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畅:何以“12年不吃鱼”

　　汪洋湖不吃鱼。在吉林省水利厅，这个忌口人人知道。但自从调到吉林省人大工作，一些新同事发现，汪洋湖吃鱼。原来，汪洋湖到水利厅工作的第一天，心里就暗下决定——不吃鱼。他有自己的考量：水利厅下面管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水库，逢年过节，这些水库可能会往家里送鱼。一来吃不完浪费；二来容易滋长不良作风。这个不吃鱼的习惯汪洋湖保持了12年(见9月25日《新华每日电讯》)。

　　汪洋湖在担任省水利厅厅长期间“不吃鱼”，于是，让水利系统上上下下的干部职工都以为他不喜欢吃鱼。自然，下属的“大大小小几十个水库”也就没有给他送过鱼。然而，问题在于汪洋湖其实是喜欢吃鱼的。与其说，汪洋湖“不吃鱼”，不如说，这是汪洋湖在“隐忍”。何以“隐忍”？ “水利厅下面管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水库，逢年过节，这些水库可能会往家里送鱼，一来吃不完会浪费；二来容易滋长不良作风”，汪洋湖的一番自我“考量”，到底道出了他“隐忍”的原委。

　　汪洋湖“隐忍”的背后，凸显的终究是他那份可贵的“避嫌”品质。是的，如果汪洋湖喜欢吃鱼，一些水库往他家送鱼，汪洋湖就会有“靠水吃鱼”的嫌疑。尤其是今天送的是鱼明天一旦送的是钱和其他东西，汪洋湖的嫌疑便会更大。只有甘心“隐忍”，只有自觉做到避嫌，才能不给人以钻“空子”的空间，不被人撬开自己的“门缝”。

　　想起唐文宗有一次问工部侍郎柳公权：“外界对朝廷的措施有什么不满和意见？”柳公权说：“朝廷派郭窼做县令，有人认为有问题。 ”文宗很不悦，说：“郭窼是太皇太后的季父，品德清廉，也无过失，如今只做一个小县官，难道有什么问题吗？ ”柳公权说：“议论的人说，郭窼曾将两个女儿进献给宫里，并因此获取官位。 ”文宗慨叹道：“他的女儿是来参见并侍候太后的，又不是来做我的妃子，他们何以大惊小怪？ ”柳公权却说：“像这样的嫌疑，哪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啊！ ”其时，柳公权已有避嫌意识。无独有偶，汉明帝的皇后马氏因其舅马防对明帝有参医用药之功，汉章帝特别想提拔他做官，却遭到马氏反对。她说：“我就是担心后世的议论，会影响到先帝的声誉。 ”马氏自觉避嫌其言其行，令人肃然起敬。

　　“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整冠”，自古以来，就被视为君子之行。在容易引起嫌疑的地方，以鲜明的行动，表示自己不为物欲所诱惑，而且不给别人以任何疑心和误会的口实，并非人人皆能做到。否则，这段关于“瓜田李下”的格言，大抵是不会用来规范人们的行为举止，更不会写进名为《君子行》的古诗之中了。

　　靠山不吃山，靠水不吃水，勇于和善于“避嫌”，恰恰就是为官者保持一身正气、两袖清风，耐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抗得住歪理的法宝和秘诀。而贪官之所以成为贪官，正是因为受“当官就得有好处”、“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观念的支配，于是在物欲膨胀、贪欲汹汹里，才会明知故犯、变本加厉，更遑论“避嫌”了。他们唯恐一旦大权旁落，便再无伸手大捞的机会，于是乎，才会在手握大权之时，极尽中饱私囊之能事。

　　为官者之所以必须做到自觉避嫌，是因为为官者手中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工作之便”的机会很多。即便工作勤勉、有避嫌之理念，但稍有不慎，一旦被人误解以权谋私，也会带来负面效应。曾做了20年派出所所长、55岁的赵振金累死在大连市原新港派出所任上。老百姓从没看见他和他的民警在辖区饭店吃过一顿饭，喝过一口酒，进舞厅跳过一次舞，到桑拿泡过一回澡。他的答案是：“我不是不知道海参鲍鱼好吃，我也不是不能喝上几盅酒，但为什么非得像苦行僧一样呢？就是因为只要我们进了酒楼等娱乐场所，即使是你自己掏腰包消费，不了解的人都可能会以为我们在利用职务揩老百姓的油，在背后戳我们的脊梁骨呀！ ”

　　对为官者而言，一时半会的避嫌很容易，数年善于避嫌很难，十几年几十年如一日避嫌则难上加难。这不仅需要很强的自制力和把控力，更需要通过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自己提供不竭的思想动力和精神支撑。避嫌的习惯一旦形成，就能“以不变应万变”而产生强大的抗腐蚀能力和免疫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