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眼中的司徒兆光

　　我们中国有这样一批雕刻家，他们默默地劳作着、磨炼着、创造着，克服着难以忍受的困难，安贫乐道，怡然自得。而创造的作品，除了极少数人偶然博得“天颜有喜”、“身”价10倍以外，大部分人的辛苦却没人知道、没人关心，当然更没人来买。真是实实在在地走着一条“寂寞之道”。“文革”结束之后，有了转机，总算有了可以展出的机会。而一旦展出，往往使人们大吃一惊，惊讶雕刻家的勤劳，惊讶雕刻家的智慧，惊讶那水平之高、数量之富、探索之广、钻研之深等等。好像忽然之间中国出现了大雕刻家。但是我要说，事实上，中国这样的雕刻家有的是，而司徒兆光就是其中之一。

　　司徒兆光可说是地道的“科班”出身。他由中央美院附中考入中央美院雕塑系，又被选拔留苏。学习上刻苦勤奋，成绩优秀。他当然也和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经历过上山下乡，折腾不轻。他还有一个别人少有的机会，曾被派往西藏待了近两年。在这些日子里很多人合乎常情地消极怠工，牢骚满腹，而司徒却有所不同。当他还在部队托管期间(他当了3年炊事员)，光素描头像就画了三四百张，速写还不算。去西藏时更是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又是“双肩挑”干部，只是充分利用各种间隙才打出了一大批木雕、石雕、圆雕和浮雕。如果说有些同志能够“用志不分”地做出好成绩，那么司徒兆光应该是另一种“典型”，他能在头绪纷繁中做出好成绩。我认为这更加困难、更有意义，需要具备丰富的生活积累和敏捷的构思才能。

　　——钱绍武

　　雕塑是永久性的空间艺术，它像诗、像音乐，它要求雕塑家既要有艺术家的敏感，又要像农夫一样的勤劳，司徒兆光两者兼备。他长年累月默默地走着自己的一条艰苦之路，从不动摇。无论是上山下乡，还是下放到部队当“伙头军”，他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雕塑家，也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艺术活动。

　　他的作品像股清泉，涓涓地流入社会，浸润着人们的心田。

　　他的创作题材广泛、形式多样，有纪念性也有风俗性的，有人物也有动物。他对待创作不论大小都极其严肃认真，他的每一件作品都表达了一种思想、一种情愫、一种内涵。在他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浓浓的人情味。他塑造的人物是活生生的人，冰冷的石头、无情的木块在他的雕凿下都有了生命。他在雕塑创作中另一可贵的精神是创新的胆略，他的作品总在追求一种新意。

　　司徒兆光在雕塑创作上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就是洒脱酣畅、自然淋漓、含蓄而隽永。看了他的作品人们都会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他是一位严谨勤劳的雕塑家，对艺术一腔痴情。他的木雕、石雕都是亲自动手制作的，不管是肖像还是人体，也不管是创作室外纪念性雕塑还是生活小品，都寄托着他对生活的感受，注入了他的激情，表达了他独到的情怀。我们热切地期望，正处在生命黄金时期的司徒兆光能不断创作出更新更好的作品，愿他的作品真情常在，永不泯灭。

　　——冯  河

　　作为艺术家和教授，司徒兆光是实干派。他勤奋与执著，充满创作活力与激情，不断进行艺术实践，不断进行创作探讨，尤其对材料雕刻情有独钟。他亲自动手打木雕、刻石雕，从不请人帮忙，因此获得了一批充满浪漫色彩、具神来之笔巧夺天工的佳作。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雕塑家。

　　上世纪70年代，兆光参与了中央美术学院赴西藏雕塑创作组，赴西藏工作两年，当时条件艰苦，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深入生活一线，长途跋涉，搜集大量资料，忠实做西藏翻身农奴的代言人，终于用心血和汗水出色完成了大型泥塑《农奴愤》。

　　他为培养后辈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学生姜杰、展望、段海康、蔡志松等都没有辜负老师的厚望，现已成为当今中国雕塑界有影响的骨干力量。

　　作为一位优秀的雕塑家，兆光创作了一系列有重要影响的雕塑作品，如《郭沫若先生像》《读》《遐思》《廖公》《朱德》，以西藏为题材的系列木雕作品，以及一些木雕人物肖像。这些石刻和木雕他都自己操刀雕刻，去留自如、刀法流畅，有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形成了极富创意的独特艺术风格，给同行及观者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

　　——曹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