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当中古所所长的条件：不学马列 要毛泽东开证明(2)

　　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陈寅恪是这样和蔼可亲、古道热肠，以至于那些有关他“不好接触脾气大”的传闻在对比之下尤为突兀。周扬好不容易借陈序经的面子见上一次，却聊得很不投机；1962年春天，康生来访，他以生病为由拒见，中山大学办公室人员苦口婆心地动员，他不见就是不见。

　　类似这样拒见北来要员的事，陈寅恪不止做过这一次。虽然这多少招致对其不利的后果，但他不为所动；1964年元旦，他在诗中写道：“閉戶高眠辭賀客，任他嗤笑任他嗔”。

　　最“骇人听闻”的是这一次。1953年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在自己家里和曾经的学生汪篯有一次长谈。是年，中共中央历史研究委员会决定在中国科学院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上古、中古、近代)，拟请陈寅恪任二所(中古所)所长，汪篯奉命南下邀请老师就任。汪篯按照老师的要求，记录下了这次谈话。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1995年，《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首次披露了这篇记录。

　　文中重申他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观点：“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并据此开出就任的条件：“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而且，“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这还只是第一条。第二条是要毛泽东或刘少奇给他开证明，“以作挡箭牌”，并且“最高当局也应该和我有同样的看法，应从我说”。

　　当时中大教授冼玉清、陈寅恪助手黄萱在场，都劝他不要这样提，陈说：“我对共产党不必说假话。”

　　易中天说，这实际上是要全国学术界都不宗奉马列主义，不学习政治；以草间布衣一介书生，而公然要求“最高当局”也听他的话从他之说，此等“狂妄”，可谓空前绝后胆大包天。

　　“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他并不是一个乖僻之人，用今天的话来说，他只是坚持原则。这个原则，就是那句十字箴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它无关政治立场，因为他所交往者中，既有傅斯年、胡适这些国民党，也有杜国庠、冯乃超这些共产党；也无关学术对错，他说过，“学说有错误是可以商量的，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

　　他看重的是道德、人品、气节。他愿意交往或敬重者，都是人品极好、极有气节的人，都不失其读书人的本色，有的甚至还有些怪脾气。诸如俞大维、吴宓、傅斯年、蒋天枢、陈序经、刘节、黄萱、冼玉清、姜立夫等，或光明磊落，或嫉恶如仇，或刚直不阿，或诚朴笃实，或遗世独立，他们同气相求，才能相聚。而那些他曾经交往、后来却决绝的人，则多有“变节”之举。

　　那些“骇人听闻”和“如沐春风”的两极影像，从两个方面将陈寅恪变成学界不可企及的神、人间完美人格的化身。这其中有多少能得陈寅恪一句“知我”的评价，有多少又是借他人之酒浇自己的块垒，缠绕不清。

　　如果可以让陈寅恪自由选择，也许他不只想做一个寻章摘句的学人。在1919年便与陈寅恪于哈佛相识的吴宓心目中，陈寅恪除了学富五车，还是一个“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的卧龙式人物。他不可能忘记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的家国遗恨，也很难摆脱“修齐治平”的政治情结。葛兆光说，陈寅恪似乎觉得自己有一肚子经纶，只是无人领会，仿佛他一辈子并没有把世人敬仰的文字著述当成他的终极理想，而只是当了一种无可奈何的余事。从他今存第一首诗即青年时代所作《庚戌柏林重九作》“興亡今古鬱孤懷，一放悲歌仰天吼”的句子里，从他晚年盲目后所作《答王啸苏君》之三“死生家國休回首，淚與湘江一樣流”的句子里，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心中时时萦绕的另一种情结。他总觉得他对于政局有着他人不及的睿智见解。《陈寅恪诗集》中，两用“讀史早知今日事”，三用“食蛤哪知天下事”，都隐隐地流露出卧龙式的自负———“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

　　即便不如此，至少他不会选择“身与心仇”。因为家国之变，身世之痛，性格之因，闭门著书成为他对人生的最后一点希望，可是，1945年他却因视网膜脱落而失明，1962年又在浴室滑倒骨折。这一年是虎年，也是陈的“本命年”。

　　他能选择的空间已经很小，但他还是把自己逼进更窄的角落———绝不“侮食自矜，曲學阿世”。境遇时好时坏，即使在1966年他的特别护理被撤除，助手被赶走，工资停发，存款冻结，财物尽失，大字报把他居住的东南区一号楼完全覆盖，有如一口巨大的白色棺材；即使“革命者”知其目不明而耳聪，便“聪明”地将高音喇叭对准其屋，在他耳边轰鸣，他1967年4月2日让夫人唐篔所代写之“声明”还是坚持说：“我平生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情。”“革命者”批判说：“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见上帝去吧。”

　　老年陈寅恪的照片，像是在倔强地咬紧牙关。这个多病与衰弱的老头，不求全，不求变，也不求死，直到身体衰竭而后已。真不明白他哪里来的力量，就像很难想象一个人需要多大的能量，才能在20多岁时，就能自信遍访名师，遍求学问，而弃学位如敝屣。

　　“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

　　1961年，陈寅恪多年知交吴宓特地自重庆来到广州。看着这位鬓发苍苍的老友，陈寅恪在《赠吴雨僧》诗中预言了两人将从此永隔：“問疾寧辭蜀道難，相逢握手淚汍瀾。暮年一晤非容易，應作生離死别看。”

　　1964年5月，陈寅恪晚年最知心的弟子蒋天枢南下谒见老师，陈向他托以“后事”，写下《赠蒋秉南序》一文。在这篇带有“遗嘱”性质的短文里，他悲叹自己“奄奄垂死，將就木矣”，但“默念平生固未嘗侮食自矜，曲學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只是他少时自期的理想，历史对他的冀望，原不只是如此，而是“追蹤前賢……守先哲之遺范，托末契于後生”。如今，这一理想已“有如方丈蓬萊，渺不可即，徒寄之夢寐，存乎遐想而已”。他只能悲叹。

　　写那篇文章的时候，他那部耗费十年心力的巨著《柳如是别传》(《钱柳因缘诗笺证》)就要完成。稿竟之时，陈寅恪除了“刺刺不休，沾沾自喜”，也哀伤地想到项莲生“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5年之后，他的“有涯之生”走到了尽头。1969年春节过完，他被赶出东南区一号楼，在中山大学西南区50号一处非常潮湿的平房中(陈寅恪女儿陈流求告诉记者：“父母极怕潮湿”)，迎来生命的终结。

　　1973年6月的一天，吴宓身负罪名，谪居在重庆市郊的一间斗室里，垂死病中，他忽然梦到了已12年不见的陈寅恪。在梦中，陈向他诵释自己的新诗句“隆春乍见三支雁”，吴宓百思不解其义，从梦中惊起。此前一年多，他曾冒死写信给中山大学的革命委员会，探问“在国内及国际久负盛名之学者陈寅恪教授”的近况，结果泥牛入海。他不知道，他许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的老友，已经在1969年10月7日凌晨5时去世。

　　弥留之际，他一言不发，只是眼角不断流泪。他没有遗嘱。45天之后，唐篔随之而去。

　　可能没人想起，71年前的几乎同一天(1898年10月6日)，慈禧惩处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上谕发出：“……陈宝箴着即行革职，永不叙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招引奸邪，着一并革职。”

　　陈寅恪去世时，距他1958年出版《元白诗笺证稿》11年。他在书中写着：

　　“值此道德標準社會風習紛亂變易之時……賢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終於消滅而後已。其不肖者巧者，則多享受歡樂，往往富貴榮顯，身泰名遂。”

　　(本报道参考汪荣祖《史家陈寅恪传》，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刘克敌《陈寅恪与中国文化》，余英时《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葛兆光《最是文人不自由》。感谢陈寅恪长女陈流求先生、杭州师范大学刘克敌教授的学术支持。应陈流求先生要求，文中所引陈寅恪诗文以繁体字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