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写作力求真实 关注社会走向

　　贾平凹至今还有很强的写作欲望。他认为首先要写得像，然后要写得真，写出人和人之间真实的事情，真实的气息。要写得真，就要投入感情；要真地了解这个社会，就要真的投入感情。

　　贾平凹近日在京接受专访：事多，会多，还要写东西

　　写作力求真实 关注社会走向

　　作为个人来说，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故乡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繁华，一切东西都好；作为作家来说，他和他的作品，都在呼唤人能活得更好一些，社会能更美好一点。

　　要更好的人才出现，更好的梦出现，国家需要提供一个宽松、开放的大环境。梦实现得越好，国家也才会越来越强大。

　　最重要的是

　　背后的“气息”

　　“事多，会多，还要写东西。”2013年11月5日上午10点，贾平凹在北京接受记者专访。前一晚，睡得很不好，脸色发黄，看上去很疲惫，因为不习惯酒店的床，太软了。

　　“我们常听到由衷的盛世之说，也常看到惊心的危机之相。改革在深化，社会进入转型期，从未如此富裕，从未如此焦虑贫富差距、分配不公、腐败泛滥、诚信丧失，连同社会问题，信仰问题、法治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这个时代决定了我们的命运，用文学记录、表达这个时代。”贾平凹用浓浓的陕西话说。

　　记者：处理切近我们当下的现实生活，似乎是中国文学的一大难题，总是吃力不讨好？

　　贾平凹：现实生活比较难写。相较于历史上、解放前的东西，写得放松，因为写的是大家都不甚了解的事情，作者可以随便写、随便编，但现实的东西不能走形，一走形大家就都看出来了，很多东西你是编不了的。

　　严格讲，现在作家脱离生活，脱离现实，靠想象、靠社会新闻写作的现象比较严重，不去真正参与到社会里。但你在媒体上看到的对现实的报道，和你真正到下面去看到的，还是两回事。人和人之间、故事背后，它有最重要的“生活气息”在里面。你如果纯粹只写一个事件，但不到现场去具体了解，你获得不了它背后的气息。

　　而当作家鼓起勇气走进现实、描写现实的时候，又会面对很多禁区，哪些能写、哪些不能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在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都会考虑到这些要求。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是，我把我知道的、看到的写下来，在我这一关上我力求真实，至于作品能不能出版，那是另一回事。

　　你对这个社会抱着很大的感情，研究社会的走向，对社会的焦虑、社会的忧患，不是嘴说的事情，要真正操那个心。可笑得很，好像在操总理的心一样。你对社会的研究越深，你对社会的发展有越深的焦虑，你对社会前面怎么走有一个超前的预期和把握，那你的作品就不可能出现很多荒唐离谱的笑话。

　　写作时

　　不能有纪律

　　记者：《带灯》里涉及维稳、上访、拦访，可以说是很当下的中国现场。当初怎么想到要选择这么“严重”的切入口来写？

　　贾平凹：《带灯》里牵扯到维稳的事情，是因为改革发展到了目前这个程度，出现了这个现象。我不想纯粹写一个案件。我认识一个乡镇干部，他常常给我发信，把他每天干的事情都详细讲述给我，开什么会，做了什么……我在西安，就把一个乡镇每天的工作，像屏幕一样全部展现出来。后来我去到那个乡镇，他带着我到处看、去听、去感受那种氛围。从这里打开了缺口，有了创作的欲望。作品里，一部分是这个人、这个集体发生的事情，另一部分还是我老家发生的事情。大的是这两方面的素材，形成这个作品，表现的是基层政府的日常生活。

　　当时我有害怕过出版不了，因为“出版是有纪律的”，但“写作是自由的”，纪律是出版社、杂志社来卡，我在写作时不能有纪律。

　　后来给到《收获》和《当代》的编辑，他们表示没问题，因为现在很需要这样的作品，就发表了。没多久后，中央出了个规定，对上访人不能拦截、扣押之类的。我觉得，许多社会危机，全民都在关注，形成一种态势以后，要来解决问题。问题不是能遮蔽、掩饰的。

　　文学作品的功能不是这些功能，但是作品一旦要写到社会，涉及社会问题是不可避免的。文学作品纯粹追求这个不对，但全都剔除掉也不对。应该是遇到什么东西、该写什么，你要能自由地去写。

　　文学解决不了

　　社会危机

　　记者：在文学里，现实是你关切人物的场景，或者现实社会本身就是你的主角？

　　贾平凹：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作家的责任。但这个责任不是说你自己想到的，而是他命中有一种责任。

　　拿我来讲，为什么我就不喜欢写历史上的东西，而是写现在的东西？这或许是小时候我的出身、环境，决定了我关心周围社会发生了什么事情。后面越进入这个领域，越爱琢磨这些事情，中国社会的走向我是关注、关心的。

　　举个例子，邓小平去世前后，我每天早晨起来就害怕今天国家发生什么事情，赶紧看新闻，有一种恐慌。中国比较政治化，任何一个政策都会影响你，比如上学、房子，所以你不得不政治化，这是我觉得中国特有的一个现象。政治直接影响每个人，所以中国人爱关心这个。

　　记者：今天，你觉得文学还能做什么呢？

　　贾平凹：确实是个比较难回答的事情，还挺难比喻，文学起码消失不了吧。

　　它失去了好多原来的功能，媒体发达后，它失去了新闻功能；大家不愿意去看，你在那里讲话也没人听你的，所以也称不上能起教化作用。可以说从某种程度上进入一个，在中国可以作为一个庙堂一样，修行的地方。一部分人觉得要心里安静，或想真正了解这个社会，或者获得一些更深层次的东西时，就跑去看一看文学。文学就好像馆藏一样，已经不出现在街头了，就像庙堂、佛堂或者说茶室一样，可以去坐一坐、静一静，慢慢变成一个很小的一部分。

　　文学解决不了社会危机，没办法给社会开药方，作家只能把这个东西写出来，引起社会的关注。社会关注以后，路该怎么走，危机要怎么解决，由有识之士来解决。

　　任何条件下

　　都可以梦想

　　记者：你还有没实现的梦想？

　　贾平凹：人在任何社会条件下都可以梦想，但梦要做得大，做得圆满，必须有社会环境的配合。要在一个开放的社会里，大家的梦想才能自由发展，才能有做梦的空间、实现梦想的空间。

　　这个时代的中国，在我有限的生命经历中，相对来说是最好的时候。起码大家还在怀着个人的抱负和梦想，不断地实现自己、追求创造。户口并没有把你限制到某一个地方、某一个部门，你愿意干就干，只要有才华就能发挥。

　　如果你在一个软弱、黑暗、不自在的社会环境里，虽然每个人都有梦，但梦都做得很小、很现实，人的胆量很快就会小，活得很卑微，就不会有生命的前途和希望的。

　　记者：你的中国梦是什么？

　　贾平凹：作为一个人来讲，当然希望自己的一生越来越好，故乡越来越好，城市越来越繁华，一切东西都好，人过得很幸福、很安静。谁都不希望灾难、战争。

　　在某种程度上，文学是枪杆子性质的东西，它和整个社会现实还有些摩擦，有些碰撞，会遭遇到不顺。作家和他的作品，都在呼唤人能活得更好一些，社会能更美好一点。在这样的大愿望之下，文学工作有它的特殊性和规律性。 (据《南方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