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公共图书馆百年行踪 鲁迅曾起独特作用

　　我国古代藏书历史悠久，早在殷商时代，就有了收藏甲骨典籍的处所，汉代皇家已有了藏书阁和掌管藏书的官吏，春秋时期已有相当规模的私人藏书出现。藏书楼是我国古代收藏和阅览图书用的建筑，不仅收藏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是传播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上功不可没。

　　古代藏书楼又不同于近代图书馆，前者重在收藏而不重应用，且只为少数人所有，不向社会开放，因而有很大的局限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林则徐的《四洲志》、魏源的《海国图志》等向国人最早介绍了西方的图书馆。在以后的维新变法中，维新派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方案，并把建学会、开办图书馆等作为一项重要措施。“戊戌变法”虽被扼杀，但新思潮已不可阻挡，清政府也不得不推行“新政”，采取一些改良措施。

　　宣统元年(1909年)执掌学部的清廷重臣张之洞奏请设立京师图书馆，同年9月9日，清廷准学部之奏，筹建京师图书馆，它标志着中国第一座国立公共图书馆的诞生，至今已走过整整百年历程。

　　图书馆是我最喜爱的地方，无论是文津街前的原北京图书馆，还是紫竹院旁的国家图书馆，无论是国子监中的首都图书馆老馆，还是华威桥畔的首都图书馆新馆，都常常令我流连忘返。在北京近代公共图书馆诞生百年之际，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浓厚的兴趣，查找资料，实地探访，力图梳理出北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轨迹。

　　从广化寺到文津街　艰辛创业的北京图书馆前世

　　后海现在是时尚的地方，但你知道吗，京师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北京图书馆、现在国家图书馆的前身，最初馆址是选在后海边上的广化寺。

　　广化寺在后海北岸鸦儿胡同，创建于元代，临湖而建，高大的山门就在湖岸边，当时被称为京城八刹之一。元代以后湖面逐渐变小，寺前形成胡同，“鸦儿”可能就是“沿儿”的转音。广化寺明清时香火一直不断，明万历、清咸丰年间多次修葺，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曾重建。

　　1908年，张之洞购得湖州姚氏和扬州徐氏的私人藏书抵京，即存放于广化寺内。京师图书馆筹建后，又将清廷内阁大库的藏书、翰林院残存的《永乐大典》、敦煌石室唐人写经8000卷等调入，共有各类珍贵文献、善本等约10万册。辛亥革命后，京师图书馆由北京政府教育部接管，1912年8月27日正式开馆接待读者。

　　广化寺馆舍狭窄潮湿，不宜存放图书。当时这里交通不便，来馆阅览者不多。1913年10月便停止接待读者，筹划馆址搬迁。经多方考察，教育部议定新址设于原国子监南学旧址。

　　国子监在安定门内国子监街路北。清雍正年间，在方家胡同东段路北，为监生们修建宿舍和教学用房共计190余间，因在国子监以南，称南学。迁入“南学”后，京师图书馆条件有所改善，于1917年1月26日再次开馆，正式接待读者。1916年内务部规定，凡经内务部立案的出版物，均须送京师图书馆一份收藏，标志着京师图书馆开始履行国家图书馆的职能。

　　1928年，民国政府定都南京，北京改称北平，馆舍更名国立北平图书馆，再次搬迁至中南海居仁堂。居仁堂原名海晏堂，是慈禧时仿长春园中海晏堂所建，是一组仿西洋楼式的建筑群，专为接待宴请外国女宾之用。辛亥革命后，袁世凯将其改名居仁堂，并在殿内接受百官朝贺，做登基准备。后冯国璋、曹锟等执政时都曾在此居住办公。1928年后，中南海改为公园，对公众开放，居仁堂成为图书馆的新馆址。1929年1月10日举行新馆开馆典礼。

　　当时在北海公园内还有一所北平北海图书馆，是由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创办的。这个基金会是专门保管和处置美国第二次退还庚子赔款的机构，资金比较充裕。京师图书馆与北平北海图书馆于1925年曾商定两馆合并，并筹划建新馆，但一直未能实现。1929年南京教育部再次提议两馆合并。同年6月，教育部与基金会合组国立北平图书馆委员会，聘请马叙伦、陈垣、傅斯年等为委员，推荐蔡元培为正馆长，袁同礼为副馆长，由教育部加以聘任。

　　两馆合并后，新馆址选在北海公园西侧。这里曾是明代玉熙宫，清代御马圈旧址。新馆设计方案经竞标评选，丹麦设计师莫律兰的方案中选。这个方案的独特之处是建筑结构是钢筋水泥，内部设施十分先进，堪称当时的国际水准，但建筑外形却是仿中国古典建筑。重檐庑殿式，绿琉璃瓦顶，汉白玉须弥座，整座建筑群典雅庄重，浑厚古朴，与周围环境十分协调，是当时我国规模最大、设施最先进的图书馆。1931年6月25日举行新馆落成典礼，蔡元培参加并致辞，7月1日正式开馆。

　　图书馆前的街道原本没有名称，只是西安门大街的一部分。图书馆建成后，因移存文津阁的《四库全书》而得名文津街。

　　文津阁中的《四库全书》是七部《四库全书》中保存最为完整的一部，在文津楼中，仍是原架、原函、原书完整地存放着。文津阁《四库全书》共36304册，分装在6144个书函中，整齐有序地摆放在当年高大的128个书架上。夹板、丝带、铜环一如当年。翻开书册，即见“文津阁宝”的朱印，“纪昀复勘”的黄笺和端正的馆阁体楷书，令人叹为观止。

　　京师图书馆在创建了22年后，才有了新馆舍，迎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但好景不长，“九一八”事变后华北局势日趋危急，为国家珍贵典藏免遭不测，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将善本古籍装箱南运。在艰苦的八年抗战中，图书馆在长沙、上海、重庆、昆明等地辗转，始终坚持馆务、发展事业、征集和编辑抗战史料，为我国的文化教育与图书馆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抗战胜利后，图书馆返回北平，恢复馆务。

　　从文津街到紫竹院，重获新生的国家图书馆

　　新中国的成立，给图书馆业带来了新生，国立北平图书馆移交文化部，更名为北京图书馆。1955年北京图书馆制定了12年工作规划纲要(1956-1967)明确提出：“北京图书馆是我国中心图书馆，是中外书刊及贵重善本书、手稿的国家总书库。”北京图书馆迅速发展，馆藏不断增加，馆舍几次扩展，仍不够用。情况反映给周恩来总理，1975年重病中的周总理指示：“文津街这个地方就不动了，保持原样，不如到城外另找地方盖，可以一劳永逸。”

　　在周总理关怀下，经多方寻找，反复勘察比较，选定西直门外白石桥大街西侧(现中关村南大街)，紫竹院公园东北边为新馆址。新馆的设计云集了当年各大建筑院校、建筑设计单位和著名设计师，共征集了114个方案。经过反复比较，选用了建设部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西北设计院的方案，最后经过杨廷宝、戴念慈、张镈、吴良镛、黄远强等五位设计大师给予综合调整，新馆于1983年破土奠基，1987年落成。

　　新馆双塔形的书库，主楼地上19层，地下3层，高达61米。围绕主楼有十多座民族风格的建筑高低错落，由通廊相连。建筑群外墙均为玉白色面砖，孔雀兰色琉璃瓦顶及饰带，整座建筑群显得洁净典雅，气势不凡。这组具有中国书院特色的建筑群，耸立在紫竹院的浓阴秀水之畔，流淌着中华民族千年不绝的书典气韵。

　　1998年经国务院批准，北京图书馆更名为国家图书馆，对外称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街馆舍为国家图书馆古籍馆。2004年12月国家图书馆第二期及数字图书馆工程奠基。2008年6月更加具有现代风格的二期新馆落成。现国家图书馆，馆藏达2700多万册(件)，馆舍面积达25万平方米，不仅是我国最大，也是亚洲最大的图书馆。它的百年发展史，从某种意义上也是我国近代百年史的一个侧影。

　　寻访由三家图书馆合并而来的首都图书馆前身

　　首都图书馆也是北京一座重要的图书馆，它的前身是由三家图书馆合并演变而来，而最初的渊源也是京师图书馆。它的发展前期，同样是居无定所，数度搬迁，与国家图书馆颇为相似。

　　1913年6月，教育部鉴于京师图书馆地址偏僻，在另觅馆址的同时，租用宣武门外大街东侧、前青厂胡同武阳会馆夹道内一处民居，开设了京师图书馆分馆，由总馆选出适合公开的通俗图书拨交分馆。1914年分馆迁至前青厂西口永光寺街1号，1916年初又迁至宣武门外香炉营四条西口一栋西式楼房内，面积有所扩大，增设了妇女阅读室。在总馆停馆期间，分馆承担了全部对外开放业务。

　　1913年10月，教育部又在宣武门内抄手胡同，创立京师通俗图书馆。这是辛亥革命后我国第一个面向普通民众的图书馆，藏书以大众通俗读物为主，藏有戏曲、通俗小说等一千余种，当时这方面的藏书甚至超过了京师图书馆。馆内还专设了儿童阅览室，并配备了儿童休息、游戏设施，在当时是很先进的。

　　1924年7月，京师图书馆分馆经费困难，无力付房租，搬至抄手胡同北口的通俗图书馆院内，合署办公，分别办馆。1925年春，两馆又同时迁至头发胡同22号，原清代翰林院讲习馆旧址内，仍分置馆务。

　　1926年10月，奉教育部命，京师图书馆分馆改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京师通俗图书馆改称京师第二普通图书馆。1927年7月两馆正式合并，称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当时在中央公园社稷坛北面的后戟殿内，还有一个在1917年就成立的图书阅览所，后改称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在以后的岁月中，这三个馆几次更名、迁址、合并，后改为北平市立第一图书馆。

　　寻访京师第三普通图书馆旧址很容易，中央公园就是现在的中山公园，元代为万寿兴国寺，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改建为社稷坛。辛亥革命后，社稷坛改为中央公园对公共开放，1928年改称中山公园。

　　社稷坛的北面是拜殿，是为雨天祭祀而建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时美国提督曾在此办公。1923年重建了拜殿，作为各界团体集会、举办展览的场所。1925年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曾在此殿停棺，接受各界人士吊唁，1928年改名中山堂。1914年辟为公园后，改建为殿堂，称后戟殿，1917年成立的图书阅览所就在此殿中。

　　寻访京师图书馆分馆旧址就不那么容易了。它最初建馆的宣武门外大街东侧，近些年拆迁变化极大。前青厂胡同，在琉璃厂西街以东，东西向，现街名还在，但已面目全非。胡同南侧是新建的椿树园小区，高楼林立，胡同北侧已拆除，但还未建设。在它北边的后青厂胡同、香炉营诸条等，都已拆除。

　　在一片残垣断壁中，我发现了一栋二层小楼，独立在废墟之中。看外貌已年代久远，不像近年所建，位置大约就在香炉营四条附近。这是否是京师图书馆分馆1916年所在的那座西式小楼呢？周围没有居民，无从打听。我赶紧拿起相机拍照，权作存疑吧。也许再来，它就不在了。

　　京师通俗图书馆旧址所在的头发胡同，在宣武门内大街西侧，新文化街以南。我从东口进去，穿过整条胡同，快到佟麟阁路时，在胡同西口路北找到了22号，现在为63号。这是一座有广亮大门的大院落，门上的彩绘已经重新油饰，院落也进行了修整。当年南房为阅报室、北房是阅书室，后面是书库。京师图书馆分馆与京师通俗图书馆及合并后的京师第一普通图书馆，在此院办馆达28年之久。

　　鲁迅先生与京师图书馆

　　先后参与策划京师图书馆开馆和主持馆务的学者有江瀚、夏曾佑、鲁迅、陈垣、李四光等，梁启超、马叙伦、蔡元培等曾先后任馆长。而鲁迅在其中起了独特的作用。

　　鲁迅先生始终重视对国民的启蒙教育。他在《呐喊》自序中曾高呼“对于愚弱的国民，第一要着是在改造他们的精神”。图书馆正是对国民进行教育的有效场所。鲁迅对北京的图书馆业倾注了极大热情。京师图书馆成立之初，鲁迅时任教育部佥事及社会教育司一科科长，主管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方面工作。1913年2月教育部派社会教育司司长夏曾佑兼任京师图书馆馆长，实际许多工作都由鲁迅负责。他以教育部名义咨调各省官书局所刻书籍入藏京师图书馆。1913年将一部铜活字版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拨予京师图书馆。1916年鲁迅又为图书馆征求各省区最新修刊的书志、各种碑碣石刻拓本。《永乐大典》残本和文津阁《四库全书》也是经鲁迅据理力争，移藏于京师图书馆。鲁迅为京师图书馆初期丰富馆藏、奠定基础做出了巨大贡献。

　　京师图书馆分馆和京师通俗图书馆的建设，始终受到鲁迅的关注、关怀和指导。《鲁迅日记》1913年4月1日记：“晴。午后同夏司长、齐寿山、戴芦舲赴前青厂，观图书分馆新赁房屋。”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中，仅《鲁迅日记》中记载，他莅临分馆即达12次之多，差不多一月一次。分馆开设后，鲁迅并不满足，他认为通俗教育能开启民智，又与社会教育司二科通力合作，指导创办了京师通俗图书馆。鲁迅特别指出：“通俗教育以启发一般人民普通必须之知识为主，故通俗图书馆之设，实关紧要，其中所采集的图书要以人民所必须且易晓者为宜。”

　　鲁迅的思想，成为通俗图书馆办馆的指导方针，为以后馆内入藏极富特色的戏曲、小说藏书奠定了基础。1913年10月21日京师通俗图书馆在抄手胡同开馆，鲁迅参加了开馆庆典。当天的《鲁迅日记》中记载：“午后，通俗图书馆开馆，赴之。”

　　通俗图书馆开馆后，鲁迅去的次数更多，既去指导工作，又有个人去借书阅览。他在撰写《中国小说史略》时常去馆内查阅资料。十多年后，在《小说旧闻钞》再版前言中，鲁迅曾追述通俗图书馆，称它为“天堂之所”，可见这所图书馆给他留下了多么美好的回忆。

　　首都图书馆从国子监到华威桥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0月北平市立第一图书馆更名为北京市图书馆。1953年馆址迁至西华门大街35号(现4号)，头发胡同旧馆改设为西单分馆。1956年10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关怀下，图书馆迁至国子监，正式命名为首都图书馆，郭沫若题写馆名。

　　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设立的最高学府和朝廷掌管国学政令的最高官署，经明、清两代的不断扩建，成为一组规模宏大、匠心独具的建筑群。

　　国子监的主体建筑是辟雍。辟雍形制独特，端庄华贵，被建筑学家梁思成誉为与故宫三大殿、天坛祈年殿、颐和园仁寿殿并列的北京最美的六大宫殿之一。首都图书馆迁入后，办馆条件大为改善，馆藏迅速增加，很快进入全国大型公共图书馆行列。北京市又拨款建设了各区级图书馆和阅览室，统一由首都图书馆进行管理，首都图书馆成为北京市中心图书馆。

　　2001年，为首都图书馆的进一步发展，也为全面维修国子监，首都图书馆迁至东三环南路华威桥畔的新馆。新馆建筑造型独特，像数部打开的巨书，在正门进门处，由玻璃勾画出国子监标志性建筑辟雍的剪影，仿佛是新馆与老馆的历史连接。

　　北京大学图书馆因为李大钊，从封闭的藏书楼变身为新型图书馆

　　近代图书馆除公共图书馆外，还有学校图书馆、专业图书馆等，而学校中的图书馆比公共图书馆创办时间还要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光绪帝下《明定国是昭》，正式宣布举办京师大学堂。筹办之初，在《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中提出：“学者应读之书甚多，一人之力，必不能尽购。泰西各国于都城省会，皆设藏书楼，即是此意。”明确提出创办藏书楼，以供师生阅览。藏书楼最初设于马神庙校区的公主梳妆楼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藏书楼改名图书馆。1912年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

　　1918年沙滩红楼建成后，图书馆移至红楼内一层。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张士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在他任期的5年间，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使北京大学图书馆从一个封闭的藏书楼，转变为新型的现代图书馆，成为传播新文化的重要阵地。他主张各类图书兼容，中外文化并存。提倡开架阅读，延长开馆时间，以方便读者。他在图书馆学理论和图书馆专业人才培养等方面也进行了系统的探索和研究，成为我国最早的图书馆学理论家。在他的指导下，馆内中外藏书达20余万册，成为国内最具规模的学校图书馆。

　　1918年秋，毛泽东第一次到北京。经杨昌济推荐，他在北大图书馆任助理员，为时约半年。1936年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谈到这段经历时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除北大图书馆外，其他大学也大都设置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燕京大学图书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协和医学院图书馆等都有一定的规模，有较丰富的藏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