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纪念郑振铎诞辰115周年

　　最近在《新文学史料》上看到陈福康写的一篇文章《饮水不忘掘井人——郑振铎与文学研究所》，文章写到，曾经有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某位领导一直以为何其芳是第一任所长，而他问过几位比他早进所的同志，他们居然也一样模棱两可。文章读后，着实让我吃了一惊。是的，如今人们在回顾、重温文学所往事、故人时，多提及的是对文学所功不可没的何其芳，对首任所长郑振铎却知之甚少。今年是文学所成立60周年，恰逢郑振铎殉难55周年、诞辰115周年，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重新认真“提一提”郑振铎。

　　近来查看了许多有关郑振铎的传记、资料，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文学所的“往事”。这时，一位身材高大、戴着眼镜、鼻梁高高、面色红润、精力充沛、步伐稳健、目光如炬的长者，渐渐走入我的视线……他，就是郑振铎。

　　1952年，文学研究所要成立，郑振铎、何其芳等负责筹备工作。何其芳以全部精力投入筹备工作，亲自拟定方针任务、研究机构、人员调配、研究计划等等。当时，郑振铎已身兼数职，工作十分繁忙，但他对文学所的各项工作都积极地提出建设性的意见。

　　文学所于1953年2月22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决定正式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建的第一个文学研究专业机构。任命郑振铎为所长，何其芳为副所长。

　　郑振铎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造就出来的优秀文化人士。他来文学所之前就已经是知名作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和文献学专家了。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在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直接领导下，负责国际文化交流工作。他身兼多职，如文化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考古研究所所长、国务院规划委员会委员、古籍领导小组组长等。据《郑振铎集》中的介绍，为了办好文学研究所，郑振铎把俞平伯、钱锺书、杨绛、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范宁、陈友琴、卞之琳、罗大冈、李健吾、潘家洵、罗念生、缪朗山等十余位研究中外文学的知名学者调入该所，使该所成为学科齐全、力量雄厚的研究机构。他于1956年主持制定了文学学科十二年发展规划，保障了50年代后半期至60年代前半期国家文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也使广大中国读者在五六十年代读到了按照这一规划出版的大量中外文学名著。

　　据王平凡老人回忆，当时所领导对调来的专家都根据他们的专业和意愿精心安排工作，但钱锺书是例外。钱锺书精通多国语言，是知名的外国文学专家，继续研究外国文学是理所当然的。但是郑振铎认为他在古典文学方面造诣很深，希望他在这方面发挥作用，随即将其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组，编选《宋诗选注》。在《宋诗选注》序言中，他写道：“假如没有郑振铎同志的指示，我不会担任这样一项工作。”后来，他又说，“文学研究所成立时，我原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郑先生以所长而兼任中国古代文学组组长，忽然把我借调过去”，“从此一‘借’不再动”。了解了这些情况，人们自然会提出：郑振铎为什么要求钱锺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这与郑振铎在古典文学方面的心愿有关。较早的时候，郑振铎就有“整理旧文学”、“建立新文学”的奋斗目标。文学所成立后，他把他的宏愿融入文学所的方针任务之中。文学所在成立时确定的总的方针任务是：按照国家需要和文学研究所具体的条件，有步骤、有重点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研究我国和外国的文学与文学理论，以整理文学遗产，促进我国文艺科学水平和文学创作的繁荣。同时，还安排了科研的具体任务。

　　1958年年初，郑振铎和何其芳、唐棣华总结了文学所五年来取得的科研成果，并制定了十年奋斗的工作目标：“在古典文学方面，10年左右完成14卷中国文学史。在西方文学方面，为了社会上迫切的需要，本所与人民文学出版社协作组织编辑委员会，将出版《汉译世界文学名著丛书》，有系统地正确地介绍世界文学名著。10年内还将编写出苏、英、法等9国文学简史。文艺理论方面，3年内完成普及性的《文艺学》，10年内完成文学理论专著10种。同时，也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的编译工作。此外，在10年内还要编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专刊》《中国古典、民间文学选本》《中国文学资料丛刊》《少数民族文学名著汉译丛书》《外国文学资料丛刊》等多种，总计在10年内将撰著编译1140册书。”(见《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概况(1953—1958)》)这是文学所初期的基本情况，它对文学所后来各个时期的学术活动都有深刻影响。

　　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把它列为重点工作，要求编者必须具有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造诣，且具有丰富的外国文学知识和学养。钱锺书通古博今、学贯中西，是恰当的选择对象。他让钱锺书做《宋诗选注》，就是为撰写中国文学史作准备工作。

　　郑振铎一生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作出巨大贡献。1932年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8年出版了《中国俗文学史》，同时出版了《中国文学论集》等。这些作品，不论是文学史还是研究论文，涉及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广阔领域，对许多文学问题提出新的分析和见解，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成就，他在对友人的信中说：“30多年来，我写了不少有关中国文学的论文，尤其以有关小说、戏曲研究的为多。但限于学力，许多问题，都没有深入的研究过，且受了西方输入的‘进化论’的影响，也想在文学研究方面运用这样的‘进化论’观念。所以，过去所写的许多论文，在今天看来，都是值得重新考虑，值得加以批判的。”他又说：“希望有时间整理出一部较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并且还有许多写作计划要完成。”(见周而复《怀念郑振铎同志》)我们从信中可以看出，他为编写中国文学史作出了更深入的思考。

　　郑振铎对钱锺书的学识了如指掌，才会建议他调到古代文学组。钱锺书在这里首先从事《宋诗选注》的工作。对此书，刘世南曾这样评价：“它完全不像一般注本仅仅解释一下题意、注明词语和典故，最引人注意的是作者介绍部分，给读者一种新颖的深刻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的丰富知识，注释部分则侧重指出某些词语的来源以及作者怎样脱胎点化……真是大手笔，深人无浅语啊！”从1960年到1965年，钱锺书参加撰写《中国文学史》，具体负责唐宋段，他不仅领导年轻科研人员完成任务，还培养了一批专家学者。后来，他又写了《管锥编》。据杨绛介绍，这本书是这样写出来的：“1972年，我和锺书从干校回来，借住办公室。在这里住了3年，他写完了《管锥编》。《管锥编》是有关《易经》《诗经》《老子》《史记》等10部古籍的考释。”

　　1958年10月17日，郑振铎率领中国文化代表团出国访问途中，因飞机突然失事遇难殉职。他与钱锺书编写多卷本中国文学史的计划就难进行了。何其芳在悼念文章中说：“文学所成立以后，他对所里许多方面的工作一直是关心的……他提出编写十余卷本的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他热心地参加每一次讨论文学史的计划会议。”“正当他可以充分地发挥他的力量和作用的时候，他却意外地离开了人间，这是令人悲恸的。我们大家必须努力完成他未完成的工作，用工作来纪念他。”令人欣慰的是，这项工作已经逐步完成。

　　1978年，文学所归新建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当时主持文学所工作的陈荒煤在原有基础上又提出，要编写自古至今的文学史。十多年里，文学所在文学史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了许多中国文学史的断代史和文体史，还出版了许多民族文学史。其中包括文学所余冠英、邓绍基等主持下组织编写的文学通史系列，如《南北朝文学史》《唐代文学史》《元代文学史》，以及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

　　1994年张炯担任文学所和民族文学所所长后，由两个所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由张炯、邓绍基、樊骏主持《中华文学通史》的编写工作。全书分为三编来撰写，共10卷500多万字。这是一项宏大的文化工程，是用心血书写的宏伟的中华文学通史。这就是何其芳要求全所用“完成工作”纪念郑振铎的心愿。

　　还值得一提的是，端木蕻良曾有“南迅北铎”之说。“南迅北铎”，是指当时鲁迅和郑振铎对年轻作家的爱护和关爱。陈震旦在《岁月如歌时光留痕》一文中说道：“这‘一南一北’，开辟文艺新天地：上海创办《文学》，北京创办《文学季刊》；上海有《太白》，北京有《水星》。他俩做到进退有据、南呼北应，共同抒写30年代文学运动史的绚丽华章。”

　　另外，郑振铎参与了《小说月报》《文学》《文学季刊》《文艺复兴》等刊物的编辑工作，发表了大量优秀的文学作品，促进了现代文学的发展。

　　我相信郑振铎对文学事业的贡献和对文学所的功绩，人们是不会忘却的，是会有专门研究机构研究的。我这里只能算作小小的感受而已。

　　最后，我想以俞平伯在《哀念郑振铎同志》文中一段话语结束此文：“记得古诗有云：‘亡书久似忆良朋’，恕我倒过来用。今后，我将时时追念这一本永远找不回来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