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家薛范一生译配外国歌曲近二千首

他让《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至今传唱

年近八旬的薛范。

薛范作品

　　◎ 本报特约撰稿 马信芳 文/图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鸽子》《雪绒花》《草帽歌》《你是我的心》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外国歌曲能在中国得以广为传唱，其功劳应该归于它们的译配者——中国著名翻译家薛范。年近八旬的薛范先生自1953年发表第一首翻译歌曲至今，已译配发表世界各国歌曲近2000首，编译出版了30多本外国歌曲集。

　　老翻译家最近喜事连连，幸福的微笑挂上了眉梢。一是他60年翻译的作品中精选出246首歌曲结集成珍贵的《薛范60年翻译歌曲选》，日前由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二是上海市文联等单位在上海音乐厅为其举办《流淌心底的歌——薛范翻译生涯60周年专场音乐会》，倾情演唱了由他翻译的名曲佳作。当我向老翻译家表示祝贺，并向他致敬时，薛先生感慨无比，他感谢观众对他的厚爱。他说，他之所以热衷于译配外国歌曲，一是对音乐情有独钟，二是要让外国的优秀文化与中国读者分享。此刻，他的话语分外轻松，但我知道，与常人不同，他所走过的翻译之路并非寻常。

　　翻译家的外语竟是自学而成

　　作者：薛范先生，你一生译配的外国歌曲近2000首，可谓累累硕果。然而，你却没有正规地上过大学，你谙熟的外语竟是自学而成，这是怎么回事？

　　薛范：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大家庭里，父母在工厂当高级职员，生活无忧。可我两岁时一场突如其来的高烧，以及烧退后悄然降临的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让我留下了残疾的后遗症。

　　我从小学开始，就很努力学习，因为我知道别的孩子学习不好，还可以靠体力吃饭，而我不行，或许会永远成为父母的“累赘”。我就此努力地上完了小学、中学和高中。中学时我喜欢上了音乐中的歌唱。每一期的广播歌选拿到手，我就会和几个相好的同学从第一首唱到最后一首，心中有说不完的高兴。不过相比较而言，我对无线电的“神秘”大有探索之意，所以高中毕业考大学，选的是无线电工程系。可临考前填志愿时，班主任却说我的身体状况不合适读理工科，因而建议我读文科，且最好是读外语，将来可以从事笔译。就这样，我考上了上海俄语专科学校。然而去报到时，校方却发现我下肢严重瘫痪，断然拒绝接收。原来，体格检查时，大夫忘了写上我的“身体状况”。

　　作者：这不是开玩笑吗？

　　薛范：不啻是个玩笑，更是个打击啊，你不知道，当时对我的刺激有多大！家人朋友、老师同学纷纷为我担心，担心我从此一蹶不振。我真的该感激贝多芬，是他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命运》重新给了我勇气。我终于从消沉中走出，踏上了漫长而又艰辛的自学之路。

　　至此，我每日在家跟着广播自学俄语。天天听收音机，经常给电台写信，我成了“听众之友”活动的热心参与者。热心的电台编辑邀请我这个“函授学员”到电台去玩。一天，当去各工作间参观时，正碰上广播乐团在排练，我便静静地坐在一边看。乐队负责人看到我随口说，你不是在学俄语吗，翻译两首歌给我们唱唱怎样？

　　我回去后就找来曲谱，翻译了《和平战士之歌》，送给他们去唱。没想到，《广播歌选》很快发表了这首歌。此时我19岁，看到自己的处女作刊登在杂志上，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我把领来的12元稿费统统买了翻译词典。

　　没多久，我又去电台，广播乐团的指挥跟我说，你译的歌很好，再多译几首给我们。我真的又给他们送去了译配的混声合唱曲《春天进行曲》。当时上海有个中苏友谊馆，常放映苏联电影，举办苏联音乐唱片欣赏会。我成了那里的常客，每有新的苏联电影上映，我都会第一时间把影片插曲译介过来，像《忠诚的考验》《伊凡从军记》《忠实的朋友》《心儿在歌唱》等插曲就这样发表了。1955年，我译配的两本歌曲集相继出版。

　　第一个把《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

　　作者：薛范先生，你译配的2000首外国歌曲中，翻译于1957年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无疑是最脍炙人口的作品，且是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薛范：《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原作问世于1956年，这是苏联著名作曲家索洛维约夫·谢多伊与著名诗人马都索夫斯基为当年举行的全国运动会摄制的纪录片《在运动大会的日子》所写的四首插曲之一。当时并未被电影厂的负责人看好，但第二年，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这首抒情歌曲却夺得了金奖。

　　这年7月，我从《苏维埃文化报》上看到了联欢节获奖名单，其中获金奖的有5首歌曲。我手头正好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等3首原谱，于是花了几个晚上把它们赶译出来。

　　作者：我曾看到你写的文章，说译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肖邦”给了你灵感？

　　薛范：是这样。当年我译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足足花了两天的工夫，好几处译文仍不尽如人意。那天晚上，我去“小剧场”观摩歌剧演出。散场后，摇着手摇车走在淮海西路上。蓦然，不知从哪幢楼里飘来了悦耳的钢琴声，我不由停住了车，凝神谛听。哦，是肖邦的《降E大调夜曲》。我少年时也曾练过，不知怎的，我竟想象那位弹奏者一定是位少女，在那个静静的夏夜，悠悠扬扬飘忽的琴音，自有一种神秘的、甜蜜的意蕴。我在手摇车上出神地聆听着那位少女和肖邦的对答，任自己的思维在飘渺的幻境里遨游，直到琴声终于沉寂才怅然如失地离开。到家已经午夜一点，依然毫无睡意。我拿起摊在桌上的《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未完成稿，忽然灵感如涌，只一小时就把歌曲译成誊清。不久，北京的《歌曲》和上海的《广播歌选》同时发表了我译配的那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作者：据调查，你是世界上第一个把这首苏联歌曲译成俄文以外文字的人。还有人统计过，在世界上，用汉语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人远比用俄语唱的人多。

　　薛范：是啊，这首歌已不是一首单纯的爱情歌曲，而是融入了人们对祖国、家乡、亲人、朋友的挚爱和深情，以及对一切美好事物的向往和希望。可说实话，我翻译《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时没有想到后来会那么广为传唱。当年在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上获奖的歌曲共有五首，我全部翻译了，而流传至今的唯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作者：我知道，你的翻译之路并不顺当，当你的翻译事业进入高峰期时，却因中苏关系紧张而戛然而止。

　　薛范：是。1960年后，随着苏中关系的破裂，一切有关苏联的资料链断了，我翻译苏联歌曲的工作无法进行。可悲的是，“十年浩劫”接踵而来。红卫兵抄走并损毁了我十几年来搜集积累的中外图书、期刊、乐谱、唱片等。“文革”开始，我的父母工资被扣了一半，为了生活，几乎变卖了家里所有的东西。同时我已没了稿费收入，寄信连张4分钱的邮票都买不起。

　　更悲伤的是，苏俄歌曲成“苏修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更成黄色禁歌。

　　然而，优秀歌曲毕竟是笔宝贵财富，地上不行，地下却暗暗流传。有一天，我在路上猛听到《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乐曲声，回头一看，是个青年人吹着口哨，骑车而过。我后来又听说，无数知识青年远离父母去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时，充满感伤、温暖和希望的苏俄歌曲成为他们偷偷学唱的歌曲，其中最爱唱的就是《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对我是最大的欣慰。

　　正是这样，“文革”结束，我就坚信苏联歌曲肯定还会被介绍到中国来。于是，我坐不住了，摇起轮椅车，直奔上海图书馆，查找1960年代以后的苏联杂志，一去就是一天。而为了找到上图缺额的1964年至1970年的苏联杂志，我又毅然托运了轮椅车，乘火车北上，到北京图书馆继续查寻。老天没有负我，不久，“文革”后的第一部《1917—1987苏联歌曲佳作选》出版了。

　　从苏俄歌曲到翻译世界各国歌曲

　　作者：有人曾给你作了个统计，截至目前，除了苏俄歌曲，你还翻译了100多个国家的其他歌曲，总量近2000首。你懂俄、英、意、西、法、日多种语言，且都是自学的。真令人惊叹！

　　薛范：1972年，电台开始教授英语、日语和法语，我赶紧买书跟着广播学习起来，这为后来翻译英国、法国乃至日本歌曲等打下了基础。

　　其实我翻译欧美歌曲也是逼出来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跟苏联关系比较好，两国是蜜月期，所以那时主要翻译苏俄歌曲。60年代后中苏关系恶化，那时跟亚非拉关系好，我就翻译了许多亚非拉的歌曲。改革开放后首先进来的外国歌曲是欧美的，尤其是美国的，我就开始转行翻译美国歌曲。1980年后，中苏关系解冻，我又开始翻译俄罗斯歌曲，所以全世界各国的歌曲我都翻译过。

　　比如日本的《草帽歌》，动画片《变形金刚》《花仙子》《机器猫》的插曲。时间远一点的有《雪绒花》，近一点如音乐剧《猫》的《回忆》。毋庸讳言，我选译歌曲有我的标准和趣味，一是品位，二是好听、能流传。比如我译配了美国电影《魂断蓝桥》主题歌《忆往日》，印度电影《流浪者》主题歌《丽达之歌》，《蒂凡尼的早餐》的主题曲《月亮河》，惠特尼·休斯顿主演的电影《保镖》中的《我会永远爱你》等，还有：汉城奥运会主题歌《手拉手》，意大利世界杯主题歌《意大利之夏》，摇滚名曲《天下一家》等。

　　外国歌曲的“译配”之难

　　作者：你送我的那本《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我拜读了，这是国内出版的第一本关于外国歌曲翻译的理论书吧。我注意到，钱仁康先生还为你作了序。

　　薛范：钱先生是我国音乐界的“泰山北斗”。他认为，翻译外国歌曲要用恰当的诗歌语言，把诗中“难写之景”和“不尽之美”表达出来，很不容易；何况一首好诗离不开声韵之美，总是有“随语成韵，随韵成趣”的特点，译诗要保持原诗的声韵之美，就更不容易。所以英国诗人雪莱在《诗辩》中说：“译诗是白费力气的事”。约翰生也说：“诗是不能翻译的，诗的美只能保留在原作之中”。至于翻译歌曲的歌词，则既要符合原诗的韵律，又要配合音乐的旋律和节奏，可谓难上加难。

　　我十分同意钱老的看法。所以，要从事这份职业，必须懂外语、懂音乐(至少认识五线谱)，还要懂中国的古典诗词歌赋。为什么我们歌曲翻译称“译配”？“译”是语言的转换，而“配”，不仅要求用词符合声韵，而且要合着音乐的节奏。这里的选词受到音乐的“管制”。我曾说过的“译配”之难，难的是“戴着镣铐跳舞”。

　　作者：难怪有人建议你，将中国歌曲翻译到外国去时，你说，难度不小。

　　薛范：是。这项工作，前几年已经有人做过，西安曾召开过一个学术会议，尝试着把西北民歌翻译成外文，但看过他们翻译的东西却觉得不行。译者大都是学者，多数还出过国或留过学，有着很高的外语水平和文学修养，可惜不懂得音乐，所以“译配”不起来。

　　歌曲翻译必须要有自己本国语言技巧，就像我把苏俄歌曲翻译成中文一样，再好的俄罗斯汉学家也达不到我翻译的效果。同样，把中国歌曲译成外文也一定要外国人去做。中国人要做可以，至少要与外国人合作。因为对外国人来说，那是他们的母语，他们能运用自如，而我们不行。如双方合作，翻译之后再根据音乐的需要来修正译好的歌词，否则外语水平再高，合上音乐仍会“失真”。但愿热爱中国歌曲的外国译配者快快出现，让中国歌声唱响世界。

　　薛 范

　　1934年生于上海。中国作家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和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中俄友好协会全国理事，上海师范大学客座教授。主要从事外国歌曲的翻译、介绍和研究，译配发表世界各国歌曲近2000首，编译出版外国歌曲集30多种，并写有《歌曲翻译探索与实践》《歌曲翻译的历程》《苏联歌曲史话》《摇滚乐史话》等外国音乐研究专著。

　　“鉴于语言文字学家薛范对俄中友谊和俄中文化交流作出的卓越功绩”，俄罗斯联邦五次对薛范予以褒奖。1997年俄罗斯前总统叶利钦借访华之机亲自授予其最高国家荣誉的“友谊勋章”。2005年，薛范获“中国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