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述卓文学仍是时代支点

蒋述卓

　　文艺批评家，学者。暨南大学党委书记、副校长，文艺学专业博士生导师。广东省文艺批评家协会主席，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学术上提倡将文学放到文化背景中去观照与研究，并倡导文学批评的第三种批评——文化诗学批评。在古代文论研究方面有较独到的贡献。著有《宗教艺术论》《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诗词小札》等著作。

　　文学本身对公众的重要性在减弱

　　记者：现在图书出版的数量和任何时代相比都是巨大的，但为什么给人的感觉反而是文学不见了？

　　蒋述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处于中心地位，到21世纪以后则逐渐被边缘化。我认为这种边缘化是正常的。以前文学比较贴近政治，像伤痕小说、寻根文学。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对文学的关注度降低了。进入21世纪，尽管文学艺术也很发达，但是人们的关注点和过去不一样。文学对公众的重要性在减弱，于是出现了文学逐渐向边缘低谷转移的趋势。

　　记者：很多年轻人热衷于网络文学，您认为这属于文学范畴吗？

　　蒋述卓：21世纪以后文学领域最发达的就是网络文学，但网络文学最好的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那几年，后来走向类型文学，比如悬疑、穿越、盗墓，它的问题在于很容易导致跟风，作者、读者都去追。这些作品影响着老百姓的阅读。现在的网络文学一部分也在与主流价值观贴近，包括穿越小说，很多主题都是在谈治国的问题，有些用草根的方式去说历史，像《明朝那些事儿》，大家也能接受。

　　对于网络文学，我们的文学批评也是跟不上的。主观原因是批评家放不下身段，还在用传统眼光去看新兴的文学现象；客观原因是批评家把握不住网络创作群体的海量文字，阅读量太大了，顾不过来，所以导致文学批评和创作脱节，批评界失语。不过，现在我们也开始关注网络作家了，广东省创办了《网络文学评论》杂志，一年两期，专门研究网络文学。我们呼吁批评家更多地关注当下的文化现象，不管是传统的还是新锐的，都应该给予及时的批评与对话。

　　记者：您近期比较关注哪些作家？

　　蒋述卓：最近这几年我比较关注中国在海外的华人作家，比如电影《唐山大地震》原著《余震》的作者张翎，写《金陵十三钗》《陆犯焉识》的严歌苓。《余震》关注的是灾难之后人性的平复和创伤的愈合，冯小刚最后讲的也是这样，《唐山大地震》不是灾难片，而是从人性角度切入，从文化价值的角度去衡量。我主张要从文化角度去研究文学，作品中应该有文化立意，文化价值。

　　记者：余华现在应该算是畅销书作家，为什么他的书比同时代的作家都要畅销？

　　蒋述卓：我觉得余华的作品从《活着》开始已经有了一种深刻的社会批判与反思意识，他的新作《第七天》也保持了这个传统。他不使用太多的隐喻，但注重对人性的挖掘，思想性比较深刻。他早期作品奠定了他的地位，后期作品也保证了他在同一个水准上甚至略有提升。苏童、叶兆言等作家在这样一个层面上与余华相比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余华与贾平凹的切入角度也不一样。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余华也是诺贝尔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我相信如果余华坚持他这样的创作道路，坚持他的写作手法，形成更强烈的个人色彩和个性特征，也许他会是中国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文学的存在方式发生了变化

　　记者：越简单的作品其实是越不简单的。

　　蒋述卓：流行的文艺实际上影响是最大的。就像最早的《渴望》，讲好人一生平安，还是王朔编剧的。还有刘恒的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也非常贴近老百姓。包括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方方、池莉的新写实小说，对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哲学的呈现，对平民的描写都是很细致入微的，写出了他们真实的心态。这些作品对大家是有警醒的，在那种平民化的叙述当中更容易体现一种价值引导，跟主流价值观一点也没违背。包括现在的电视剧，比如《媳妇的美好时代》体现出来的道德伦理，哪怕讲的是家长里短，但主题跟主流价值观一定没有违背。

　　记者：过去一些很优秀的作家似乎也写不出太好的新作了，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蒋述卓：我们目前的文化生态是不平衡的，文学的生态也是不平衡的。包括我们一些资深作家，在21世纪以后出来的好作品也不多。莫言的作品大多还是在21世纪以前，陈忠实的《白鹿原》也是以前写的，贾平凹最近写了一部《带灯》，算是好的，但也没有太多轰动。我写过一本书叫《传媒时代的文学存在方式》，探讨文学的存在方式在21世纪之后开始变化。不要只关注传统文学，文学已经在多媒体时代幻化成了多种方式，进入到日常生活。比如广告文学，“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就是极有文学艺术性的广告，文学性渗透到广告里，这在过去是没有的。流行歌曲本身也有文学性，比如方文山、林夕的歌词，包括汪峰的《怒放的生命》《飞得更高》，都很励志。还有微电影，微电影现在的创作速度很快，它更需要文学的支撑。

　　记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文学的力量并未削弱，文学仍是这时代一个主要的支撑点？

　　蒋述卓：是的。现在我们的文化产业在积极发展，我一直认为文化产业的核心是文学艺术。包括影视剧、话剧、戏剧、相声、广告在内，文学还是重要的基础，只不过体现的文字形式不一样。文学还是脱离不开时代和生活的。曾经有一段时间有人说文学要死亡了，其实质是在传统意义上来讲。只要有人类的精神存在，文学就不可能消失，也不可能终结。所以，在所有的文化创意领域里，文学始终处于基础地位，也是主要的支柱地位。

　　摇滚被商业收编

　　记者：有一些文学性比较强的电影，结果却无人喝彩。比如《1942》就是一个例子，和《泰囧》相比票房是失败的。

　　蒋述卓：徐峥的《泰囧》没有更多的穿透力，但是老百姓喜欢。大家看《1942》会引起很多思考，但是冯小刚却提出想退休，因为电影玩得再深沉，人家不看，对于优秀的导演是悲哀的。冯小刚从日常生活切入，逐渐通过幽默、反讽来解构现代生活，他对文学是有贡献的。对电影界来讲，张艺谋、王家卫、冯小刚都是好导演。张艺谋以前的电影相当不错，他是唯美主义者，他的电影色彩、画面都非常好，思想内容也非常深刻。但他一旦脱离好的编剧之后就不会说故事了，比如《英雄》，故事不能打动人。《金陵十三钗》毕竟有好的脚本。

　　记者：像您刚才说的音乐是文学的另一种幻化，但现在以汪峰为代表的摇滚乐也是商业性的。

　　蒋述卓：中国的摇滚乐借用了摇滚的名义，最后变成了商业性的东西。摇滚乐在西方最早是和社会对抗的，应该说崔健跟主流意识形态是有距离的，具有西方的摇滚精神。那个时期中国的摇滚乐在一定意识形态下得不到鼓励，没有太多的自由度，而到汪峰这个阶段就成了主流。汪峰的选择是他的生存之道，他得到了商业的成功，不需要再做那种对抗。他其实是被商业收编了，商业社会需要他。在这个社会里你抵抗性很强的话可能就无法生存，所以汪峰寻找到一条好的路。青年人更需要汪峰这种励志摇滚，太多的痛苦他们未必会喜欢。很多人批评汪峰丧失了摇滚精神，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中国的摇滚有中国的特点，变成一种全民嬉戏，在政治上的意义消失了，跟西方的摇滚乐是完全不同的。崔健有他的历史地位，汪峰也有他的价值，不能放到同一个层面去比较。不过，汪峰在一定程度上跟主流意识还是有一点距离的，比如《春天里》唱的“老无所依”，其实很有种悲凉感，他是很温和地对社会做出抵抗。

　　记者：为什么崔健的摇滚成不了流行？

　　蒋述卓：因为后来他歌里的那种抵抗已经没有意义了，《红旗下的蛋》反思的是以前的时代，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21世纪以后老百姓已经不需要了。周云蓬的民谣对社会是有一定抵抗意义的，但没有形成潮流。“凤凰传奇”虽然是农牧时代的摇滚，但是大众需要，老头、老太太在广场跳舞的时候拿这个做伴奏带，变成了全民摇滚，不需要太多思考。但这只能是一种狂欢精神，是一种嬉戏，是一种非常复杂的文化现象，而这个现象是我们需要去批评的。

　　记者：汪峰的摇滚也符合亚文化的定义——最初和社会对立，后来被社会收编。

　　蒋述卓：西方亚文化主要是分析工人阶级下一代的文化现象，比如朋克、光头党、摩托男孩。中国这种亚文化表现的形态跟西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没有朋克族，有些人可能有朋克的头发但是他没有朋克的精神。我们国家还没有进入到后工业时代，而是处于工业化中后期，我们还没有像西方那样的精神支柱。我们的亚文化在很多程度上是变异的，比如北漂族并没有形成亚文化，农民工也没有形成亚文化，“旭日阳刚”只不过借用中产的、摇滚的东西来表达他们的情绪。

　　娱乐节目也要体现主流价值观

　　记者：实际上流行文艺也是可以反映主流价值观的。

　　蒋述卓：流行文艺是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这两者之间是不脱节的，但在中国流行文艺与主流价值观有点脱节，没有很好地融合。大众文化跟精英文化在某种程度上存在一定的鸿沟，尽管我们现在尽量在抹平这个界限，比如春晚就是在雅俗之间进行融合。主流价值观不是悬在空中的口号，必须落实在作品中，体现在作家、艺术家作品的述说中。我认为主流价值观与流行文艺要共荣共振。能够共同携手的是流行歌曲，流行歌曲是最容易拥抱主流价值观的。歌唱祖国的流行歌曲跟主流价值观没有什么区别，从最早电视剧《霍元甲》的《万里长城永不倒》，到后来的《好大一棵树》，都是流行歌曲，基本跟主流价值观在一个层面互相融合，也包括汪峰的摇滚。当然，像《香水有毒》这种歌曲的价值观肯定不是主流的。

　　记者：其实我们在《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等娱乐节目里也可以感受到正能量，但现在又总是会有限娱令，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蒋述卓：电视里娱乐节目越来越多，我们已经进入了视觉时代，大家不愿意再看纸质的书，包括莫言获得诺贝尔奖以后，他的小说也只是热了那么几个月。因为娱乐节目吸引眼球，观众也不需要太多的思考。就像美国学者尼尔·波兹曼写的《娱乐至死》指出的，整个社会除了娱乐业没有其他行业了，我们国家虽然没有完全达到美国那样娱乐主宰一切的程度，但也接近了。我们现在文化生态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朝着娱乐的方向发展，每个电视台都有一档甚至几档娱乐节目。现在我们在娱乐节目里陷得太深，限娱令加强，就是想在文化生态上进行调解。黄金时段全是娱乐节目的话，民众的精神是会产生偏向的。限娱令是政府在调解，西方广播电视部门也是要做政策调剂的，美国电影的分级本身就是由他们的主管部门来做的，实际上就是一种限制。我是赞同限娱令的，至于具体内容的合理与不合理可以商榷。我们的电视台太多了，互相之间重复播放，有点乱象，所以要加以调整和管理。

　　我们应该说在管理上还没有到位。BBC新闻台不能传播商业性的东西，也不允许有广告，但是我们现在没分清楚，中央台一套也有广告，按理说中国的新闻台黄金时段也不能有广告，我们现在是混在一起的。

　　记者：电视剧、娱乐节目也要去体现主流价值观吗？

　　蒋述卓：前不久陶东风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评价电视剧《大长今》比《甄嬛传》的价值观更正确，他说《大长今》是鼓励人类的进取之心，宽容之心；但《甄嬛传》在不断地比坏的心眼，谁更坏谁才更有成就感，那么这种价值观对社会伦理是有损害的。我认为陶东风作为文艺批评家是到位的。这篇文章恰恰显示了我们文艺批评家在价值观上的引导。以前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不敢讲价值观，其实无论如何我们也脱离不了价值观。当然体现主流价值观的作品也要放下身段、放低姿态，以平民的方式去接近大众，要变成大众趋势，为大众所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