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奔:蜿蜒山塘路

　　大凡人想做一件事，如果真正动了必成之心，立志去做，他的举动就不同于一般人。

　　达贤真心想修堤，他就有特殊的行动。他在堤旁树下，结一个蒲团，身穿破袈裟，无冬无夏，坐在上边，披星戴月，卧雨寝霖。

　　一

　　苏州最有名的一条路是通往虎丘的山塘街(古称虎丘寺路)。出了阊门，斜向西北，有一条沿渠堤坝，石板铺路，杨柳夹岸，曲伸蜿蜒，一直通向虎丘山下。这就是山塘街。城中居民，踏春赏秋，都沿着这条路往虎丘去。路的两旁风光旖旎，景色无限，渠中则波光塔影，涟漪晃漾。

　　山塘街即白公堤，为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唐朝宝历年间(825、826年)出任苏州刺史时，发民伕所筑。说来也巧，杭州西湖上也有苏堤，为宋代大词人苏东坡担任杭州太守时所筑。白、苏两位古代文学巨匠的名字，恰恰与两处天下胜景相连结，彼此交相辉映，使得自然景观增添了多少人文色彩。

　　西湖上另外还有一道白堤，由于白居易也曾经担任杭州刺史，人们常常会误以为也是白居易所筑。其实杭州白堤原名白沙堤，可能是因堤沙呈白色而得名。白居易去作刺史时，那道堤坝已经在那里了，所以他有“谁开湖寺西南路，草绿裙腰一道斜”的诗句。真正为白居易所筑之堤，还是苏州的白公堤。

　　二

　　白居易出任苏州刺史，简政息民，公余时间游赏山水，虎丘自然是必往之处。那时候还没有路，往虎丘途经一大片湖沼，所谓“山塘”，堤岸圮塌荒颓，潦水四溢，荒草丛生，行走极为不便。白居易于是兴建土木工程，由阊门直至虎丘山下，修筑起一道整洁的堤坝，既挡了水，又有了路。堤成之后，又于岸侧遍种桃李，水边多植莲荷，于是堤畔水中葱翠环绕。

　　从此，虎丘路变为苏州一景，七里山塘，成了苏人游赏的好去处。春分秋至，城中官民士女出城踏青览胜，无论骑马乘船，陆路水路皆可抵达虎丘。从“七里山塘灯船夜”这样的诗句，我们不难揣想这里曾经有过的历史繁华。当时盛景，还可以由白居易《武丘寺路》诗中看出来：

　　自开山寺路，水陆往来频。银勒牵轿马，花船载丽人。

　　芰荷生欲遍，桃李种仍新。好住河堤上，长留一道春。

　　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一任，没有为自己修筑家庭园囿，却为公众留下了一道湖山胜景，留下了一组美丽诗篇。白居易离任后，当地人就把这道堤坝称作白公堤。堤坝的命名，成为历史对于诗人最好的纪念。

　　三

　　两位古代的著名文人，都得以在人间天堂任职，从而受到山水胜境的濡染，相信这对其诗情文思的喷涌产生过重要作用。苏州、杭州，也只有白、苏二公这样的文学重臣，才能够与其气韵相称。

　　事实上，白、苏二人在苏杭的任职时间都只有3年，在苏杭几千年的都市史中，他们仅仅占了极其短暂的一瞬。其他时间里，其行政首脑自然大多被文思平庸的人所充任(其政绩却不见得平庸)，因而被人们忘却了。人们希望苏州、杭州这样的文化胜境，应该有出类拔萃的文化人来充任首脑。同样理由，人们也希望杭州的白堤为白居易所筑，这样它似乎才更有文化感，似乎才能与西湖相称。

　　慨叹古人，占尽了天下甲邑。反转来，也感谢上苍，使文化名人得以主持甲邑，于是为后人留下文化。这些岂非都是天意的安排。

　　历代有多少文人名士，不蓄私产，不虑子孙，而专注于文化胜迹的建设，后人就享有了更多的文化财富。所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中国文化就在这种强大的担载精神中承传。

　　四

　　白居易筑堤时，七里山塘路上居民稀少。当时如果去野外荡舟或踏青，出了阊门外，沿途所见，无非山光水色。时光流过了近一千年，到明朝万历二十几年的时候，苏州城扩展了许多，阊门外、白堤畔已经是居民麇集。七里之半，称作半塘，有晋寿寺一座。由寺旁远眺，堤东为市廛闾阎，房屋鳞次栉比，堤西为田亩陂池、云霞水竹，北方远处则遥见虎丘寺塔。每逢斜阳西下，塔影钟声与茅屋炊烟相映带，宛然一幅人间乐土图。

　　然而，在这近一千年里，白公堤修了坏，坏了修，此时已是颓圮不堪。每当春雨秋潦、百川灌注，堤中白浪高于外面田畴，疾风鼓荡，堤岸崩毁，居民、行人皆受其害。晋寿寺里的僧人，原本有化缘修堤的义务，但是，一来城里富民只顾自己室家富足，有钱也不往桥梁道路上用，二来城中官吏又仅以征输税收为虑，无暇顾及这类公益之事，寺里化缘艰难，所化钱财只够寺僧自己的衣钵享用。于是，白公堤也就只好躺在那里，任由风雨淘蚀侵凌。

　　然而这时却出现了一个志士：达贤和尚。

　　达贤原来不是和尚，有家有室，俗家日子过得好好的，却突然弃妻舍宅，剃发出家。当然，中国历史上半路出家的和尚不少，多半有其难以逃避的俗世原因，不得已而遁入空门的居多，达贤也一定有其隐情，他不愿说，我们也就不明其理。达贤当了和尚以后，忽发愿心，要将这已经崩危殆的白公堤重修。

　　呃？刚才不是说，晋寿寺一寺的和尚化缘，也只够供自己“消费”吗？达贤一个半路出家的新和尚，又有多大能耐，就想修堤？

　　差别就在于其心诚与不诚。

　　五

　　大凡人想做一件事，如果真正动了必成之心，立志去做，他的举动就不同于一般人。

　　达贤真心想修堤，他就有特殊的行动。他在堤旁树下，结一个蒲团，身穿破袈裟，无冬无夏，坐在上边，披星戴月，卧雨寝霖。用木头刻一个铃铛，一直在手中摇响，自称为“木铃衲子”。有富人舟车、酒人游客经过，他五体投地、长伏不起地合掌膜拜，求资修堤。人们见他爪肢精瘦、面目癯黑、如鬼如魅、状貌可怜，虽不一定相信他会修成大堤，也有动了恻隐之心的，随手丢下一铢半两、斗粟尺布，也就是少喝一盏酒的钱吧，让这个叫花子和尚拿去填填饥窟，算是积了阴德。达贤得了些许钱物以后，做法又不同。他不待累积到一定数量，再去谋划购买物料、聘请工匠、卜日开工之事，他早早请好了匠人等在那里，每乞到一点钱物，转手就涓滴不余地交付匠人前去购料，随购随用，马上补在堤上。就像燕筑巢，蜂酿蜜，聚沙成塔，覆篑为山。尽管所补只有筐土片石，尽管工程进展极度缓慢，然而，施财人却立即看到了钱物转换为堤坝的实效。

　　于是，消息不胫而走，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整个苏州城的百姓都知道了达贤和尚，知道了他实心修堤的行为。大家茶余饭后聊闲天的时候，谈起这件事，无不为他的乏体苦志而揪心动容，甚至关心起他修堤的进度来，替他发愁何日能够竣工。当人们再沿着残毁不堪的白公堤，去虎丘踏春览胜的时候，经过他的身旁，无不肃然动容，如果不留下点钱物而越过，似乎格外成了罪过。于是，修堤之役虽然仍旧缓慢，但进度较前稍稍加快。

　　俗话说，只要心诚，石头也能开出花来。达贤的苦心立志，有一天赢得了一位权势人物的垂怜，工役于是出现了转机。这天，管辖本地的地方长官，长洲县县令韩原善，大约对此事早有耳闻，来到了这里。这位万历十五年(1607)进士的读书人，亲眼看到了形销骨立的达贤，和他身后一段修整好的长堤，大为感慨，说是连一介寒僧都如此尽心尽责，我作为地方的父母官，怎能忍心袖手旁观？于是当场捐出月俸银三百六十两。

　　达贤一定是大喜过望，他知道转机来了。果然，在韩原善的带动下，邑人纷纷解囊相助。众人拾柴火焰高，工役进度立即加快，新堤迅速向前延伸了。此后不久，达贤和尚就大功告成，圆了他的修堤梦。

　　万历三十九年(1611)，达贤于半塘处建亭立碑，刻功纪铭，请来东南名士王稚登撰文，留下一道白公堤碑。由碑阴所刻捐助修堤的一千多位功德人姓名中，我们可以读到如下名人显宦的名字：申时行、文震孟、张凤翼、冯时可、刘弘道……

　　六

　　达贤的苦节修堤，也许只是出于出家人修桥补路的善心。这一条千年堤坝塌毁了，推车的、抬轿的、挑担的行走不便，修好了它，也是积份阴德。他当然也知道白公堤是白居易所筑，但或许不能把自己的修堤联想到维系文化承传上去。

　　进士出身的韩原善就不同了。他或是也惹动了恻隐之心，或是隐约觉得白公堤的颓坏自己也负有连带责任，但他一定觉得，作为一个文人，自己也有维护文化遗存的义务。总之，他即使坦然于白公堤的自然颓坏，也无法面对他人的自觉维护行动。道德良心在鞭打着他，使他无法长久藏匿于背后。

　　维护文化胜迹，虽然不是地方官的必然责任，却也是他的善政。

　　善政是会被人们记住的。

　　现在，半塘西侧的陂池早已干涸，变成了房屋，只剩下一条河道通往虎丘。白公堤也变成了山塘街，上面杨柳依依。

　　我走在山塘街上，游游看看，不仅听到了这件轶事，也从中读出了一篇文化承传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