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之土壤上的恶之花(肖龙)

　　《帕西法尔》是瓦格纳历经多年创作出的作品，由于思路不断调整，容易导致内容庞杂，晦涩难懂。从1844年瓦格纳从埃申巴赫(Wolfram von Eichenbach)的诗作得到创作灵感开始，到1882年完成该作品，历时38年之久，时间跨度和他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四联剧差不多，内容虽不如前 者浩瀚，但理解难度则有过之。

　　盛过耶稣鲜血的圣杯和刺过耶稣的圣矛，由骑士提图雷尔保管。他建立了一座城堡，召集一批信仰虔诚的骑士团来保护圣物。克林索尔觊觎圣物被驱逐。 为了借助黑暗魔法的力量夺得圣物，克林索尔建立了一座魔法花园，用美丽的女子引诱圣杯骑士堕落，圣杯骑士团面临巨大挑战。提图雷尔的儿子安佛塔斯带着圣矛 来到魔法花园，但他被一位叫昆德丽的女子所诱惑，圣矛被克林索尔获得，自己则被圣矛刺伤，虽然被骑士古尔内曼兹所救，但留下了无法愈合的伤口，终日遭受肉 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圣杯的启示是，有一位纯洁的愚者，他通过同情而获得智慧，并将带来拯救。这位叫帕西法尔的纯洁愚者，来到魔法花园，抗拒了昆德丽的诱 惑，消灭了克林索尔，夺得圣矛，治愈了安佛塔斯的伤口，拯救了骑士团，也救赎了昆德丽，帕西法尔被加冕为圣杯骑士团新的领袖。

　　以上剧情简介挂一漏万，其实整部剧充满了多义和复杂，容纳了大量的象征性符号、性格复杂多变的人物和深奥难解的剧情。从诞生之日起，对《帕西法尔》的解读便成为西方知识界的“斯芬克斯”之谜，其牵扯的知识面之深度和广度，足可以拎起半部欧洲思想史。

　　寻找“救赎”之道一直是瓦格纳创作的核心，这一追求也是欧洲知识界的“安佛塔斯之伤”。随着近代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的崛起，新兴的中产阶级开始 组织一个资本主义的、科技的、机器统治的新秩序。但当时很多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不信任平庸的民主，而相信有教养的、有责任心的贵族，崇拜伟大的英雄，呼吁宗 教情怀，尊重传统，强调种族和国家，来反抗资本主义的整齐划一。他们认为，曾经造成过去伟大时期的创造意志和能力，开始从世界上消失，人类在害着一种神秘 的病症，机械和整齐划一不过是症状而已。

　　瓦格纳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能替代宗教功能，引领社会转变，成为社会救赎的工具。具体而言，当时一盘散沙的日耳曼各民族，需要通过德意志的艺术 来凝聚民族，振兴国家，获得救赎。瓦格纳在《纽伦堡的名歌手》结尾处高呼：“神圣的德意志文化永世长存。”尼采在号召人们对拜罗伊特音乐节捐款时也说： “你们帮助的不是艺术，而是整个德意志。”引领人们“救赎”之路，就是《帕西法尔》的艺术雄心之所在。

　　但《帕西法尔》中的多义性也造成了理解的难题。这部作品是压垮尼采和瓦格纳交情的最后一根稻草。尼采写道：“瓦格纳突然无可救药地拜倒在基督教 的十字架面前。”沃尔佐根(Hans von Wolzogen)将《帕西法尔》的主旨归结为“基督教-德意志”的重建，帕西法尔成为以“同情”为核心的宗教的布道者，痛苦和禁欲是获得救赎的关键词。

　　瓦格纳没有抛弃基督教，他信奉耶稣为人类而受难。在《艺术与革命》一文中，瓦格纳写道：“让我们面对未来设立祭坛，纪念两位最高贵的形象：为人类受难的耶稣，带领人类走入尊严又欢乐境界的阿波罗。”因此不难理解《帕西法尔》中充满了“基督教-日耳曼-德意志”因素。

　　1930年代，强调艺术要意识形态化的人，如罗森伯格(Alfred Rosenberg)，因为《帕西法尔》浓重的宗教气质与和平主义倾向(如帕西法尔折断弓，脱掉盔甲等场景)，要求禁演该剧。但该剧中的反犹主义倾向和雅 利安气质，却适合纳粹的宣传需要。戈培尔曾写道，希特勒认可不突出宗教特征的《帕西法尔》制作。

　　1933年，作家托马斯·曼发表了文章《多难而伟大的瓦格纳》，对《帕西法尔》提出了新的解读。曼没有强调《帕西法尔》对社会的救赎意义，而是 立足于个人的痛苦和救赎，从纯粹的美学和艺术角度来理解该剧，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该剧。曼写道：“什么东西使瓦格纳的作品在精神上大大高于所有以往的歌剧？ 是心理学与神话，这两种力量的合力使之达到这种超越。心理学、神话和音乐的这种组合以两个伟大的范例，在尼采和瓦格纳身上作为有机的现实展现在我们眼 前。”因为曼倡导艺术脱离社会、政治和种族，而且说了几句看似对瓦格纳不敬的话，受到很多德国人(包括著名的指挥家和音乐家)的攻击，不得不流亡瑞士。

　　然而曼的视角，却成为二战后解读《帕西法尔》的主流。二战后，德国人迫切地希望将艺术与政治脱离，将瓦格纳“去意识形态化”和“去纳粹化”。在 舞台制作上首倡此举的便是瓦格纳的两位孙子维兰德和沃尔夫冈领导的拜罗伊特音乐节。维兰德宣称，要去掉所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将瓦格纳的作品放置在一个普遍 的时空中，着重挖掘“纯粹的人性”，比如渴望、爱情、理想、希望、梦想等等，这是瓦格纳的作品在当代的意义。这种思路得到了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阿多诺 (Theodor Adorno)的认可。维兰德在1951年制作的《帕西法尔》抛弃了鸽子这类超验的东西，也不去搭建祭坛、教堂和城堡，而是采取极简主义风格，用极少的道 具、中性的服装和含义丰富的灯光，重新定义了瓦格纳作品的舞台制作概念，影响极为深远。

　　1968年的欧洲革命后，西方学者们开始面对和系统反思纳粹，各种新的人文视角也纷纷出现。文化历史学家泽林斯基(Hartmut Zelinsky)和美国作家古特曼(Robert Gutman)将《帕西法尔》解释为“通过破坏而获得新的救赎宗教”的宣传品，是基于“血统论”的反犹主义作品，圣杯骑士是雅利安-基督教战士，昆德丽是 犹太人的代表，她的受洗和死是瓦格纳有意为之。瓦普涅夫斯基(Peter Wapnewski)从“女性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帕西法尔》是一个男权主义作品，充满了男人式的尚武和僧侣情绪。歌词和音乐强调的是雄心壮志和权力， 而不是同情和智慧。圣矛不是“和平的救赎”的象征，而是“武器和权力”的代名词。

　　然而以凯撒(Joachim Kaiser)和达尔豪斯(Carl Dahlhaus)为首的音乐学者反对以上解读。他们认为，《帕西法尔》的音乐生动地传达出了自责、回忆、信仰、痛苦和宽恕等情绪，这比文字更为重要。

　　1968年的欧洲革命也催生了新的歌剧舞台导演艺术流派，即“导演戏剧”(Regietheater)风潮。“导演戏剧”的含义是，导演在舞台 上呈现某部作品时，可以不遵从创作者的原意或舞台指示，通过对场景、时间、服装、动作、剧情等诸多因素进行更改，用以表达导演自己的观点，或影射现实，导 演的舞台阐释可以与原作相距甚远，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由于瓦格纳的作品具有丰富的象征性和多义性，成为“导演戏剧”最钟爱的领域。

　　北京音乐节的《帕西法尔》也是“导演戏剧”制作。那么，导演舒尔茨要通过《帕西法尔》讲一个什么故事呢？

　　舒尔茨说，《帕西法尔》这部戏的高潮是当帕西法尔作为“救赎者”回归并拯救了其他的圣杯骑士时，这象征着保守主义的基督教的复归。这个概念体现 在帕西法尔最终的归宿上。最初在没有受到昆德丽的影响前，救世主的化身(指帕西法尔)只是一个普通人，一个不以救世主身份自居的人，但他最后还是变成了一 个脸谱化人物，变成了圣杯骑士的象征。这一转变意味着在这个非世俗、非现代的社会中，一种仇视女人、崇尚战争、推崇爱国的宗教理念得以复活。前两幕中费尽 周折建立的自由与平等世界的美好愿景在这一刻彻底崩塌，而摧毁这一愿景的正是这些希望的化身——帕西法尔。

　　瓦格纳的《帕西法尔》剧情，一言以蔽之，是一个堕落的社会，被一位通过同情而获得智慧的纯洁年轻人所拯救。然而舒尔茨的解读，则是这样一个社 会，被一个野心家所愚弄蒙骗而重新套上枷锁。这不啻是一个颠覆性的解读，导演通过增加舞台人物(在原剧本基础上增加了一个木偶耶稣，一个真实耶稣，两个舞 女、一个侏儒)，通过全新的舞台布景、道具、服装、以及演员表演来呈现这个颠覆性的解读。

　　一般来说，“导演戏剧”要在旧的剧情和音乐框架内讲新的故事，舞台设计和人物动作往往会与戏剧情节和音乐打架，这也是“导演戏剧”遭人诟病的原 因之一。《帕西法尔》的原作是寻找救世主，这个制作却找到了一个恶魔。原作是要建造人间天堂，这个制作却造成了人间地狱。令人惊奇的是，舒尔茨这个和瓦格 纳原作截然相反的解读，在舞台呈现上却十分贴合原作。原作中的很多音乐段落，甚至脚本台词都仿佛是为这个100多年后的新制作量身订做的。这不由得令人深 思：两个本质上截然相反的东西，怎么会在表象上如此相似？

　　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斯曾云：“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刺猬型的学者希望能用一种理论解释一切，这种倾向在19世纪的德国知识 界表现得非常明显。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和瓦格纳的“整体艺术”，都试图包容一切。而托马斯·曼写道：“从一个形而上体系得到的快乐，即世界的精神性的有机组 织以一种逻辑严整、和谐地寓于自身之内的思想结构，给予人的满足，始终具有突出的审美性”。

　　一个自成体系的哲学和艺术有审美价值，然而这种“一以贯之”的倾向，也透露出绝对和强制的苗头。早就有学者指出，瓦格纳的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强制主义”倾向，是一种既让人上瘾，又带有霸道和排斥他人的艺术。

　　在一个自成体系的理论中，能指和所指的关系是可以重新定义的。比如一张扑克牌，在不同的玩法中可代表不同的功能。一旦更改了概念之间的关系，整个体系将出现颠覆性的改变。在《帕西法尔》这部剧中，无论帕西法尔是天使还是恶魔，整个故事都讲得通。

　　这便是导演采用“镜像舞台”的深意。他说：镜子中的世界互相映射，观众不知道真实和虚幻的区别。这深得《帕西法尔》的精髓。瓦格纳在《帕西法 尔》中也用了不少的镜像。比如，提图雷尔的圣杯城堡和克林索尔的魔法花园建在同一座山上，前者坐落在北坡，面对基督教统治的西班牙北部，后者坐落在南坡， 面向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南部。克林索尔在堕落之前，也曾希望能成为圣杯骑士。但他一直无法抵抗各种诱惑，为此不惜“自宫”，想了断孽缘。但此举惹怒了圣 杯，将他驱逐。克林索尔转而成为反派，建成魔法花园来引诱圣杯骑士堕落。既然克林索尔能从天使变成恶魔，那么“拯救者”帕西法尔，也有可能成为“毁灭 者”。善与恶，是一个事物的两面，正如路西法可以从天使堕落为魔头。

　　更为可贵的是，在舞台制作和演出中，导演运用了大量的场景和动作来表现强权。很多人认为《帕西法尔》的核心器物是圣杯，笔者却认为是圣矛。矛代 表权力，无论是克林索尔还是帕西法尔，一旦挥舞起矛，无论是好意还是恶意，都是在运用权力让别人服从。能够夺得圣矛的人，不是具有“同情”的纯洁愚者，而 是甘愿自宫的克林索尔，是弃绝了亲情与爱情的帕西法尔。

　　在舞台上，当帕西法尔被古尔内曼兹施以涂油加冕礼时，那个偶像的耶稣轰然倒地。当帕西法尔取代安佛塔斯成为圣杯骑士团领袖后，他亲手用圣矛刺死 了真实耶稣，将死去的耶稣摆成受难的姿势，强迫昆德丽去膜拜这个他一手造成的新偶像，自己却持矛站在一旁，一脸得意的奸笑。古尔内曼兹目瞪口呆地看着一个 新的野心家登场，而民众们则高唱“最高的拯救奇迹”，这真是绝妙的讽刺！

　　舒尔茨对《帕西法尔》的解读思路，不在于颠覆瓦格纳的“救赎”理想，而在于反对他的“强制”倾向。导演解读所引入的关键变量是“强权”，于是《帕西法尔》以“救赎”为主题的善的土壤之上，便生长出一株“恶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