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文学与时俱进的见证者——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评论家白烨

　　三年前的今天，评论家白烨当选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同时，作为 《文学蓝皮书》、《中国文坛纪事》的主编，十余年来他参与并见证着中国文学的变化与成长，对于新世纪文学前所未有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塑性，他有怎样的见解和评判？

　　舒晋瑜：回顾多年的评论生涯，您愿意作何总结？您的评论所关注的领域，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白烨：回顾三十年来的评论生涯，我想说的首先是欣慰。因为我从事的，是我所喜欢的；还有我介入当代文学的这三十年，正好是当代文学发生巨变的三十年。三十年可分为80年代，90年代，新世纪以来。可以说，三个阶段各以政治浪潮、经济浪潮和科技浪潮为中心，演出了文学适时应变的时代活剧。我们作为随行者、见证者，目睹了这些变化，也参与到其中，这是最让人难以忘怀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自己也在跟着变化。我在观念上的最大变化，发生于80年代中期。那个时候，从创作到理论，都有许多新思潮与新突破，既让人目不暇接，也让人觉得不变不行。我从这个时候反思自我，才认识到我们所从事的和所习惯的，是社会学的批评，这个批评是有明显缺陷的。于是，开始有计划地研读了一些新批评、形式批评、文体批评和“西马”的理论著述，做了一些理论储备上的吐故纳新。当然此后也一直注意着自我更新，但最大的变化是在80年代中期。

　　至于我们所面对的当下文学与文坛，我觉得三十年一直在不停地演变，而且愈演愈烈。这些变化如要作一简单概括，那就是文坛“三分天下”，面目今非昔比；而且文学的问题，越来越不单纯，明显具有多种元素相互交织的混血性。

　　舒晋瑜：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的会长，能否评价一下目前中国当代文学的现状及问题？

　　白烨：我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正是文学进入新世纪第二个10年之际。我和我的同行们、同事们，都深切感觉到当代文学演变之快、变化之大，给当代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也带来许多新的挑战。我们研究会两年举办一次学术年会，平时还有许多小型会议，都是面对当下现状研讨相关前沿性问题，力图面对变动不居的文学现状，作出我们应有的回应。

　　关于当代文学现状与问题，概而言之，是“繁而不荣，多而不精”。从创作与生产、作者与作品、传播与阅读来看，丰繁的状态与多样的景象可以说前所未有，这是我们多年以来所祈盼的一种文化生态。但在什么都有，什么都流行的同时，什么是更好的，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经典的，却往往不够突出和彰显，甚至经常被乱七八糟的东西所遮蔽和覆盖。所以，看似繁盛异常的现状，却还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繁荣”。我以为，这个问题的形成与解决，不仅仅是文学领域的事情，它还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教育的问题，甚至是社会的问题，需要运用综合手段予以治理。

　　舒晋瑜：为何有的作家对评论并不认可？您认为中国批评界出现了什么问题？

　　白烨：出现某些作家对某些评论不认可的现象，并不足奇。这里边，一定有批评方面的问题，如可能把脉不准确，看法较皮相，还有就是表述方式与批评态度上有简单武断之嫌，等等。文学批评是一种个人化行为，一定的文学批评不可避免地带有批评家的个人风格，有人喜欢，有人不喜欢，都属正常。在这一方面，文学批评确实需要从观念到方法上，切实加以改进。但我也以为，作家对评论的不认可，在作家方面也有可以总结和需要反思的问题。比如一些作家总以为批评就是诠释作家意图，表彰创作成绩，评论的话没有说到自己心里，或听来不入耳的，就不愿听，不认可。文学批评在本质上是一种对话，是在对话中交流心得和相互启迪。我觉得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相互理解、彼此宽容的氛围，形成在学术性对话中共竞共进的风气，这对于创作与批评，都是极为重要的。

　　舒晋瑜：您如何评价自己的评论风格？觉得对自己评论形成干扰的因素有哪些？

　　白烨：我的文学评论，自我检省起来，觉得数量不少，成绩平平，风格也并不怎么鲜明，在作家作品评论方面，我信奉鲁迅所说的“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的批评精神。这句话在现在能够做到的，只是“好处说好”了。这跟自己的相对温和的批评习惯有关，也跟批评领域已经形成的风习有关，还跟整体的文化氛围有关。

　　我觉得我这些年的文学研究与文学评论，在文学现状研究和年度文情考察上，初步形成了一些特点，这就是在宏观层面上对一些倾向性问题的梳理与把握，以及对新的文学群体、新的文学现象的关注与捕捉，等等。

　　总体来看，在当下的文学批评领域里，仍然很难做到“实话实说”，这是文学批评中的最大问题。这个问题的造成，也不是单方面的。

　　舒晋瑜：《中国文坛纪事》从1999年出版，在文学界已有广泛认可和影响。《文学蓝皮书》自2003年出版，已经走过十年历程。见证了中国文学十年进程，在编著过程中，您有何感触？

　　白烨：《文学蓝皮书》2002年以“中国文情报告”的题目在社科院作为重点项目立项，2003年正式出版，于今已整整十年。《中国文坛纪事》属于年选类图书，当时的考虑是，每年都有出自不同人主编、不同出版社出版的许多作品类的选本，但文坛的发展变化已经越来越泛化和分化，每年都有很多重要的文学探讨，文学论争，文学官司，还有一些焦点话题与热点现象，这些并非作品创作的现象，虽然都在创作之外，又在文坛之内，应该有一个时文选编图书，以更为全面而鲜活地反映文学的年度演变情形。

　　“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代文学的发展与演变，一直跟政治、经济、文化等总和构成的社会生活的不断变异密切相关。文学的问题，必须放置于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大环境中去考量和观察，才能确知其演进的走向及其背后的动因。在每年的《文学蓝皮书》里，都有一个我执笔撰写的“总报告”。在这个“总报告”里，我会就当年文学的发展状况在宏观层面上的倾向与问题等，作一个大致的梳理与概要的论析。10年来的文学发展，这个“总报告”连缀起来，就可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走势与轮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