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飞立：我就是一个搞指挥的

　　作为新中国指挥教育事业的开拓者，他始终拒绝“泰斗”头衔

　　黄飞立：我就是一个搞指挥的

　　黄飞立，生于1917年，广东番禺人，指挥家、音乐教育家。1941年，毕业于沪江大学生物系。后留校任教。1943年，任福建音专副教授。1951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同年回国，进入中央音乐学院。1956年创办指挥系。李红艳摄

　　前不久，96岁的黄飞立回到了中央音乐学院。那是他曾经执教了三十余年的地方，如今却显得有几分生疏。“硕大的院子里，我一个人也不认识。其实，现在那些年轻的学生，谁又知道黄飞立是谁呢？”老人不由得感慨。除了古典音乐界的专业人士和爱乐发烧友，知道这位老人名字的人又有多少？但是，正是这位老人开创了新中国的指挥教育事业，他与指挥这个事业结缘，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之久。

　　阴差阳错拿起指挥棒

　　黄飞立的音乐人生充满了偶然性。“我想学长笛，父亲却买来一把小提琴。我想当医生，上帝却说，不，你去搞音乐。”他半开玩笑地讲述着自己的音乐之路，就像当年他明明在中央音乐学院当着好好的管弦乐系主任，却突然被调去创办指挥系，由此搞起了指挥教育事业。

　　那是1956年，中央音乐学院正在排演歌剧《叶甫根尼·奥涅金》。忽然有一天，时任副院长的吕骥找到黄飞立，问他：“是不是我们也成立一个指挥系？”他答道：“那当然好了！”当时，黄飞立除了负责管弦乐系的工作，还在作曲系教和声课，忙得根本顾不上细想。过了几天，吕骥又问及此事，他老实作答：“将来谁负责这个系，我还没想好。”没想到吕骥当即拍板：“就是你，你就是指挥系主任！”

　　当时，全世界只有苏联的音乐院校设立了指挥系，黄飞立并未专门学过指挥，他只能根据自己留学时搜集的资料，向苏联专家请教，拿出一套教学方案的初稿。随后，他请来郑小瑛、沈武钧、任策帮忙，四个人逐字逐句讨论了一两个月，才最终定稿。没想到的是，等到指挥系正式开学招生，报名者却很少。于是，黄飞立跑到作曲系、钢琴系“挖墙脚”，号召学生转系。他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报名的学生是唐江，后来成了《长征组歌》的首席指挥。

　　因为这件功绩的缘故，音乐界常将黄飞立誉为中国指挥界三大泰斗之一。可他并不接受这个头衔。“应该做的，可以做的，做了就完了，什么泰斗、大师之类的，都是被人封的。一个人，做事情总有限度，达不到十全十美，没什么可满足、可自夸的。”还有一个头衔，他也从不接受。常有同行称呼他为“黄教授”，每次听到他都会拒绝：“最好别叫我教授，越叫越瘦！现在有很多大师，我可不入流，我就是一个搞指挥的。”

　　七旬老人带起娃娃团

　　黄飞立家的客厅，挂着许多他和北京金帆艺术团成员的合影，其中时间最近的一张是今年夏天拍摄的。他小心翼翼地拿起来端详着：“这些学生每年都会来看我，有的时候还会带上自己的孩子，很多时候就在我家里吃饭，真是很高兴的事情。”

　　黄飞立与“金帆”结缘已有20多年了。26年前，北京大部分中小学校的艺术教育还很薄弱，时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陶西平决心改变这一状况，倡导建立学校艺术团体。“陶西平希望通过开展课外活动，加强中学生的美育教育。他曾开会听取音乐界同仁的看法，当时我也应邀出席会议，我非常赞成他的提议。”老人回忆道。

　　1987年，金帆艺术团成立，这是国内校园第一支成体系的学生艺术团体。艺术团成立后不久，就接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接待从西德来访的中学生乐队。为了应急，年过七旬的黄飞立拿起指挥棒，组织学生们排练起来。“当时我们借用的是人大附中的一个大教室，训练条件不好，学生们坐着没有靠背的长条板凳，使用的乐器也不好。”黄飞立回忆说。谁能想到，当年仓促起家的金帆，如今已成为中学生艺术教育领域的一块金字招牌。

　　身为音乐家，黄飞立深知音乐对一个人提升素养的重要性。“我参加金帆工作20多年了，也是为了这个目的。金帆没有功利性，只是为了学生们在中学阶段得到全面发展，这是一种很好的美育教育。现在看来，在中小学校发展艺术教育的想法是非常有远见的。”他说道。

　　退休在家建起数据库

　　黄飞立的家里有两台电脑，原本以为是孩子们用的，没想到老人呵呵一乐：“这是我的，里面有我建的数据库。”说着，他麻利地打开电脑，数个文件夹一字排开，文本、乐谱、照片……每个文件夹里都是一堆电子表格，分门别类标注着具体说明，尽是些乐谱的编号、内容、版本等。“我家里各种资料太多了，像CD就有将近8000张，太多了，找起来很麻烦，所以我就给它们都编了号，然后录入电脑，相当于做一份目录检索，便于查找。”黄飞立说。

　　仔细浏览，这些老人亲手整理的资料大多输入的是英语。“我的英语，原来听、说、写，都没问题，现在不常用，好多都忘喽。”黄飞立说。听说现在不少古典乐演奏员琴拉得好却不懂英语，他有些吃惊，随即苦笑说：“学西方音乐不学西方语言，有点遗憾啊！”

　　黄飞立于1948年赴美国耶鲁大学音乐学院留学，有幸跟从音乐大师保罗·亨德米特学习作曲理论。“刚到美国，我受到了作曲界先锋派的影响，也没什么分辨力，慢慢地接触多了，思维修养比以前进步了很多，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现代主义。”

　　前阵子他被一位老朋友拉去中央音乐学院的图书馆，听一批刚进口的唱片，都是现代派的作品。“第二个作品没听完我俩就出来了。”黄飞立摇了摇头，“一点都不新，那里面的手法我在美国学习时就听过了，不同的只是表现手段更多了而已。”他觉得，这样的现代派有点名不副实，“正规的音乐文化应该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发展，要有创新，但不是技术创新，首先应该是立意上的创新。做音乐，不能变成玩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