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这是我们最好的财富”

——访文化学者龚鹏程

　　传统中国学问是不离世而超脱的，贞不绝俗。

　　中国书法的精髓不在形而在神。外在形貌是内在精神的表现。如果不是精神内充，徒然物外，求奇求巧，都是旁支末流。

　　南先生(南怀瑾)在学界引起很多批评是必然的，但反求诸己，学界应该推出更多自己能讲清楚的东西。

　　中国传统人物评价有一个基本标准，就是荀子讲的，道尊于势。现实失败不失败，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后人留下的是什么？

　　龚鹏程  祖籍江西吉安， 1956年生于台北，曾任淡江大学文学院院长，台湾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创校校长，台湾学生书局总编辑等职。荣获过台湾中山文艺奖、中兴文艺奖、杰出研究奖等奖项及台湾校园十大名师、台湾十大金榜专栏作家称号。龚鹏程的研究领域广泛，涉及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其中在大陆出版的有： 《游的精神文化史论》 《中国文人阶层史论》 《文化符号学导论》 《文学散步》 《中国传统文化十五讲》 《国学入门》 《侠的精神文化史论》 《中国小说史论》《仁者寿：儒门养生法要》等。从2004年起，龚鹏程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现为北京大学教授。

　　最早接触龚鹏程，是读他的《文化符号学导论》 。单从书名看，这应该是一本高深艰涩的理论著作。但细细翻阅，却发现其中趣味盎然，读后不忍释手。后来逐渐了解到，龚鹏程涉猎极广，对中国文学、史学、哲学、宗教等均有所研究，至今正式出版专著70余种。虽然是台湾学者，但近年来他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在大陆学界影响日益增大。

　　不久前，龚鹏程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行了他本人的书法及著作展，并向国图捐赠了十余幅书法作品及数十本著作。展览期间，记者就研习传统文化心得、如何看待国学热非遗热、传统文化教育等话题专访了龚鹏程。

　　“我不觉得一定得躲到书斋里面才能做学问，学问就在日常生活中。我的研究看起来杂，其实一点都不杂，因为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文化在社会上的发展情况及出路和前途。我的研究导向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走向未来。 ”

　　记者：您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能否做到博而不杂？读书写作之外，您的各种社会事务似乎也很繁多，如何在百忙之中静下心来做研究？

　　龚鹏程：我的研究看起来杂，其实一点都不杂。因为我只关心一个问题：当下中国文化在社会上的发展情况及出路和前途。我的研究包含两部分：第一，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第二，中国文化到底有什么样的内涵？大家觉得杂，只是因为现在的学科划分把中国文化切成很多块。我是研究中国文化整体，对中国文化的内涵希望有更多了解与挖掘。

　　对于中国文化的出路和前途，我从传统文化和现代社会之间的关系去寻找答案。现代社会显然有很多问题，但我们活在现代而不是古代，必须对现代社会怎样更完善提出一些答案。答案不一定都在传统里，仅仅回归传统是不够的。但是中国传统文化跟现代是非常重要的对照。对现代社会批判了解，寻找出路，传统文化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所以我对于现代社会会有更多研究。我的研究导向不是回到古代，而是走向未来。在台湾我曾经创办过未来学研究所，代表了我的学术方向。

　　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我的事务很多，这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做过学校校务行政，在社会上办出版、搞活动，将近三四十年都是如此。但是我并没有越做越庸俗化。为什么？第一，我觉得传统中国学问是不离世而超脱的，贞不绝俗。圣人、贤达不是和世俗社会隔离的。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文化是解脱型的。佛教是解脱型宗教，此岸的世俗社会是污浊的，要到彼岸神圣世界的净土去；基督教有天国这样一个神圣的超越界。中国的超越界就在现世界，一个人不可能超脱他的时代。

　　我不觉得一定得躲到书斋里面才能做学问。学问就在日常生活中。这是我独特的做学问的心态。不管世俗性的事务再多，我永远可以保持自己的超越性。大家都觉得你应该被污染，可是我没有；大家都觉得你应该是忙乱不堪的，可是我不会，因为我一直保持这种超越性，在这里面寄托了我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我对于世俗社会不是消极的对抗，要用超越性克制世俗性的堕落，不是这样。事情越杂，学问越好。举个例子。你要懂教育，怎么去了解教育呢？不是在书斋里讨论教育，也不是仅仅靠在大学里教几堂课。要搞得清学校是什么体制、机构怎么运作、学校跟社会的关系，就必须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件事，从事务中发现很多道理。即事而穷理。不是空谈理论。我把做事当成学问来做。每做一件事，学问就更增进一部分。我做这些事情和做学问互相印证。所以做得越杂，学问越好。

　　记者：您的著作很多，请推荐几本入门书。

　　龚鹏程：可以先读《四十自述》 。这本书看起来是自传，实际是谈怎样读书做学问的。原来书有一个副标题：鹏程问道，讲我问道的过程。和一般自述不同，这本书直接从大学谈起。大学是我真正读书、做学问的开端，从那里我由一个无知的人、自然的生命慢慢开始变得有文化。书中谈了很多做学问的方法，也比较容易读。学术著作，文采很重要。现代学者文字功夫很差。很多专门研究文学的人，自己写出来的文章一点文采都没有，很多学术论文干枯、没有生命力。

　　如果要进一步阅读，可以看看《传统文化十五讲》 《文化符号学》 《中国文学史》 。如果要阅读有趣味的，可以翻一翻“丛谈”系列，或许引发做学问的兴致。随缘吧。每个人的趣味不一样。

　　记者：此次在国图古籍馆举行的您的书法展览突出“学人书法”特色，这是出于何种考虑？

　　龚鹏程：我提倡文士书不是一两天了。我对于当代书坛的状况比较熟悉。不满意。现在书坛在书写、装帧的形式上争奇斗艳，慢慢走向美术化、视觉艺术的方向。这个完全搞错了。中国书法的精髓不在形而在神。外在形貌是内在精神的表现。如果不是精神内充，徒然物外，求奇求巧，都是旁支末流。

　　文士书不完全等同于文人书法。提文人书法，感觉就像文人画和行家画，文人画技巧不够，主要是表达情意。书法还不完全是这样。因为书法本来就是文人的。但是文士书，其中的“士”在中国传统上是有担当、有追求、有理想的文化人。

　　这次展览是对当前书法展览之风的一种反省。为什么选择在国图展而不在美术馆？我认为书法应该和学养结合。这次展览原来不叫“书法展” ，而是“书展” ，书写、著作，都同义词。

　　“大陆的这一波国学热不是由党政机构提倡，而是社会上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救。这种自觉与自救，方法、形式上可能杂乱无章，甚至找到的药方并不对症。但这种心情是蛮可贵的。在国学复苏的过程中显示出人心不死。 ”

　　记者： 20世纪，中国经历五四、“文革” ，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成为主流；到了21世纪，中国传

　　统文化再次受到重视，出现了国学热、非遗热等现象。最近几年，中国的传统艺术，如国画、书法、戏曲、民族音乐等在面对西方强势文化时，逐渐表现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与自觉。书法、戏曲开始走进课堂。对于这种变化，您如何看？

　　龚鹏程：我基本是比较正面的态度。大陆“文革”时期，台湾正在进行文化复兴运动。大陆这几年国学热、非遗热，综合起来还是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在台湾，中国文化复兴是由上而下的，大陆这一波国学热更好，不是由党政机构提倡，而是社会上产生的一种文化自觉与文化自救。这种自觉与自救，方法、形式上可能杂乱无章，甚至找到的药方并不对症。但因为传统文化缺失产生内在文化匮乏感、希望把传统文化补回来，这种心情是蛮可贵的。因为现在整个社会，大家都说越来越功利化了，每个人都在向钱看，被钱糊住了眼睛。但我们注意到在国学复苏的过程中显示出人心不死，人们对文化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读经热、国学热、穿汉服，每个人各找了一些救命稻草在那里张扬。当然这种状况会显得比较混乱，有些层次也不高，找到的药方可能还有问题。但是这样一种需求我们应该重视。正因为社会上有这么多需求，文化人、学术界更应该努力提供更多更好的药方，协助整个社会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