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叶长篇小说《认罪书》：历史照进现实后的罪与罚

　　《认罪书》是“70后”作家乔叶最新推出的长篇小说，也是她迄今为止最见功力的作品。《认罪书》集大成式地显现了乔叶的才华：灵魂追问的力度、 世事洞明的深度、叙事技艺的娴熟、语言表述的精准。更值得关注的是《认罪书》在当下文学语境中的症候式意义，在这个意义上，《认罪书》不仅仅是乔叶个体的 产品，也是我们当下时代精神状况的一个标本。

　　罪与罚

　　《认罪书》的开篇题记写道：“是时候了，我要在这里认知，认证，认定，认领，认罚这些罪。”罪与罚，这是整部小说的关键词，也是整部小说叙述的核心动力。“罪与罚”，不是一个新颖的文学话题，但在《认罪书》中，这个话题被书写得惊心动魄，令人叹为观止。

　　《认罪书》中的每个人都是有罪的，他们在道德上都是有瑕疵的。主人公、叙事人金金是一个自我道德定位不高而心灵坚硬、眼光犀利、语言尖刻的女 性。这样一个女性人物形象在乔叶小说的形象谱系中是具有连续性的，出身贫寒、备受屈辱、不甘低贱、勇于奋斗、不受拘束、率性自为是这一形象的人格特征。用 乔叶在一些作品中的表述来说，这些女性心中积蓄了满满的毒，这毒是由不公平的命运所注入，又必将在命运的挣扎中释放出来。金金也是这样一个蓄毒又放毒的女 性，她憎恨令自己耻辱的出身、厌恶虚伪的亲情，她出卖自己、利用别人，却没有什么好的结果，她没有固定的人生理想却也无所忌惮地寻找真爱，不成之后展开疯 狂的报复，以至于造成毁灭性的后果。

　　但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有所不同的是，金金不仅是一个为爱蓄毒又放毒的女性，她同时也是另外一些故事的叙述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这些故事的勘 探者、追踪者，她的复仇实践、恶的释放带来了更为繁复、更为幽暗的人性经验，这也使得她呈现出和以往小说中此类女性明显不同的特征：认罪。一向对自己伤害 别人的行为心无挂碍的不羁女性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罪，开始道歉，并且以认祖归宗的形式试图从根源上清洗自己的罪孽，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文本信号和文化信 号。

　　与金金相似，梁知和梁新这兄弟俩也以自己的方式清洗了自己的罪责，尽管方式有些惨烈，但是他们的罪孽无疑也是深重的。作为名字的谐音，“良知” 和“良心”也有意地隐喻了罪孽的无可逃脱，人毕竟要面对自己的本心。此外，张小英、梁文道、王爱国、钟潮、赵小军、秦红、金金的妈妈等都是有罪的，就连作 为受害者的梅梅不也要承担着自己因为恋爱而导致的父亲死亡的罪责吗？尽管这罪责是非直接的，是部分的。他们都是有罪的人，即便无辜如婴儿安安，也不能幸免 地成为一些罪恶的交集者。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这似乎是人类社会的宿命。在拥有基督教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人生来是有罪的，是罪恶的产物，这是人的原罪，而导 致罪恶的因由无疑是欲望。

　　当然，《认罪书》不是要讲述一个西方式的原罪与救赎的故事，恰恰相反，乔叶在这里讲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式故事。在《认罪书》的诸多故事 里，我们看到的更多是中国式的情节模式，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因果报应。金金因肺癌而死，梁知自杀而死，梁新因车祸而死，安安因白血病而死，一直坚信自己应该 “享受好的寿数”的张小英在顽强挣扎之后还是无奈地因绒毛癌而死。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这些非正常死亡接踵而来，使整个文字的氛围黑暗、压抑、沉重。惟一的 亮光是有罪者进行自我救赎的努力。金金的认祖归宗、梁知放弃仕途以便活得“更有人样”，张小英对金金母女的悉心照料，如此等等，无不展示了人性的暖意。

　　救赎并不是每一个有罪者的自觉行为，更多人对自己的罪是逃避、是掩盖、是讳莫如深。“文革”中参与凌辱梅好的那些当事人，要么避重就轻、要么矢 口否认、要么推给历史和抽象的集体，但无论如何，这些罪责是无法逃逸的，只要良知和良心存在。在《认罪书》中，这些深埋的罪孽迟早会打开。

　　小说对罪孽的呈现采取的是金金追问、他人讲述的方式，但这一方式的根本前提在于，金金如何进入到追问的程序中去。小说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巧合般的 情节——金金和梅梅长得极为相像。这又是一个中国式的情节，即投胎转世。本来，梁知、梁新、张小英一家可以安稳尊贵地在既有的生活中幸福下去，但梁知偏偏 遇到了和梅梅长相相似的金金，或者在隐喻的意义上说，良知被触碰了。这虽然是极其偶然的，但却也是必然的；虽然是个别的，但却也是典型的。

　　张小英和梁文道在“文革”中那个静悄悄的晚上放任梅好投河的事情看起来似乎没有人看到，但是白信封的到来还是提示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 为”；而小说结尾，那个一袭白裙的靓丽女孩之所以被叙述者确定“那就是我”，不过是在揭示金金作为典型的“这一个”其实在生活中有很多个，因为“我们都是 有罪的人”。既然我们有罪，那么认罪就是必须要承受的事情，这种认罪几乎是自我救赎的一种本能，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是否明确地意识到。这似乎是小说所要表 达的主题。小说也一再通过诸如“洗屁股是为了自己干净”、赵小军所说的“我的心就净了”等表述来强化这一主题。

　　幽灵化地书写历史

　　《认罪书》的主题并不含蓄高深，值得思考的是，乔叶为什么要讲述这样一个故事？在我以前的阅读印象里，乔叶有许多作品是张扬那些火辣辣、赤裸裸 的欲望的，这些被很多人解读为“70后”作家的文化符码。因而，《认罪书》的出现不能不使人感到一些惊奇。从《认罪书》里，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乔叶思考并书 写一个时代的雄心。这种对整体性或总体性的追求，时常在男性作家的长篇小说里可以看到——比如李佩甫的《生命册》试图对时代进行长时段、总体性的把握，试 图对人物形象作盖棺论定的分析和书写，试图对社会人生有一个确定性的结论——而在女作家那里，我们更多地看到人物的未完成性和生活的碎片感。在这个意义 上，乔叶的《认罪书》不能不说是一个突破，她在小说中写了生生死死几代人，也借助传统中国的因果报应、投胎转世等想象的伦理资源，试图为整个时代心灵状况 立此存照，并展现出“滑落的人世保藏向上的认知，蒙尘的生命等来清高的认领”的美好情愿，不能不说是一件有抱负的事情。而且，这样的书写并不脆弱，其展现 的生命情状是那样的丰沛，因而其追求的总体性和确定性并不像后现代论者所认为的那般虚假。

　　相比于前代作家而言，“70后”作家对历史缺乏兴趣，即便是书写历史，也往往呈现出解构或戏说的意趣，不具备严肃的文化含义。不过，情况正在改 变，乔叶或许就是一个例外。对于关注“70后”创作的读者而言，《认罪书》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文革”的书写，尽管这些书写在篇幅上甚至占不到三分之 一。关于“文革”的话题虽然尚属禁忌，但还是具有讨论的吸引力和价值，《认罪书》的文本焦点很可能被误判为对“文革”历史劫难的深度反思和灵魂叩问。从大 历史的角度来解读《认罪书》，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认罪书》毕竟不是“正面强攻”地进入历史书写，而且关于历史书写的实际笔墨也实在不多。

　　《认罪书》关注的是历史照进现实后的情形，是活在现实中的历史，这种历史不是博物馆中的历史，也不是封存在原有时空中的历史，而是生长进我们生 命、怎么也摆脱不了的历史，是小历史，是个人史或者个人的身前史，也是个人对大历史承担的历史，这种承担是一生一世的事，在《认罪书》中具体的表现就是罪 与罚。

　　《认罪书》中历史的呈现是通过当事人的回忆完成的，回忆则是由心灵的触动、良知和良心的发现启动的。但是这启动有一个契机，那就是金金的介入。 金金和这些历史的中心人物梅梅长得极像，从而遭遇了梁知，这成为开启历史大门的第一把钥匙。进而，金金一次次地打开或者撞开历史的一扇扇门，进入到历史的 内核。在这个过程中，金金不仅是一个机智而又凌厉的追问者，单凭这些她是无法完成打开历史的使命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她和梅梅、梅梅的妈妈梅好极为相 像。她是她们的幽灵，至少在当事人心灵的层面上是如此。“幽灵”这个概念在中国文化中是个很容易理解的概念，它和“鬼魂”近似，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精神生 活中常常触碰到的事物，尽管它在现代科学的意义上是迷信，但事实上在我们的生活中却一直是不在场的“在场”，影响着人们的生存。对此，法国哲学家雅克·德 里达阐释得最为到位也最为深刻。他在《马克思的幽灵》一书中说：“幽灵不仅是精神的肉体显圣，是它的现象躯体，它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而且也是对一种救 赎，亦即——又一次——一种精神焦急的和怀乡式的等待。” 德里达此番论述的深刻之处在于既揭示了幽灵的存在是源于精神的有罪和堕落，又指明了幽灵所象征的救赎进而安顿灵魂的诉求。

　　《认罪书》中对于故事情节的设置和人物心灵状态的呈现颇为契合德里达的此番论述。原本处于仕途事业上升期的梁知，压制了内心深处的罪恶感，本来 可以风风光光地持续自己的成功和幸福，但幽灵还是不期而遇地降临了，作为梁知罪恶感的投射物，作为良知的“堕落的和有罪的躯体”的金金，引发了梁知强烈的 救赎愿望，进而展开一系列的认罪实践。同样，梁新也是如此，张小英也是如此。张小英试图抗拒幽灵的逼近，一直顽强挣扎在认罪与避罪之间，但还是选择了救 赎，这归根结底是心灵的需要，是精神还乡的需要。事实上，即便金金不出现在婆婆张小英面前，张小英以及梁文道还是无法逃避幽灵的追踪，那些神秘的、按时来 临的白信封虽然没有人的躯体，却同样具有幽灵的效力。

　　说到此，不能不承认《认罪书》有悬疑的成分，虽然我们不能把《认罪书》视为悬疑小说，但其中悬疑感甚至惊悚感却是分明存在的，这使得《认罪书》的灵魂叩问有一种辛辣的刺痛感。因此，《认罪书》对悬疑元素的借用是值得肯定的一个尝试。

　　《认罪书》对于历史的处理就是以这样幽灵化的方式完成的。而事实上，幽灵化可能是历史显形最为有效的方式，尤其是对历史的个体承担者而言。它诉 诸于每一个个体的成长历史，也携带着丰富的大历史的信息。凡是在历史中发生过的事情，总会在人的内心留下印迹，以罪恶形态出现的历史情形，必然会在人的内 心留下罪感。历史过程中有很多毁灭美好的事情，虽然在当时通过强力或者其他非正常的手段得以解决，事后又强加掩盖，但总有一天，幽灵会显形，会困扰、影响 我们的生活和幸福，历史也会被重新打捞、重新认知。

　　《认罪书》中有一个不雅的意象：冰箱里冷冻的一坨屎。它隐喻人的罪行尽管被强行封冻而变得了无气息，但它毕竟是罪行，迟早会发出臭得让人窒息的 气味。这个意象对于罪感的形容十分恰切。而幽灵的出现，使得这个让人感到不适的比喻更容易让人接受。乔叶在《认罪书》中对于历史幽灵化的处理对当代文坛关 注历史的创作而言，无疑是一个富有启示的话语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