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传统诗词：光景常新引人奋进的民族精神符号

——“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综述

陈进玉(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袁行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兼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

蔡世平(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

北京四中国学社成员在重阳诗会上朗诵《儒行》经文。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当代传统诗词在一波接一波反传统文化潮流中不可避免地被打入“冷宫”，随着 20世纪80年代末传统文化的日益复兴，传统诗词也呈现复兴态势，关于现当代传统诗词的理论研究与创作批评逐渐发展并趋于活跃。朱文华在1998年4月出 版了《风骚余韵论——中国现代文学背景下的旧体诗》，提出旧体诗在当代可以延续，但“绝无复兴的可能”。次年，陈友康即发表了长篇论文《旧体诗词复兴 论》。2006年，《新华文摘》转载了郑欣淼的文章《旧体诗创作：从复苏走向复兴》。21世纪的前10年，当代传统诗词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成为文学研究 新的学术增长点。但是这种理论批评研究与创作实践大抵封闭在各自的圈子里，即使偶有交叉，二者之间亦充满隔阂。研究者往往无视当下的创作，热衷于从“民 国”时期的传统诗词中寻找课题；创作者无视当下的研究，沉迷在自己的小圈子内，在互相欣赏与互相吹捧之中自我陶醉。以致百年传统诗词被现当代文学研究者拒 绝写进文学史，当代诗词的经典作家与作品未能浮出水面，难以进入中小学语文课堂和大学中文系课程；当代传统诗词创作的“繁荣”局面与“复兴”态势也被主流 文学界漠视乃至排斥；甚至在诗词界内部流传着“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的说法。近几年来，当代传统诗词圈内热圈外冷甚至在圈内也存在某种“虚热”的实际 境遇并没有真正改观。

　　在这种复杂的文化背景下，为了促进当代诗词学术研究，引导当代中华诗词发展方向，中央文史研究馆主办，中华诗词研究院承办 的“雅韵山河——当代中华诗词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10月13日在北京召开。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出席会议并致辞，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兼 中华诗词研究院院长袁行霈主持。出席会议的有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研究院领导，有国务院参事、中央 文史研究馆馆员，有学术界、诗词界、教育界、艺术界及香港、澳门、台湾和新加坡的知名专家、学者、诗人、艺术家，共70余人。

中华诗词具有深刻的当代价值

　　中华诗词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思想凝聚力、道德规范力和艺术感化力，具有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的精神力量，具有潜移默化的道德教化作用，其当代价值是与会者讨论的中心议题。

　　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使其具有无可替代性。陈进玉认为：“中华诗词就是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中华诗词所具有的认识、教化、审美以及陶冶国民高尚情操和道德境界等重要功能，直至今日，仍然难以被其他任何文化现象所替代。”

　　中华诗词是中华文脉最重要的一支。中华诗词研究院副院长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是历史最久远、普及最广泛、影响最深入的一种文化形态，其价值 体现在关心国计民生、思考人生根本问题的一面。中华诗词研究院顾问周笃文说：“中国诗词决不是可有可无、供人摆设和观赏的古董，而是穿透时空、直切当代、 光景常新、引人奋进的民族精神符号。我们国家领导人在政治场合经常援引古今诗人的诗作，这些杰作是如此生动深刻地参与了当代的政治经济活动，具有不可磨灭 的价值。”

　　谈到中华诗词，不能脱离社会功能而孤立地谈论其价值。湖北省诗词学会会长罗辉把传统诗词的当代价值概括为“传统诗词对当代人和当代社会的影 响力与有用性”，他从“壮中华国魂，彰显传统诗词的时代价值”“入精神家园，升华传统诗词的人文价值”“与时代同步，拓展传统诗词价值的实现形式”三个角 度论述了诗词的当代价值。

　　基于中华诗词的发展现状，我们尤其需要从当代旧体诗词的自娱功能来看其时代价值。云南中国文化学院副院长、云南民族大学教授陈友康认为，生 命的意义存在于过程中，存在的价值主要在当下实现。因此，文学应高度关注当下的意义，努力从具体实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他说：“所谓自娱性 主要是指常态下的自娱。首先，旧体诗词作品大量存在表现日常生活琐事和交游唱酬的作品，这是一种美化生活的努力，它们呈示、强化了一个诗性的经验世界。它 们美化了作者自己的生活，也有助于读者领受、珍惜日常生活之美。其次，从终极的意义上说，文学是为人生的。自由作为人类的本质，人在感受到自由的时候，生 活就是快乐的。这种自由包括精神的自由。创作诗词能获得心灵舒展，是一种自由体验。诗词创作，个人耽玩的，自得其乐；与人唱酬和互相交流品评的，自娱娱 人，加强了社会沟通。因此，可以说，诗词创作从最根本上满足了人的需要：自由的需要和作为社会人的需要。”

　　中华诗词的当代价值，还要从其民族特点和文化精神两方面去探求。诗歌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中最有生命力与代表性的文学样式。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 歌研究中心主任赵敏俐指出，“作为以‘言志’为传统的中国古代诗歌，处处表现了诗人的生活情趣与文化理想，体现出他们的人生价值观念。中国诗歌的民族特 点，彰显了东方文化的智慧和美学风范，是对世界文学所作的杰出贡献，也是中国文化参与当代世界文化建设的重要资源。”

　　新中国建立以来的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活动的价值亟待关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认为，五六十年代旧式文人和旧体文学创作活动 形成了一个文化的共同体，一直存在于学术研究的视线之外，但是，他们的生活交游和文学活动也应该被视为共和国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写作 文化史、文学史时应该关注这批“旧式文人”，关注他们留下的诗词文本的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而且，他们运用旧文学体式也创作了一批反映时代风貌和个人情志 的优秀作品。

求正容变、继承创新是诗词发展的必经之路 

　　与会诗家学者普遍认为，中华诗词具有生生不息的艺术生命力，有其艺术继承与创新方面的内在规律。坚持“求正容变”，既继承传统，又勇于创 新，体现时代变化，反映时代精神是当代诗词发展所必须提倡的原则。蔡世平认为，中华诗词面临着巨大的考验与挑战。一是来自由文言文到白话文的文体语言的转 变，二是来自大规模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三是来自信息交流由缓慢到快速的转变，四是来自传统诗词理论一统天下到东西方文艺理论共治天下的转变。谈中 华诗词的创新，必须直面这几个问题，寻求改变和适应的策略。

　　当代诗词的继承创新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新体诗与旧体诗的关系问题。《中华诗词》特约编审刘庆霖早年曾提出“旧体新诗”的概念，主张“用 旧诗的形式创作新诗，用新诗的理念经营旧诗”。中华诗词学会会长郑欣淼指出，新体诗和旧体诗绝对不是对立的阵营，不是“两个诗坛”。他说：“不少的传统诗 词研究者、创作者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割断了传统诗词的文脉。我认为问题恐不那么简单。旧体诗词之所以在那个历史时刻衰落，一个重要原因是 当时的创作陷入了苍白枯涩的窘境。而新诗的勃兴和崛起，也是顺应了当年风起云涌的特殊时代要求。”

　　旧体诗词本身的传承也得到了有关学者的重视。湖南理工学院教授刘荣林的《晚清四大词人与当代诗词创作》分析了王鹏运、况周颐、郑文焯和朱祖 谋的词学理论对当今旧体词创作的启示意义。湖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唐克龙则别具只眼，从动物叙事这一创作取径来探讨当代诗词守正创新的方式。

　　有关中华诗词的格律问题依然引起了与会者的兴趣。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程毅中批评“写了七个字一行的诗，就说是七律七绝，实际上是败坏了诗词 格律，败坏了传统诗词的声誉”的现象，希望更多的人尤其是中小学语文教师要深入学习，并再次呼吁把诗词格律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保护。

　　新加坡新声诗社社长詹尊权在提交的论文《诗韵格律新旧谈并序》中认为“诗的本质是无所谓新与旧的。果真若要论其新与旧，那只是其表现形式与其方法上之争论而已”。

　　中山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华诗教学会秘书长张海鸥建议，“可以将古代的‘古体诗’和‘近体诗’并称为广义的格律诗词，以与体式完全自由的诗词对举并称，二者即可涵盖目前汉语诗歌的全部体式。”在此基础上撰写《二十世纪格律诗词史》，就名正言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