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专访著名学者、《陈独秀全传》作者唐宝林

　　还原一个真实的陈独秀

　　近代史学者唐宝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1979年开始研究陈独秀，历三十余年而不辍，这部《陈独秀全传》是其心血结晶及集大成之作。(受访者供图)

　　最近，《陈独秀全传》受到学界和普通读者的广泛关注。该书作者唐宝林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就应该如何认识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如何理解陈独秀一生的几次转折等问题发表高见，并披露了自己研究陈独秀历程中难为人知的甘苦。

　　叫什么无所谓

　　《文化广场》：您的代序回顾了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的艰难历程。历史加给陈独秀的“十宗罪”，现在看来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似乎没有“平反”的必要，不知您觉得有没道理？

　　唐宝林：你说的“有些近乎荒唐，不辩自明，有些只要摆出事实”，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于广大普通读者来说，他们已经经过几十年的灌输，“荒唐”已经成为“常识”，“事实”根本看不到。所以，才需要舆论普及和当局表态。至少这十宗罪的事实要让人们知道，以后不再延续，至少在写党史和近代史、当代史时不再如此诬蔑。这是不是叫“平反”，倒是无所谓的。

　　《文化广场》：陈独秀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您认为他的哪一个角色最为重要？

　　唐宝林：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还是民主主义思想的坚守者，这决定了他在历史上的不朽地位。

　　他当然是五四时期的总司令

　　《文化广场》：我记得胡适好像提过，要把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区分开来。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唐宝林：新文化运动与五四爱国运动，都是群众运动，的确不是陈独秀一个人做成的。但运动总有领导。新文化运动是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这不应该有异议。但蔡元培和胡适也发生过重要作用。

　　五四爱国运动首先是归功于新文化运动培养了一批“新青年”，才有了这个组织基础。其次是蔡元培直接引爆。然后是陈以《每周评论》实施精神指导。但胡适当时在上海，与他无关。所以，陈后来在蔡元培逝世时说，五四运动(包括新文化运动和爱国运动)是中国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那几个人；可是蔡元培、适之和我，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全传》841页)。这是他谦虚的说法。

　　但是，运动过后，很快发生政治分化。胡适和国民党的许多五四时期的著名人物，都不愿意把五四的历史功绩归于陈独秀，一是因为这个历史功绩太伟大了，他们不愿意陈独秀独享。二是因为陈独秀在五四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他们的政敌，更不愿意把功绩归于“敌方”。只有毛泽东说陈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实际上，没有陈独秀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新文化运动，就没有新文化运动；没有这个运动培养的一批“新青年”，也没有五四爱国运动。所以，把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与陈独秀“区分”开来的说法，都是企图与陈争功，也有不愿意把此功归于共产党之意。这说明历史事实遇上政治利益，就会发生差异。我同意毛泽东的说法，但也应补充一句：蔡元培与胡适也发生了重要的作用。

　　我没有搞“尊者讳”

　　《文化广场》：陈独秀性格豪气干云，不拘小节，他生活上的不检点给他带来很大麻烦。比如嫖娼事件可能是他不得不离开北大的主要原因，但您在书中语焉不详，一笔带过，是否有为尊者讳之嫌？

　　唐宝林：我以为我没有搞“尊者讳”。我认为这个问题在胡适致汤尔和的信中已经说清：一是陈有嫖娼的毛病，二是说抓破某妓下体是谣言。而且从此以后，陈再也没有这种毛病发生。再者，这个毛病没有影响他的整个人生和伟业。所以，没有必要过多地渲染和发挥。太阳有黑子，老百姓只知道太阳是红的但有黑子就可以了，专门的科学家才会去研究黑子。人无完人，世界上许多伟人，都有这样那样的瑕疵。但是，正派、严肃的作者不会在这上面大做文章的。

　　《文化广场》：您在大陆版《陈独秀全传》中加入“陈独秀自身的弱点”，意即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也要负一定责任，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唐宝林：主要是他对共产国际的错误路线抵制得不坚决不彻底，至少他可以早些时候辞职。

　　《文化广场》：陈独秀身上明显有学者的随意性和散漫性，比如1925年年底或1926年年初他突然失踪一个多月，张国焘、瞿秋白、彭述之“恐慌起来”，甚至他的儿子陈延年都以为他死了。这是否也意味着他身上还欠缺职业革命家的素质？

　　唐宝林：可以这么说。

　　什么造成他的悲剧

　　《文化广场》：陈独秀转向列宁主义是出于理论的自觉，但他到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则处于不自觉状况，因为共产国际的代表总是对他指手画脚，这是否也注定的陈独秀的悲剧命运？

　　唐宝林：陈不是理论家，他没有理论，谈不上“理论的自觉”。任何伟人都不能超越他那个时代的局限性。中国许多先进人士和共产党员，都曾带着为民主解放的理想满腔热情地投入革命潮流。

　　大革命失败不该归罪于他

　　《文化广场》：所谓第一次国共合作，即共产党人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完全是共产国际导演的一出戏。这里面一个关键人物就是鲍罗廷，陈独秀是否完全居于配角地位？

　　唐宝林：最初马林提出这个策略倒是真诚的，希望通过这个策略使幼小的共产党能借(国民党)壳迅速发展起来。但是，鲍罗廷一来，就变了，陈独秀和共产党完全居于配角和完全服从的地位。

　　《文化广场》：国民党“清共”即发动“四一二政变”，大革命失败，这是历史的必然，您认为把责任主要推卸到陈独秀身上是不符合事实的？

　　唐宝林：历史的必然是主要的。主观上的失误，主要应归罪于共产国际，而不应该是多次反对共产国际错误路线的陈独秀。陈独秀自身当然也有失误，如《全传》中所说。

　　毛泽东的“贵人”

　　《文化广场》：您在书上专门陈述了陈独秀提携毛泽东的事实，这些在党史上是否曾被许多人忽视？

　　唐宝林：过去对毛泽东搞“个人崇拜”、“个人迷信”，没有人想也没有人敢去研究毛泽东成长之路中有没有“贵人相助”。否则会被视为对毛泽东的大不敬。现在我讲了这个事实，也仅仅是事实，不能因此说这是陈的一大功劳。毛泽东后来的历史是由他自己负责的。

　　《文化广场》：您认为陈独秀倒向托洛茨基派的原因，一是他在对革命性质的认识上坚持己见，二是他呼吁党内民主，是否也包含着他因被排挤而负气的成分？

　　唐宝林：从情绪上来看，可以这样说。

　　仍有史料未被发掘

　　《文化广场》：您研究陈独秀三十余年，最初的契机是什么？最让您感动的是什么？

　　唐宝林：契机是史洛明“贵人相助”，把我引进陈独秀后期历史研究领域。最让我感动的是通过我与同仁30多年的努力，中共历史上第一件也是最大的冤假错案，终于真相大白。在知情的人们心中已经昭雪。

　　《文化广场》：《陈独秀全传》无疑是一部信史，它真实地勾勒了陈独秀革命的一生、“永远反对派”的一生，您认为随着可能出现的新的史料，陈独秀这个人物还有继续挖掘的余地么？

　　唐宝林：对陈与研陈工作几十年的打压，失落的资料还会有一些。因此资料的继续挖掘和研究新成果的出现是可能的。但陈的一生的大体状况，不会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