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辛欣：每天醒来，就想着把活儿干好

　　携绘本《拍花子和俏女孩》访沪

　　张辛欣：每天醒来，就想着把活儿干好

上图为作家张辛欣

　　“啪”一声，惊堂木一拍，折扇一开，一个俏女孩骗过拍花子，逃离家和学校的奇妙之旅开始了……上海国际童书展的展台上，几十个六七岁的孩童簇拥在说书人的身边，听她讲述投影幕上图片中的故事。这个说书人，是阔别读者已久的旅美作家张辛欣。

　　面对张辛欣，你无法不感受到她的激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毫无一丝疲态，其实此前她已经连轴转了好些天，在深圳、杭州、上海各地推介自己的新书和多媒体创作。一口京片子，高昂的语调，飞扬的思绪，丰富的肢体语言，言谈举止间满是火花电流，你很难想到她其实已经60岁了。有读者惊呼，“辛欣你怎么一直不老？”

　　这样的张辛欣并不难勾起人们的回忆：上世纪80年代她曾骑着自行车沿着京杭大运河进行采访引起全国轰动；创作被称为“当代中国第一部口述史”的作品《一百个中国人的自述》；担任电影《棋王》的编剧；她的小说《在同一地平线上》曾经引起很大争议……特立独行，勇于创新，这是她留在人们记忆中的印象。如今，她又带来了独树一帜的多媒体写作。

　　“网络激发了我创造的热情”

　　1988年，在创作的高产期，张辛欣选择了急流勇退、淡出国内文坛，到美国康奈尔大学做访问学者。张辛欣称此为“自我流放”，但这样的流放却是源于一份不为人知的焦虑，“我感到了写作的 ‘危机’，感到我的创作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不想当‘井底之蛙’”。访问学者的经历与见闻让她最终决定留在美国，在东西方文化的隔膜、冲撞与交融中，寻找写作与内心的位置。

　　最初在美国，张辛欣从事的工作与她原先的写作大不相同。当时的美国某广播新闻节目需要大量的文化评论，她前去工作。文化评论员并不需要上班，在家里写好稿子录好音传到编辑部就行，因为导演出身，在国内也做过广播节目，这份工作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难度。但张辛欣却有自己的小狡黠，“我有时故意出点错，不要显得咱这么牛啊，哈哈！”她同时为电台、报纸撰写新闻分析和时事报道文章，渐渐又对经济金融产生兴趣，在杂志开辟专栏，评论金融风波和股市起落。从此，在作家、导演、主持人之外，她又多了个头衔，“经济学家”。

　　充沛的精力让张辛欣很难闲下来，于是，在大多数作家对网络与文学的关联还十分茫然时，她已经一头扎进了网络的世界，在网络上写作、开设专栏。对于她而言，这不仅是一种写作方式的改变，更代表着一种生存方式的改变。“网络给我提供了很多新鲜的东西，也激发了我创造的热情”，这种创造的热情，很大程度上是想象力的激发。这是张辛欣一直强调的，“站在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作家，你会发现他们想象力很缺乏”。她一直避免如此，各个领域内的跨界与时刻保持的“危机感”，让她珍惜自己的想象力。

　　张辛欣说，选择互联网，在于它把作者与读者拉近了，“你可以直接与读者在网上交流，直接从网络的另一端看到读者对你的作品的反映，这是纸质传播难以做到的”。她的导演身份在这里尤为彰显，在网络这个舞台上，她似乎在导一出戏、布一幕景，她懂得用怎样的文化视角、文字表达引起读者的兴趣与互动，“通过文字的蛛丝马迹，你能体察人的生活，洞观对方的内心层次，还是给我自己留出想象的空间吧”。网上写作成了一项具有无限包蕴的艺术。也由此，日后被作为她个人标签的多媒体创作开始发端。

　　“写成长经验，写美的东西”

　　《拍花子和俏女孩》 是张辛欣的第一本绘本书，因为其先作为电子书在iPad客户端销售，所以被称为“第一本中文数码多媒体绘本书”。从图画到文字，从创意到制作，都是张辛欣独自操刀完成。

　　“2007年，美国有一股漫画热潮，我其实是受到这个鼓舞。我想我电视、广播、舞台剧、写小说什么都弄过了，就是没有弄过小人书。”2008年，张辛欣开始着手画这本“小人书”，一画就画了三年、一千多张的图画，“颈椎腰椎都画完蛋了”。但漫画热潮很快过去，之前的图书代理人都“躲起来了”，她只能DIY，自己在iPad和kindle 上做数码版。她下载了一款4美元的儿童廉价软件进行制作，“从铅笔画到彩色画，从Photoshop的图到贴字，都是我一个人，太累了”。但很快，iPad的商业出版成功了，这让张辛欣有些自豪：“它是iPad真正在卖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中年妇女的瞎掰。”

　　因为iPad不接受中文版，只能重新做升级版，于是，张辛欣又开始了“鼓捣”，最终攻下了iPad上的中文版。在中文版里，她自己为每一页图画配了语音。“为了找到安静的录制环境，我蹲在美国家里地下室的厕所里完成录音。每次录完，我就将音频发给远在南京电台工作的一名网友，由他剪辑制作。我们甚至模仿着完成了老北京一条街的叫卖声。”个中的艰苦与快乐，不难想象。

　　《拍花子与俏女孩》 是张辛欣在半个世纪以后回忆当年“俏女孩”在北京生活中的一段奇妙经历，充满悬疑和梦幻色彩的图画元素，“妖魔化”的电影场景设计，大胆鲜明的话题和笔调，有人提出质疑。“常常有人问我，辛欣，你这个故事给谁看的？你这是大人怀旧的东西，小孩子不知道那个时候的故事，你却又做成了绘本的形式，这书你卖给谁？”

　　张辛欣觉得这是理解的误区。“据说，中国定义的儿童绘本，是指给1-18岁的孩子看的书。但你想想，这得是多少代呀？”在她看来，她做的不是中国定义上的儿童绘本，“中国的很多绘本实际上都是低幼儿童读物，小猫呀、小狗呀。绘本英文叫comic　books，指漫画书，实际上美国的漫画像蝙蝠侠之类，你会发现它很暴力很猖狂，而且都没有好莱坞的大团圆结局，因为画家本人的生命都很悲惨，没有必要去忽悠年轻人。它的想象力和世界，才是teenage的”。张辛欣说，自己的绘本是给8岁以上的儿童到成年的人看的，“其实这是大人给小孩讲的故事，把自己成长的经验告诉下一代，认为小孩不知道这些事的，是低估了小孩，小孩有自己的想象力，他们自己能编故事”。

　　在张辛欣看来，这样的成长故事其实并不难理解。“我的故事是成长故事。我利用一个小姑娘的成长故事、逃跑故事、被其他小孩排斥的故事，把我们的神话、传说，把我们伟大的城市表述出来。”有人说张辛欣是“宫崎骏”，因为她的故事是幻想故事，她却不以为然。“这不是瞎扯吗，站在一个世界文化的普普通通的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写的故事就是我的成长经验，我是画美的东西的，文章的节奏、张力也是我极其注意的。”

　　“这部绘本第一版开印只有2000册，我得了七千块钱。”张辛欣说。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这版《拍花子与俏女孩》之前，曾经有过一版纸质书，但印数很少。“这涉及到一个市场营销的问题。”作为多媒体电子书的自出版人，市场开发是张辛欣经常会提及的一个话题。在这本绘本之前，她有4本电子书在国内“多看阅读”上出版，但所得只有270元。“这说明我们国内的出版营销还存在着一些问题，读者的匹配、一个产品的开发、角度和说法，我觉得，需要和有心的营销人一起努力对一个产品。”在她看来，一本书如何做市场开发，“可能是比创作一点都不小的艺术创作”。尽管以巨大的热情从事着多媒体的创作，但张辛欣对此并不抱乐观，“电子书的版权其实得不到充分尊重，而且即使只要0.99元的收费，也没有很多人愿意去买，一线创作者通常没有收入，长此以往热情会被消耗”。

　　“我不仅在临摹画，我学会了为人”

　　“人总有闲一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时间，用这个时间抄小说是抄不出小说家来的，但临摹不同的画，却能学到画画的技法”。《拍花子与俏女孩》中一千多张图画都是张辛欣自己画的，有人说她这不像是玩票，倒像是个真正的画家。确实，张辛欣画画由来已久。

　　“我学画，是从临摹古典画开始的，大概在1990年左右。老布鲁盖尔的《乡间的婚礼》，是我临摹的第一张画。我那时候想，这么多的小人儿脑袋，我什么时候才能临完呐，我就给自己布置任务，今天半个小时非把这个‘脑袋’完成不可。”张辛欣托着iPad，给记者看她临摹的画，波提切利的《春》、米勒的《拾麦穗》、以《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著称的维梅尔的4幅临摹画、日本的浮世绘……

　　照片里，张辛欣亚特兰大的家中的每一个房间都被她的临摹画挂满，楼梯两边也是几十幅不同尺寸的画，“来过我家的人都说，辛欣，你家就是个博物馆呐”。一间客厅里，原来摆放54英寸电视的地方是临摹梵高的一幅画，并不是人们常见的向日葵和星空，而是一片绚丽的紫色，“电视坏了，我想要那么多电视干嘛呀，干脆临张画，就临了梵高的这幅画挂在那儿”。“我一边临一边在心里想，在已经身处蒸汽时代的印象派里，梵高还是显得太老实了，难怪你的画就是卖不出去，哈哈！”

　　“临摹画太有体会了，你自己在那儿会联想，渐渐会懂很多东西。我觉得我不仅在临摹画，同时我学了为人。我把这些画都挂在墙上，时刻提醒我的眼睛。”从临摹画到自己创作，对张辛欣来说并不是多么困难的过程。“有段时间我为 《上海文学》写文章，后来我跟老金(金宇澄)说，我给你画插画吧”，她在那里开设了一个叫《我的伪造生涯》的专栏，“当时我说，请注意一颗漫画星星冉冉升起了，嗨，其实是瞎说”。现在在新浪微博上，很多朋友的头像也是张辛欣画的。

　　张辛欣并不打算将自己的绘本创作终止于此。“我在想，有没有可能画一本《我小的时候》，有点像《父与子》那样的。父母向孩子讲述自己的小时候，孩子也讲自己的小时候，可能会很有意思。”她说自己手头上还有两部长篇小说正在创作，“这是跟我先生斯蒂夫合作的，我写出一个简单的英文本，留给他继续创作，之后我再进行后期写作和翻译成中文。”张辛欣解释为什么要采取这种形式：“他有文学梦，我要帮他完成呀。”

　　采访中，张辛欣不时会提到一个词，“把活儿干好”，她说她的想法跟乔布斯是一样的，“我现在每天早上醒来，就会想着怎么把活儿干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