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左翼作家的革命书写

“左联”刊物《萌芽》

　　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中，“革命”一词在不同的语境里有不同的含义。它既指政权更迭，建立民族国家的一种诉求，也指在思想文化领域里除旧布新、在生活方式及处世观念中的现代需求。有时候也窄化为对生命、肉体的消灭的本土原始含义。早期左翼作家笔下的革命有多重含义，但有一点是共通的，即革命的目标都是指向更为美好的未来，指向更为合理的发展，指向更为人性的生活。总而言之，革命所要达到的是一种先进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时间维度上，它隐含了越来越好的现代性的线型发展观念。

　　革命：摧毁万恶旧世界、跃向光明美好之未来世界的惟一途径

　　在现代历史时期，革命话语翻天覆地遍布中国大地，革命思想及行为从星星之火导向燎原之势，归根到底还是由于革命作为现代性话语给予人们“生活更加美好”的诱惑。像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中所说的“现代革命的倾向，就是要打破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社会制度，而创造一个比较光明的，平等的，以集体为中心的社会制度”。革命话语所允诺的未来生活是一种现代文明社会里拥有的生活，是在中国开天辟地与传统迥然不同的现代生活，对全新生活的想象激发着民众的革命热情，这种热情使革命的浪潮居高不下。

　　革命既然是以建构美好合理的社会为标的，那么革命最为合法性的依据是目前社会的不合理及诸多缺陷。蒋光慈的作品中多次表达过贫富悬殊的不公正社会所给予无产者心理上的刺激，从中印证革命的合法性依据。如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曼英所感觉到的社会是“可怕的罗网”，是“狰狞的恶意”，引起她产生报复社会之心理的正是难以逾越的两极分化的社会现实：这个世界是属于“无愁无虑的西装少年，花花公子”，以及“艳装冶服的少奶奶，太太和小姐”，和“翩翩的大腹贾”、“坐在汽车中的傲然的帝国主义者”的，而她及“其余的穷苦的人们没有份”。所以她想到，“如果有一颗巨弹！如果有一把烈火！毁灭掉，一齐都毁灭掉，落得一个痛痛快快的同归于尽……”

　　蒋光慈在小说中指明，这种两极分化归因于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作者通过曼英对一个有为青年李士毅的感受来说明这一点：“李士毅给了她一个巨大的刺激，使得她即刻就要将这个不公道的，黑暗的，残酷的世界毁灭掉。他，李士毅，无论在何方面都是一个很好的青年，而且他是一个极忠勇的为人类自由而奋斗的战士。但是他现在这般地受着社会的虐待，忍受着饥寒……同时，那些翩翩的大腹贾，那些丰衣足食的少爷公子，那些拥有福利的人们……有的已经穿上轻暖的狐裘了……”有为青年受饥挨饿，而庸众咨情享乐。这确实是一个没有公道和正义的社会。毁灭这样的社会建立一个公正合法的社会符合多数人的意愿，而必须通过革命，才能达到这样的意愿。蒋光慈的诗作《我背着手儿在大马路上慢踱》中写到，上海的街头满是“这富丽繁华的商店，这高大的洋房，/这脂粉的香味，这花红柳绿的衣裳，/这外国人的气昂昂，这红头阿三的哭丧棒，/这应有尽有无色不备的怪现象……”，而人们的心灵极其空洞：“这是些行走的死尸，污秽的皮囊，/这是些沉沦的蚂蚁，糊里糊涂地扰攘，/这是些无灵魂的蠕动，浑沌的惨象……”正是面对这种景象，诗人引发了砸碎这个上海旧世界的愿望：“倘若我是一个巨大的霹雳，/那末我将震醒他们的梦寐；/再不然倘若我是一把烈火，/我也可以烧尽一切不洁的东西。”作品重点批判的是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导致的中国社会的畸形。不进行革命斗争，不仅普通的中国民众无法立足，中华民族也岌岌可危。革命的必要性由此得以突显。

　　不合理、不公平的社会现实以及在殖民侵略背景下中国民众丧失灵魂及尊严的生存是进行革命的最合法理由。在左翼作家笔下，反复书写着这样的主题。

　　革命：作为罗曼谛克之想象

　　在左翼作家的笔下，有关革命的合法性依据有诸多类型，社会的腐败和不公，统治者的镇压与残暴，等等，一切的不合理都成为揭杆革命、奋起而立新世界、新国家的理由。然而审视早期左翼作家有关革命的书写，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作家们热衷的主要是革命生活中蕴藏着的激情，与革命有关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在他们的书写热情之内。怎样实施革命的计划，以及如何建立合理的政权组织形式，都不在这些作家的关心范围之内。作家所关心的，是在革命中体味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他们醉心于一种生命的激情，陶醉于一种革命的罗曼谛克……总之，对新生活的向往成了革命者对于革命热衷的最合法理由。

　　鲁迅在《革命文学》中曾说：“革命家风起云涌的所在，其实是并没有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在革命期间，大家都忙于从事革命活动，无暇顾及文学。以蒋光慈为代表的革命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成为潮流是在1928年，正值革命陷入低潮之际。这正印证了鲁迅的话：正是因为革命陷入低潮，才有革命作家的风起云涌。从这一方面来看，革命文学在某种程度上记录的并非完全是革命的历程，而是包含着对革命的想象成分。茅盾在《关于“创作”》中，曾指出蒋光慈的作品中有非现实性的因素：“作品中人物的转变，在蒋光慈笔下每每好像睡在床上翻一个身，又好像是凭空掉下一个‘革命’来到人物的身上……总之，我们看了蒋光慈的作品，总觉得其来源不是‘革命生活的实感’，而是想象。”

　　可以说，早期左翼革命书写中所表达的，更多的确实是一种对新生活的想象。但并非因其是对革命新生活的想象就没有其价值意义。蒋光慈认为，文学应该记载社会的一种情绪：“文学家是代表社会的情绪的(我始终是这样的主张)，并且文学家负有鼓动社会的情绪之职任。”而这种情绪的记载也有其重大意义：“我们听见了文学家的高呼狂喊，可以证明社会的情绪不是死的，并且有奋兴的希望。”(蒋光慈：《现代中国社会与革命文学》)确实，革命，首先是一种情绪的鼓动及宣扬，正如战场上对士兵士气的鼓动与激发一样，革命书写中情绪的宣扬是吸引更多的人投入到革命战争中去从而获取胜利的最有效的方式。蒋光慈的小说大受欢迎，也说明了其小说中那种奋激的昂扬的情绪应合了时代潮流。

　　不只是蒋光慈，被誉为现实主义作家的茅盾在最初写革命三部曲《蚀》的小说创作中，也并非按照客观现实来描写都市生活，而是更多地放进了自己的感情、自身的生活体验在里面。据陈建华的分析，茅盾最初的作品中，一些女性成为他写小说的起因，与什么主义，革命或小说写法并没有直接关系。而“最有关系的是作者的一腔情怀，一段追忆，一个感性或性感的世界，其中充满激情与狂想”。在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为什么残酷的革命会引发作家们浪漫的激情与狂想？

　　其中最主要原因，是革命的现代性话语给予人们未来生活“更加美好”的允诺。正是革命宣传话语中对革命胜利后的醉人图景的描绘，激发了民众追随革命的无限热望，激起革命者砸碎、摧毁现有一切的蓬勃野性和内心深处的生命激情。这一切归根到底都是源于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想象。需要指出的一点是，20世纪初如火如荼燃烧着的革命思想的涌起也和其时盛行的进化论思想有密切关联。进化论遵循的是一种线型发展的历史观和时间观。进化论认为，地球及其生活于其上的动植物，其发生、发展、演变是一个不断地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这样的过程是无限、无止境地向未来延伸着的。这就使将来具有了永远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将来必定是更美好的、更有价值乃至更具有神圣性的。阳翰笙曾指出革命的罗曼谛克的特征：“只主观的把现实的残酷斗争理想化，神秘化，高尚化，以至于罗曼谛克化。”这句话不仅指出革命小说存在的想象成分，而且暗示出了书写者所受的进化论思想的鼓动，相信革命是一个螺旋式的上升过程，经过多次的挫折，最终的结果必定是光明的。正是进化论给了革命者以充分的自信，使得他们以一种昂扬的情绪、必胜的信心投身于社会革命中。

　　革命：一种激情生活方式的寻求

　　在蒋光慈那里，被想象的革命是一种美妙的东西，正如他在《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中所慨叹的：“好的艺术家都曾知道，仅仅只有美妙的东西才值得想象。试问什么东西比革命再美好些的？”他把革命美化为诗，美化为艺术：“革命就是艺术，真正的诗人不能不感觉得自己与革命具有共同点。诗人——罗曼谛克更要比其他诗人能领略革命些！”主要原因即是革命中所蕴藏着的无边的激情，革命行动中那种鲜活的、触动神经的生活，以及革命生活中那种悖于常规的、无限的多种可能性的生活方式，还有革命的未来所给予人的锦绣前程的想象。所以蒋光慈欢呼：“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革命的作家幸福呵！革命给与他们多少材料！革命给与他们多少罗曼谛克！他们有对象描写，有兴趣创造，有机会想象。”

　　由此可见，蒋光慈热衷的主要是革命生活中蕴藏着的激情，与革命有关的权力、政权、后果并不真正为他注重，正如他所坦言的：“革命的诗人爱的是‘革命的心灵’，‘而非革命的理性和计划’。”“他在革命中看见了电光雪浪，他爱革命永远地送来意外的，新的事物。”(蒋光慈《十月革命与俄罗斯文学》)蒋光慈所需要的，就是革命生活中那种脱离平庸停滞的日常生活的丰富体验，是一种动荡不宁的求新求变精神。别尔嘉耶夫在论述革命的意义的时候，肯定的也是革命给予人类的丰富体验：“革命是伟大的体验，这个体验既使人贫乏，也丰富人。贫穷的自身就是一种丰富。……在革命中，新的平民阶层总是被赋予发挥历史积极性的机会，束缚能量的枷锁被拆除。……新人的出现是新的精神的诞生。”(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

　　革命最具有诱惑力的地方正是革命所给予人们生命的丰富，所给予民众的那种生命激情。这种激情对处于新旧交替时期的中国人来说尤其重要。中国人历经了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禁锢压制，已经被模塑为没有自我生命意识及感觉的动物。父权森严的家族制使家族中人必须在设定好了的“角色”规范里生活，久而久之失去其原始本性，沦为角色的奴隶，异化为没有自身情感的活动的家具。生命就在这种循规蹈矩、一成不变死水一般的生活中磨蚀掉，没有思想，更无从奢谈生命激情。“五四”个性解放唤醒了一批青年，这些人不甘心自己的生命热力在封建家族中消殒，于是离家出走，外出寻求属于自己所有的个性与自由，寻求自己所渴望的现代生活方式。蒋光慈的小说深受欢迎，也是因为其反映了新旧交替时代人们对新生活激情渴望的一种情绪。而革命者进行革命，也是受激情生活的驱使。茅盾小说《幻灭》中，写到静女士在医院当看护妇时遇到一个姓强名猛的军官，说自己是“因为厌倦了周围的平凡，才做了革命党，才进了军队”。这个军官坦言，他到战场上去打仗不是为了什么神圣的口号，甚至也不是为了胜负，而单纯就是为了“强烈的刺激”：“别人冠冕堂皇说是为什么为什么而战，我老老实实对你说，我喜欢打仗，不为别的，单为了自己要求强烈的刺激！打胜打败，于我倒不相干！”他认为人生最强烈的刺激就是在战场上，所以战场对于他的引诱力，比什么都强烈。因为“战场能把人生的经验缩短。希望，鼓舞，愤怒，破坏，牺牲——一切经验，你须得活半世去尝到的，在战场上，几小时内就全有了。”他喜欢战场的未来主义特征：“强烈的刺激，破坏，变化，疯狂似的杀 ，威力的崇拜，一应俱全。”所以他呼叫“……呵，刺激，强烈的刺激！和战场生活比较，后方的生活简直是麻木的，死的。”

　　在这位军官眼中，刺激的生活才是真的生活，才是“活”的生活。而在《追求》中，茅盾重笔泼墨描画的，也是一位不甘心于平淡生活、处处求新奇、期望在革命中寻求激情生活的青年——章秋柳。章秋柳也“觉得短时期的热烈的生活实在比长时间的平凡的生活有意义得多”，她的生存哲学即是“不要平凡”！为了追求刺激的生活，她“甚至于想到地狱里，到血泊中”。在章秋柳这里，热烈的、刺激地生活着才有生命的意义。这样的生活是符合人性的，所以是“道德的”，“合理的”，表达了对一种有活力的激情生活的推崇。对革命中富有刺激的生活的追求，源于对现实麻木呆滞的日常生活的厌倦。可以理解，最初的革命小说为什么总是把革命和恋爱联系在一起了，因为发自内心的全身心投入的恋爱，就是一种身心感官全然陶醉的激情，是生命之原动力。

　　现代历史时期，早期左翼作家如此热情地宣扬及响应革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他们对民族发展的渴望，对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强盛民族国家的期望。这既是左翼作家们忧国忧民、以救助天下为己任之情怀展露，同时也反映出他们不甘平凡、渴望建功立业、有一番作为的生命价值观。革命情绪在中国得以从星星之火形成燎原之势，也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中国人对一种激情而有挑战性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借此可见中国人内心深处蕴藏着的生命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