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三个不得不”符合历史事实吗？

　　2008年7月1日，《作家文摘》报在头版摘登了南京《钟山》杂志刊登的王彬彬的一篇文章《瞿秋白的不得不走、不得不留与不得不死》(简称《三个不得不》)，该文主要内容是把1935年5月瞿秋白不幸被捕后被蒋介石杀害，归罪于为革命鞠躬尽瘁、以身殉职的博古。

　　瞿秋白就义后，人们用多种方式来纪念他，研究他的文章，歌颂他的品质，抗议蒋介石的残暴。在瞿秋白牺牲后，鲁迅抱病把他的遗作编成《海上述林》在日本出版，鲁迅说：“我把他的作品出版是一个纪念，也是一个抗议，一个示威！”“人已杀掉了，作品是不能杀掉的，也是杀不掉的。”鲁迅就是以这种方式来纪念瞿秋白并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瞿秋白的。该文作者却把矛头从蒋介石移开，转向革命烈士博古。

　　一

　　所谓“不得不走”，《三个不得不》的作者王彬彬认为是瞿秋白被害的原因之一，是博古要他到瑞金，调他的目的是对他“进行监管”，并不让他在上海养病。事实果真如此吗？

　　1934年2月，瞿秋白奉命去中央苏区后，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主席团成员、中央执委会人民委员会教育人民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兼苏维埃大学校长，兼管教育部所管的艺术局，还领导《红色中华》报和红色中华通讯社工作。早在1931年11月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瞿秋白就当选为第一届中央执委会委员。中央执委会下设人民委员会，瞿秋白任教育人民委员，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部长，只是当时瞿秋白身在上海未能到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作出了瞿秋白离沪赴中央苏区的决定，可以说委以重任，中央苏区的教育、宣传、文艺全部由他一人统领。

　　瞿秋白这时在上海，物质条件比瑞金好，但处境是很危险的，他是蒋介石密令抓捕的重点人物。据杨之华回忆：在白色恐怖严重时，他们不得不经常更换住址，党组织经常送来警报，一接到警报，他们马上就得走，他们曾四次到鲁迅家避难。1934年1月初，瞿秋白去中央苏区之前，要和茅盾、鲁迅告别。杨之华知道敌人正在大搜捕，但还是同意他去，并再三叮嘱他路上千万小心。杨之华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从1933年5月至1934年6月，有四届江苏省委书记先后被捕；1934年6月14日，由于叛徒出卖，以李竹声为首的上海中央局及上海、江苏党组织工作人员17人被捕；到了1934年9月，上海各区委又遭到连续破坏，只剩下三个区委；1935年夏秋，党组织再次受到大破坏。此后的两年内，上海的重要党组织机构都未能完全恢复起来。

　　当瞿秋白接到临时中央要他去中央苏区来电后，马上说：“想去很久了！”据杨之华回忆说：秋白这时是兴奋的。瞿秋白到瑞金任职后，在教育、文艺、办报方面，都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在不长的时间内，取得了出色的成绩。这分明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瞿秋白的关怀并委以重任。而该文作者却认为把瞿秋白调到苏区是加害于他，显然是是非不分。

　　再说，瞿秋白是博古的老师，是他的领路人。1923年7月，瞿秋白与邓中夏等一起受党组织委派加入上海大学，培养革命骨干，瞿秋白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上海大学成了革命青年的摇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骨干人才。博古在苏州工专毕业后，1925年9月被上海大学社会学系录取，瞿秋白与恽代英等老师亲自给博古他们讲授马列主义理论课。他们讲课深入浅出、分析透辟，深深吸引了学生。博古和同学不仅受到革命的启蒙教育，而且对马列主义理论有了浓厚的兴趣。在瞿秋白等人的教育和影响下，11月博古就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国共合作，上海大学党组织决定派博古去上海特别市党部，从事国共合作工作。1926年10月，上海市党部选派他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瞿秋白和上海的革命先驱可谓是博古的老师和革命领路人，博古对他们十分尊敬。同时，博古对瞿秋白的马列主义水平及教学经验、办学能力十分了解，这正是博古请瞿秋白赴苏区主管教育、办报、文艺的主要原因，哪里是要加害他呢？

　　二

　　《三个不得不》一文的作者认为瞿秋白被害原因之二是博古未让他随大军长征，把他留在中央苏区。所谓“扔下瞿秋白就有借刀杀人之意……”博古在延安整风笔记中《我要说明的十个问题》之十，就中央苏区留人问题作了说明：“中央苏区撤退时，由于对游击战争的形势及其困难认识不足，以至于各级仍保留一套架子，留下了一批干部：中央局书记项英、组织陈潭秋、宣传瞿秋白、军事陈毅、政府何叔衡。”“这些干部以后遭受牺牲，这是我要负责的。”“我要声明的即这批人留下并无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博古这段话有三层意思，一是主力红军长征时，中央苏区还留下一套人马，组成中共中央分局，瞿秋白是其中负责人之一，是中央局负责宣传部门的领导；二是承担责任，这些留下的同志如果有牺牲，自己是有责任的；三是作了声明，把一批干部留下并非存心使他们遭受牺牲。

　　从当时实际情况看，走和留都面临很大困难和风险，都担负艰巨的任务。从大军长征看，要领导8万人马从敌人铁桶般的围困中突出去，冲破敌人一道道封锁线，要战胜敌人的围、追、堵、截，要长途跋涉、风餐露宿、日晒雨淋，要在漫漫长途中寻找一块新的根据地，可谓前途茫茫，凶吉难卜。从留下的中共中央分局来看，中央给他们的任务也很艰巨，红军是在绝密情况下转移的，为保证8万大军安全撤出敌人的包围圈，中央规定：他们首先要牵制敌人、掩护红军主力部队转移；大军走后要保卫苏区老百姓，并在苏区周围开展游击战；等大军打回来要配合野战军反击，恢复被敌人占领的地方，重建苏区。

　　显然，要完成如此艰巨的任务，没有一批富有党性和斗争经验并与当地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骨干人员是办不到的。因此，中央留下了一大批优秀干部，用毛泽东的话说：“红军留下了一批最有才能的指挥员：陈毅、粟裕、谭震林、项英、方志敏、刘晓、邓子恢、瞿秋白、何叔衡和张鼎丞。”而且，“许多共产党领导人都是自愿留下准备牺牲自己的”。当时留和走都是革命需要，留下的各路人马达1.8万人。留下的干部除工作需要外，还有走不动的老、弱和需要卧床休养的病人。瞿秋白和陈毅留下，除革命工作需要外，还有重病在身的原因。陈毅当时负了重伤，坐骨断了，身上还有许多碎骨，正住院治疗，不能随大军长征；瞿秋白则是身患肺病，发烧咯血；何叔衡年老体弱。他们都经不起长途跋涉，所以都留下来一边工作，一边治病。他们原准备在适当时机“潜入上海去治病的”。

　　瞿秋白留下后担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继续担任《红色中华》报编委会主任。《红色中华》是苏维埃政府的机关报，平时在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反映群众要求、报道战斗中的英勇事迹、鼓舞红军士气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在瞿秋白领导下，报纸质量有很大提高。当时，红军秘密转移，报纸掩护尤为重要。瞿秋白一旦撤离，他的领导能力、文章水平，别人很难替代。瞿秋白留下后，《红色中华》报在他精心领导下，为保守红军撤离苏区的秘密，报的内容仍以报道战争通讯为主，刊载军事电台收到的各苏区的捷报，但不报道红军行动情况。他带病坚持每周出二至三期，直到1935年1月中央分局正式决定转移时止。《红色中华》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后来瞿秋白、何叔衡不幸牺牲，延安整风时，有人责怪博古不该把他们留下，还有个别人认为博古有意留下他们让敌人杀害。《三个不得不》一文作者的观点就是从那里搬来的。1937年春，朱德对来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说：“我们留下许多最能干的军事、政治和群众的领导人。司法委员何叔衡、前任党书记当时任教育委员的瞿秋白都留下来未走。”这也表明留和走都是革命事业的需要。然而，好端端的一件事，怎么搁到博古身上，就成了他搞宗派主义的错误了呢？

　　历史证明：“红军长征时留下来不少领导干部，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长达三年的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国民党军，在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完成了中共中央赋予的任务，造就了一批英勇善战的干部，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骨干队伍，为中国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瞿秋白留下后作出了很大贡献，后不幸在斗争中被捕牺牲，这是国民党政府的罪恶，怎么能栽到博古头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