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光慈与“左联”的生成

　　谈到20世纪30年代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与现代作家的关系，自然第一位的是鲁迅，其次是华汉(阳瀚笙)、茅盾、(沈雁冰)、冯雪峰、沈瑞先(夏衍)、钱杏邨(阿英)等。他们不仅仅是“左联”酝酿筹备过程中的关键成员，而且是其成立后组织运作中的主要骨干人员。将蒋光慈与“左联”联系在一起已经没有人提到了。充其量，会在20世纪20年代末新文学发展中，提及“革命加恋爱”创作现象的由来，一笔带过蒋光慈的功与过。

　　在蒋光慈(1901-1931)短暂生命中，最辉煌的年月是与“左联”的生成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并且与“左联”诞生的思想取向、文学史的转折尤其相关。蒋光慈(又名蒋光赤)出生于安徽霍邱县叶集乡镇，1920年前后开始文学创作，1922年在莫斯科支部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第一部诗集《新梦》和第一部中篇小说《少年漂泊者》先后出版。他在“左联五烈士”被国民党杀害后的1931年8月病逝。蒋光慈一生最完美的“蜜月期”也不过六七年的时间，始终伴随着革命与文学联姻的甜蜜和苦痛。这些岁月既是他革命文学创作的高产期，又是他积极投身革命运动的日子；既是他贫病交加、生命不断与病魔顽强抗争的时期，又是他经历了爱人病故、受错误路线影响而被开除党籍的人生低谷期。与此同时，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正在发生着重大转折，发生了“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转变，经历了从“革命文学”的倡导到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的过程。蒋光慈与“左联”聚散离合的背后有着较为丰富而复杂的精神内涵。

　　1917年只有16岁的蒋光慈走出了贫困的皖西农村。蒋光慈先在皖芜湖中学起就接受了新思想，并且尝试创办进步的刊物，后自费出国经日本到苏俄，入莫斯科东方大学留学，与此时在莫斯科的北京《晨报》特派记者瞿秋白文学趣味相投，结为好友，并从此开始真正踏上了革命与文学双重变奏的革命道路。他1924年回国，也是在瞿秋白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开始倡导革命文学，教书之余参与上海工人、学生运动，在此时期认识了郭沫若。他积极参与后期创造社的活动，积极复刊《创造周刊》，筹划了《创造月刊》出版，又办《洪水》《文化批判》《太阳月刊》《海风周报》等多刊物。1927年前后，他还与孟超、钱杏邨(阿英)、杨邨人等创办了春野书店，酝酿成立了太阳社。左翼文学的兴起，离不开蒋光慈这时期的文学活动和革命文学理论的建设。他先后发表了《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关于革命文学》《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等论文。1929年初，后期创造社与太阳社召开联席会议，蒋光慈到会并做了关于当前文艺运动的发言。此次会议为下半年举行的“左联”筹备小组会议做了一定的准备。这年冬天，“左联”筹备小组会上蒋光慈介绍了苏联“拉普”纲领和组织情况。1930年3月2日“左联”成立会上蒋光慈被推选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蒋光慈主编的《拓荒者》也被常委会定为“左联”的机关刊物之一。蒋光慈与“左联”的关系，应该与茅盾、郭沫若、冯雪峰、夏衍、丁玲等革命作家进入“左联”不无相同。蒋光慈成为“左联”生长中的一名重要的革命先驱者不应该被遗忘。他与“左联”之间的关系也十分复杂：

　　首先，蒋光慈与“左联”气质相投。集文学家与革命者于一身的蒋光慈，本质上是一个浪漫主义者，而“浪漫”构成了“左联”生成的重要生命元素，也是一场左翼革命文学运动的精神资源。当年创造社的元老郭沫若与蒋光慈一起倡导革命文学，他是这样评价蒋光慈的：“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直接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个来革命呢？’”“‘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光慈的确是这样的一种人。”自然，不仅仅蒋光慈有如此精神气质。殷夫、胡也频、柔石、冯铿等“左联五烈士”1931年为革命牺牲时均不到30岁，最小的殷夫只有20岁。创造社的郑伯奇在回忆“左联五烈士”时，也有相同的表述：“左联五烈士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胡也频烈士，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他满腔热情地叙说着自己的经历……柔石烈士为人严肃持重，沉默寡言，但内心热烈、态度认真”。就是“左联”的一些重要的领导者瞿秋白、冯雪峰、丁玲等左翼作家身上何尝不是都具备着这种“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的浪漫精神气息呢。正是一大批充满着革命浪漫主义激情和理想的左翼革命者和文学家，自觉而满腔热情地投身革命，汇聚了“左联”的精神源流，而蒋光慈是最早最直接坦言自己是“浪漫派”的左翼革命家。他说，“我的年龄还轻，我的作品当然幼稚，但是，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这是1924年蒋光慈《新梦》诗集的自序。“太阳是我们的希望，太阳是我们的象征……让我们在太阳的光辉下，高张着胜利的歌喉。”这样热情的呼唤，是1928年蒋光慈为《太阳月刊》创刊写下的“卷头语”。“我是中国人，我的命运已经把我与我的行踪注定了。”“我应当归去，虽然我的祖国是那般地不好。”“我总是深深地相信着，光明的神终有降临的一日。”1929年蒋光慈由苏联抱病回国又如是说。正是以此浪漫的激情和理想，蒋光慈全身心地投入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初期建设，共同参与和筹划了“左联”诞生的全过程。

　　其次，政治与文学的冲突。蒋光慈与“左联”的冲突和矛盾，反映了一个特殊年代文学团体与政治的抵牾。“左联”成立前后的这段时间，蒋光慈特点是，一方面他作为积极宣传革命新文学运动的上海大学教师，革命文学团体太阳社的中坚组织者，党的上海闸北街道第三支部的成员，联络后期创造社、南国剧社，筹备成立“左联”，以及“左联”成立后的刊物编务和各种其他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据他的妻子吴似鸿后来回忆，那时“光慈在白天的工作，除了阅读，就是写稿”，“光慈在写作时，喜欢独自一个。如有人在他身边，他就写不出来，他马上把稿件藏进抽屉。”而郭沫若对他的印象是“光慈有一种奇廦。凡是见过他的原稿的人总会注意到它是被写得异常整齐，一个字的添改剜补也没有”。“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却是很少见的”，“他的为人直率、平坦，不假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严格地说时，光慈的笔调委实太散漫了一点。” 与此同时作家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左翼革命运动到了最为紧要的关头，阶级的斗争和党内的矛盾日益激烈，革命情势的逼迫，需要无产阶级的联盟，统一思想，放弃任何自我的得失。“左联”带着一种特殊的历史使命应运而生。对1930年前后党内出现“左”倾错误路线的思想和政策，蒋光慈表现出极大的反感，即革命队伍中流行“从事文学活动不是革命”的认识，过分看重游行集会、撒传单等政治活动的倾向的反感。蒋光慈对其妻吴似鸿说“既然说我的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这一情绪带来的结果是，1930年10月20日，上海的共产党地下刊物《红旗日报》登出一条新闻：称“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遂开始动摇。”“今蒋光赤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为肃清党内投机取巧动摇的起见，健全党内的组织起见，遂开会决议开除其党籍：业经江苏省委批准。”从客观上了解，因长期的工作和写作的劳累，此时蒋光慈身体健康状况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他先是有胃病，后又患上了肠结核，到1931年再查出肺部结核已进入了第二期。他不得不需要休养。1930年3月 “左联”在上海的成立大会，蒋光慈正是因病未能出席。

　　蒋光慈对革命运动爱恨交加。他受到党内开除处分给出的理由，是他在革命高潮时的动摇，小资产阶级的浪漫，组织纪律的涣散，和文学创作中表现出“严重问题”。按照当年冯乃超所说，“左联”是在20世纪3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残酷斗争中杀出一条血路而生成。其意义是“中国以至国际革命之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斗争的组织化”，“中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之深化”。显然，欲强加于蒋光慈身上的“动摇”、“浪漫”、“涣散”，虽有特殊年代的政治语境，但多有不实之词。蒋光慈文学创作的“严重问题”之定量，多少更能够折射出“左联”在政治与文学中两难的生成困境。其一，蒋光慈无论《新梦》《哀中国》等的革命诗歌，还是《少年漂泊者》《鸭绿江上》《短裤党》《咆哮的土地》等小说创作，都不无典型地代表了早期革命文学的实绩。钱杏邨是这样评价的：《新梦》“这一部诗集在当时的产生不亚于送出了‘世界革命’的信号，使左倾青年能以把握得一条光明的出路。”而小说《少年漂泊者》“可以说是普罗文学的萌芽时代的一部实录，‘革命时代的前茅’。”正是通过蒋光慈的这些创作标志了中国左翼文学在世界革命中的“复兴”，中国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崛起。这何尝不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之目标呢！其二，蒋光慈的《野祭》《菊芬》《丽莎的哀怨》《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小说创作，一方面被“左联”党组说成“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出卖小说，每月收入甚丰，生活完全资产阶级化”，一方面这些作品一度畅销，有一批新文学作家积极的效仿，对革命文学创作实践具有积极的探索性。显然，面对“革命加恋爱”蒋光慈式的文学创作及其广泛的社会影响，当左翼革命文学刚刚兴起尚未有可供参考的样式，当作者自己也还处于革命文学迷茫困惑时，曾借助小说主人公的口发问：“继续从事文学工作呢，还是将笔丢下去拿起枪来？现在只有枪弹可以解决一切的问题，我还写什么小说干吗呢？”(《菊芬》)而“左联”以党的话语迅速对文学做出上述政治化的判定，是针对严酷的政治斗争现实之权宜呢，还是“左联”与文学家之间的无奈之举呢？

　　从以上分析得出结论，第一，20世纪30年代诞生的“左联”既是文学与革命结合的产物，又是一批热血青年探索人生“精神热恋”的归宿。蒋光慈作为早期革命文学运动的先驱者，他身上许多个人的独特人生经验，提供了“左联”生成过程中最生动最鲜活的精神元素。第二，蒋光慈退出“左联”既是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又是文学组织社会化的必然。1931年蒋光慈被“左联”党组织开除，不是有一个孤立的现象，也不能简单归咎于党的极左错误路线。作为党内领导的革命家文学家瞿秋白也同时受到排挤，“左联”内被通报开除的也有郁达夫、周全平、叶灵凤、周毓英等。他们被开除的缘由是“左联”面对残酷斗争必须保持高度统一和整饬纪律。第三，蒋光慈与独创了“左联”调和文学与政治矛盾的“革命加恋爱”的创作模式。蒋光慈“革命加恋爱”创作内容，或多或少是其人生和生活的缩影。但是，这些作品的最大价值在于，形象地揭示了一个特殊时代中人的人性真实和对其其人生、命运的自我。蒋光慈文学创作中某些简单、粗糙，甚至幼稚的描写和记述，如同“左联”组织化过程中的某些二元对立革命简单化处理一样，都蕴含着合理与不合理的多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