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剧《刺客》春秋故事能否写成希腊悲剧(杭子)

　　《刺客》的干净让我不意外又有点意外。一直觉得林兆华是在做减法，但是没想到这部戏有点德国柏林德意志剧院《俄狄浦斯城》的气质，干净得只剩表 演。不是说没有布景，象征性的高耸城墙给出一个空间：就在这儿演。所有具体的行为，如杀人，都不去追求肖真，但你能看出导演和演员实际上的想法是：情节逻 辑中的每一个戏剧动作必须到位，每一句台词必须传达出来，克制体现为方法的朴素。即便有些地方还显得不如德国人那样到位，但这个意识特别好，也是林兆华不 光在做减法而力图建立的东西。我想到的另一个问题是，春秋战国的故事，能不能写成希腊式的悲剧？

　　《刺客》的故事非常值得解读。在那些大脑里装着成功学的观众那里，这个故事一定和《哈姆雷特》一样“蠢”得不可理解。按照编剧徐瑛的设计，豫让 屡次刺杀赵襄子，屡屡失败，毫无技术和智谋可言。是徐瑛没有技术和智谋吗？显然不至于。因此我们把这作为一个预设。一个人要去做什么而丝毫不考虑如何做 成，如果排除显见的幼稚而赋予别的理由，就像哈姆雷特，在目的和过程的差异中蕴含着巨大的诗意。我想正是这一点诱惑了剧作家。豫让的行刺，站在了行刺的反 面。赵襄子可以轻易杀掉他，而他完全没有能力杀死赵襄子。豫让活着，是赵襄子让他活着。豫让非要杀一个赐他活命的人，其道德成立点在于，他既不想利用赵襄 子的不杀，当赵襄子要杀他时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躲避。而他的理由何在？知不可为而为之，是悲剧诗意的端倪，但远未到达。诗意能否显现，要看主人公有一个怎 样的逻辑。

　　先看另两个人物。濮存昕饰演的赵襄子，几乎显现为一个全能之人。有点骄纵，但大体还是理性的。他可以为所欲为但没那么做，因为他还有一点儿对于 “义”的看重，但这也可以随时撕破。随意施恩于人的赵襄子，在封闭的戏剧情境里，差不多就是“上帝”的角色，也可以视作主宰。剧中，同为智伯门客而投赵的 絺疵，主张运用智力达到目的，但还是纠结在功利和“义”之间。这里，我们隐约可看到时代背景，赵襄子之所以成为主宰，在于坐拥权势和武力，身外之物和制度 保障让他超乎常人。絺疵之被杀在于看到了智力挑战权力的可能，企图用智力摆布赵襄子，僭越主宰让赵襄子终不能忍。

　　与絺疵相比，豫让执著于尽“义”的行刺近于一种仪式。仪式化的结尾点透了这一层，豫让在临死之际，请求刺赵襄子袍子三下，以成夙愿。信仰之下， 仪式和实际行为可以相互替代。无疑在礼、义流失崩坏的时代，这是一种更显原始业已失势的思维，因为它对于取得是无益的。而之所以“义”失，也可归咎于权势 的兴盛。至于“义”，无论其在春秋战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作者又认为它是什么——含义本身是没有诗意的，我们只需知道“义”是一种介于宗教和道德的原则， 在戏剧中成为古希腊天理和基督教上帝的替代品。执著于“义”如豫让，可写出希腊式悲剧，挣扎于“义”如絺疵、撕破“义”如赵襄子，可写出现代悲剧。

　　看完这部戏，我觉得情节非常清楚，但尚不动人。原因恐怕在于，豫让没有成为悲剧主人公，诗意没有释放出来。一条路径：加强豫让的仪式感，加强到 无以复加，就指向了古希腊。另一条路径，则要让豫让自身也撕裂。剧中提到豫让是一个连猪都没杀过的人，他几次行刺实际上孕育了一个个人成长的过程。若他不 是磐石一块，也会软弱、怀疑，甚至仪式化的尽“义”也只是他更深层心结的一个借口，一个人若太偏执就有可能自己加诸自己一个理由，他就是异化的。无论他是 否觉醒，都有现代悲剧的意味。豫让的坚硬无心是没有诗意的，他的一成不变也是没有诗意的。他毁容的极端行动，几乎必然料想为一次成长的突转，突转却没有迸 发，以至到最后他都没有成长。

　　这次演出的版本中，代替何冰饰演豫让的高亚麟，有点窝囊相，在颠覆刺客形象预期之际，从低起点给出了一个成长的箭头，但没有射出去，不知是受制于自己还是剧本的文学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