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曾帮助陈寅恪治疗眼疾 缘何两人两岸隔离

晚年陈寅恪双目失明，只能在助手黄萱协助下著书。

1947年，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前排右四为胡适，位列“人文组”的陈寅恪未参加合影。

　　“独为神州惜大儒”，这是王国维先生逝世后，陈寅恪写的挽词中，就胡适设计将王国维先生请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对胡适先生的称赞。抗战胜利后，针对陈寅恪自身的困难以及国家形势给知识分子带来的灾难，胡适再次“独为神州惜大儒”，向陈寅恪伸出了救助之手，给了陈寅恪很大的支持。由此，胡适成了陈寅恪最信任之人。

　　胡适帮助陈寅恪治疗眼疾

　　由于陈寅恪小时乃至青年时代的苦读，导致视力严重下降，到清华任教后，长期超负荷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无形中加重了本已高度近视眼睛的疲劳。抗战爆发后，随之在北平居住的父亲陈三立老人，带着对国难的忧虑，生病后拒绝吃药，甚至以拒食相抵抗，终于9月14日在愤懑中离世。作为当时跟在父亲身边的惟一儿子，陈寅恪以古礼来办丧事，不意叩首等礼节对高度近视者极为不利，结果丧事还没办完，右眼视网膜即脱离。本要住院手术治疗，他又担心手术后一时无法从沦陷区脱身而放弃。父亲丧事“七七”满期后，他悄悄携妻带女抱病南下。在这个过程中，由于耽搁，右眼终至先盲。

　　抗战期间，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陈寅恪仍以极大的毅力从事教学研究工作。1944年11月，陈寅恪跌了一跤，左眼受到震动，也开始昏瞽不明，入院诊疗，结论也是视网膜脱离。12月18日进行手术，因战时医疗条件简陋，竟然没有成功。

　　抗战胜利后，9月，应英国皇家学会和牛津大学之约，陈寅恪去伦敦治疗眼疾。到达伦敦后，由Sir Stew ardD uke-Elder(斯图尔德·杜克-埃尔德)负责治疗。斯氏是当时第一流的最著名的眼科专家，由于国内手术失败时间太久，一切都已经固化，第一次手术后有进步，但眼睛吸收光线尚无好转，仍模糊；只好进行第二次手术，试图再努力一次把脱离的视网膜粘上，虽然精心，仍以失败告终。医生最后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同时告诉他以后不要再做手术，徒增痛苦。

　　休息一段时间后，陈寅恪带着无尽的失望，辞去牛津教职，于1946年春乘Priam (末代王)号轮途经美国回国。

　　胡适是牛津大学邀请陈寅恪出任“中国学”教授的主要推荐者。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任命胡适出掌北京大学。此时他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回国，忙得焦头烂额，甚至心脏病都犯了。但听到这一消息后，仍然充满了关切。他立即致电陈寅恪，船到纽约后，不妨下船在美国小住一段时间，请哥伦比亚的眼科专家再检查一次，看有无挽救的良方。陈寅恪接到电报，立即将斯氏的最后意见书请熊式一寄给胡适。胡适收到此意见书后，于4月15日请自己1938年突生心脏病住院后的特别看护哈特曼夫人(此时正与胡适有一段情缘)将之送到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请麦克尼博士会同同院专家阅读后协商诊治办法。由于是胡适所托，这些专家都很认真，可看过后，一致认为，斯图尔德·杜克-埃尔德尚且无法，他们恐怕也没办法补救。哈特曼夫人将消息带回后，胡适“很觉悲哀”(胡适日记语，以下引号内语均出自于此)。

　　陈寅恪将于第二天到达纽约。胡适先把这个“恶消息”写了一信，请准备去接船的全汉昇先生带给陈寅恪。在写信时，胡适说 他“ 回 想 到 三 十 年 前 我 看Forbes-R obertson(福布斯-罗伯逊)演K ipling’s(吉卜林的)名剧‘The Light that Failed’(《灭了的光》)”，于悲哀中又“不胜感叹”。胡适有哪些感叹呢？在第二天日记中胡适说：“寅恪遗传甚厚(本文作者注：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皆当世文化大家)，读书甚细心，工力甚精，为我国史学界一大重镇。今两目都废，真是学术界一大损失。”从陈寅恪自身和我国学术界两个角度对陈的不幸遭遇表示了巨大的惋惜。

　　但胡适的热情相助并不仅此。15日一天在等哥伦比亚眼科研究所的消息，16日一大早胡适于“百忙”中请人立即去银行办理了一张1000美元的汇票，请全先生带给陈寅恪。胡适想到了战时中国文人的艰难，想到了陈寅恪几次手术的巨大花费，想到了此番回国后陈在对双目绝望后面临的各种不便。胡适大使交卸后，一直在靠不多的积蓄、稿费以及美国一些文化机构的资助生活，1000美元对他来讲可不是一笔小数目。

　　设法救助陈寅恪度过寒冬

　　之后两人相继回国。胡适仍然在关心着、帮助着陈寅恪。

　　陈寅恪回国后，先在南京俞大维处住了一段时间。离开祖国十年的学生季羡林此时回国，听说陈寅恪先生在南京，特地前去晋谒。陈寅恪在英国时，还在德国的季羡林知道后，立即给陈寅恪先生写了一封长信，汇报了十年来留学德国的情况，并将自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及其他刊物上发表的一些论文寄呈。出乎季羡林意料，陈寅恪先生很快回信，也是一封长信，告诉了近况和行程后，重点说了想向北大校长胡适、代校长傅斯年、文学院长汤用彤介绍他到北大任教。季羡林非常高兴，立即回信答应。

　　此时在南京见面，师生更是高兴，详细谈了十年来情况后，陈寅恪先生随即叮嘱季羡林到南京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去拜见傅斯年，特别叮嘱带上用德文写的论文。由于有陈寅恪的推荐，北大录用了季羡林，而且仅隔一个星期将之提为正教授，并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季先生后来回忆说，这个提拔时间之短，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他说国内有他特别感谢的四个人，除了冯友兰，另三个便是胡适、汤用彤与陈寅恪。

　　1947年3月，中央研究院准备评选第一届院士。5月22日，胡适提出了“人文组”的名单，史学方面是四位：张元济、陈垣、陈寅恪、傅斯年。

　　陈寅恪先生回到清华后，季羡林时时去看望陈先生。随着内战加剧，国统区通货膨胀越来越剧烈，知识分子再次陷入贫病艰难的境地，眼盲仍坚持上课的陈寅恪同样如此。当看到陈先生的艰难后，季羡林将情况对胡适先生说了。胡适再次朝陈寅恪伸出了救助之手。

　　据季羡林回忆，“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元券改为金元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关于陈先生此时的艰难，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略》中有详细说明：“(1947年)是岁甚寒。清华各院本装有水汀，经费绌，无力供暖气，需住户自理。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季羡林看到这一切后，立即将此报告给了胡适。

　　胡适当年5月，就曾向北平当局警告性地提出“今冬各校燃煤问题的严重”，要求预先设法。听了季羡林的报告，胡适是又伤心又着急。季羡林回忆：“胡先生最尊重最爱护确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当年他介绍王静庵先生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去任教，一时传为佳话……现在却轮到适之先生再一次‘独为神州惜大儒’了，而这个‘大儒’不是别人，竟是寅恪先生本人。”胡适再次决定赠给陈寅恪先生“一笔颇大数目的美元”，以帮助陈先生渡过难关。也许是想到大家都在艰难中，也许已经受过一次帮助，这次陈寅恪得知后，作了坚决的拒绝。但胡适也是诚心想帮助陈寅恪，不得已，陈先生作了让步，拿自己的藏书交换。

　　胡适让季羡林带胡的汽车去清华陈先生的家中装了一车“西文关于佛教和中亚古代语言的极为珍贵的书”。陈先生只愿收2000美元。季先生回忆，“这个数目在当时虽不算少，然而同书比起来，还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一批书中，仅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词典》市价就远远超过这个数目了。这一批书实际带有捐赠的性质”。也许陈先生是用此来表示对胡适的诚心与曾经的帮助给予感谢。尽管有了这笔钱，但陈先生仍然不敢随意，“闻仅一室装火炉而已。(蒋天枢语)”

　　1948年12月初，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曾派专机到北平要接走陈寅恪，直到12月15日他才因害怕“共产党统治区大家一律吃小米，要我也吃可受不了”，才与胡适同机离开北平。他曾对邓广铭先生说：“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决不跟他走！现在跟胡适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但到了南京后陈寅恪并没再跟胡适走，而是去了广州。而胡适去了美国，后又回了台湾。

　　虽然胡适仍没忘记陈寅恪，并在内心一直推崇着他，比如，1955年1月24日，农历春节，胡适虽然拉肚子，但仍写了篇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书评，同时将冯的观点与陈寅恪的相关观点进行了比较，不仅引述了陈的话：“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而且认为陈的观点比冯的观点更清楚。胡适对陈的学术记得何等烂熟可想而知。但两人毕竟分属于意识形态极端对立的两地，只能从此隔海相望。

　　◎李传玺，著有《寂寞书边》，参与编校《胡适全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