华讲学，实际上是想“与世两忘”。

　　桑兵最近在清华的讲演，也是持这种态度，说他来清华只是因为政治失意，而想要到学校里为研究系培养后续力量。

　　而由此一来，他们也就或者以政治家的成败来论英雄，把梁启超来到清华国学院的举动，看做完全是逃遁和败走，看做是失意政客在打发无聊日子；或者反过来，仅仅以学问家的成果来论得失，乃至把梁启超的早期活动，包括办报时代写作的文章，包括政治活动的宣传文字，都看成粗疏的、学步的和不够成功的学术论文。

　　毫无疑问，这种太过狭隘和机械的眼界，都是受到了现代分工的割裂。由于传统文化语境的隐退，如今人们很少还能意识到，事实上，一位真正的儒者和通人所享有的生命周期，其本身倒是一个断裂性和连续性的统一体，而完全不同于他们所熟知的这种已被社会分工过分狭隘化了的现代学术人。

　　当然，梁启超的回归学术，也不乏外部世界的激发成因，比如大战之后彷徨颓唐的国际环境，和军阀割据社会退化的国内环境，然而所有这一切，更是基于梁启超本人的儒生性情，正是沿着这种性情，他才本能地或不自觉地在模仿着孔子的人格风范和人生历程。反过来说，这种对于孔子生平的模仿，对于孔子事业的追随，也可以被看做一个突出的表征，来表现他对于文化本根的再体认。

　　而这一点，恰恰是理解梁后来很多重要选择的关键，否则你就根本看不懂他。比如，恰恰是在这种体认中，他跟康有为的师生关系，有了实质性的修复。然而我们都知道，梁启超是出名的性情中人，他当年正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向一个功名尚不及他的南海先生执弟子礼，他后来又是因为自己的真性情，公开地跟南海先生分道扬镳。由此，梁启超后来的种种主动修好举动，以及他跟老师之间的如冰释然，绝不能被解释为来自一种外交手腕，或者一种周到的礼数，那种虚伪的行为根本不符合梁启超的个性。

　　再如，正是凭着这种刚刚达到的思想高度，他才会说“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他才会以“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和“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的表述，来规定今后的文化方向。

　　研究者李大华说：“在本世纪初，梁启超是第一位试图将时代观念和民族观念交叉透视文化现象的人……他在评价中西文化时，力图提高国民的民族文化意识，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他又以开放的文化心态主张‘化合’中西文化，认为文化的走向必然是‘人类一体’，反对惟我独尊的文化独断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