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的经济问题：下岗18年却生活豪奢(2)

　　总之，专家认为辛弃疾这么聪颖的人才考试失利，“非不能也，乃不为也”。相关证据也是可以很快寻觅出来的。金朝有位名士刘瞻，他最有名的学生就是年轻的辛弃疾与党怀英，当时人称“辛党”。党怀英的来头比辛弃疾更大，他是北宋初年名将党进的第十一代孙，但就在金世宗大定十年(1170)，他不小心进士及第，结果陷入了温柔富贵之乡，再也爬不出来了，后任金朝莒州军事判官，入为金朝国史院编修官，官至金朝翰林学士承旨，成为金朝文坛的杰出代表。据他《奉使行高邮道中》等诗歌来看，他还一度作为外交人员出使南宋。可惜不知道这时的党怀英有没有机会同早年的朋友辛弃疾亲切会谈，假若两人见面的话，又会谈论些什么呢？对待各自人生道路，他们又会如何看待呢？

　　当然，我们可以怀疑很多眼光的来审视许多史料，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应该持有的审慎态度，哪怕如黑格尔那样把历史看成一个人见人爱、人人都想帮助打扮打扮的小姑娘也无可厚非，不过，用怀疑的眼光来对待辛弃疾以及他祖父的一腔爱国激情，似乎就过于残忍了，因为辛弃疾的岳父范邦彦也是一个爱国志士。当年范邦彦一不留神也做了金朝的伪官，估计可能也是家庭的拖累，就好像周作人那样——仔细想想，主动甘心当汉奸的男人还真很少，往往都是受他人主要是亲人即女性的撺掇，又好比一个王朝的灭亡后都把责任下降到某位美女的身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红颜祸水。

　　范邦彦考取了金朝的进士，担任了金朝蔡州新息县令。后来金主完颜亮兵败，范邦彦打开城门，迎接宋军的来临，把整个县城都还给了南宋政府，并移家南方。金朝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临阵投降叛变，南宋政府认为范邦彦是主动投诚，选择了一条正确的人生道路，范邦彦认为自己是抓住良好机遇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看来，不仅辛家满门忠烈，而且辛家的姻亲都是忠良，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价值观念不同不会成为亲家，事实再一次证明了辛家对南宋王朝的忠心耿耿。又有资料证明，辛弃疾与范邦彦之子范如山，即他的小舅子关系很亲密，“皆中州之豪，相得甚”，于是两人又亲上加亲，范如山的儿子娶了辛弃疾的女儿，两人结为儿女亲家。三代一个循环，生活真是奇妙，谁也没有沾到谁的便宜，林妹妹与宝哥哥那种关系在古代还真不少见。

　　绍兴三十年，完颜亮大举南侵，强征汉丁，各地民众揭竿而起。年青的辛弃疾不仅自己纠集二千多人参加耿京的义军，还说服一个名叫义瑞的和尚率领千余人成为自己的战友。义瑞归顺后，见辛弃疾受重用而自己依然是个小头目，心中自不平，于是窃走大印潜逃。耿京很生气，严厉斥责辛弃疾，因为辛弃疾是这个和尚进入义军的介绍人，同时还兼任大印的保管员，于公于私，于情于理，都罪不可恕。辛弃疾也很愤怒，于是请求亲自了断这件事。他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狂追猛赶，终于俘获了义瑞和尚。义瑞和尚苦苦哀求，要辛弃疾不看僧面看佛面，饶过他这一遭，还给辛大侠猛戴高帽子，说什么“我识君真相，乃青兕也，力能杀人，幸勿杀我”。辛弃疾冷笑一声：你当我没有听说农夫与蛇的故事么，你想当那条狡猾的忘恩负义的蛇，可我会做傻傻的农夫么？手起刀落，将义瑞和尚人头斩落。

　　《宋史》不仅记录辛弃疾斩杀义瑞的事迹，而且还绘声绘色地记录了义瑞和尚哀求的言辞。看来史官们虽然看不起义瑞和尚的人品，可对他遗言的态度还是很慎重。辛弃疾是不是青兕，这个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起来，先讨论辛弃疾“力能杀人”的现象，因为现象学大师海德格尔说过，如果我们要解释低层基础，那么高层的意义就必须在方法上被搁置，它不能充当阐明与理解低层的前提。“辛弃疾是青兕”这是一个高端问题，“辛弃疾力能杀人”只是一个低层的事实与现象。

　　“辛弃疾力能杀人”，当时义瑞和尚用自己的脑袋证明了这一事实。后来，无数的脑袋不仅证明辛弃疾力能杀人，而且很擅长用这样一种最简单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似乎让人觉得辛弃疾真是青兕，不过由于史官们大都是唯物论者，他们就用王蔺弹劾“辛弃疾杀人如草芥”来暗示；又因为辛弃疾历来都是人们同情与敬佩的对象，所以这种暗示又极其含蓄，只残留了一些蛛丝马迹，一不留神就被人们忽视了。

　　淳熙二年(1175)，赖文政领导茶商起义，屡败官军。三十六岁的辛弃疾临危受命，由仓部郎官升为江西提点刑狱，“节制诸君，讨捕茶寇”。辛弃疾的军事才能充分施展出来，他步步为营，围追堵截，终于将赖军逼入困境。后来，他派人前去劝降，赖文政见突围无望，接受了招安，辛弃疾随即将赖文政押解到江州处死，其余的义军八百余人据说也在一天之内被全部处理了，一个都没有留下。这件事情辛弃疾办得干脆俐落，没有任何犹豫，他认为对待敌人就应该象秋风扫落叶那样无情，成大事者不必拘小节，但宋孝宗感觉很难受，认为言而不信毕竟不是官家所为。

　　有人因此称颂辛弃疾，说他不在乎同僚的议论甚至皇上对他的迁黜，只要他认为对政通人和、富国强民有好处，他都大胆地做，大胆地闯，闯出了祸便坦然承担，敢作敢当。对于辛弃疾的思想境界，我们不能随意贬低，当然也不能过度诠释。不过，辛弃疾确实似乎不屑与儒生为伍，他竭力与谦谦君子划清界限，从政为官，都是由着自己的想法，显得特有个性。此后他转任江陵知府兼湖北安抚使，依然采取严打措施，不惜使自己的行为类似于西汉的“酷吏”，效果自然显著，据说使奸盗屏迹。

　　淳熙七年(1180)，辛稼轩改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创建飞虎军，“军成，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辛弃疾传》)。其时不少政府职员认为辛弃疾此番作为是劳民伤财，并请出了孝宗的“御前金字牌”，要求他在日落时分停止一切基建工程。但辛弃疾虎虎有生气，竟然将“金子牌”藏匿起来，严令施工人员在一月之内建好飞虎军的营房，如有违期，军法从事。当时正值雨季，辛弃疾断然下令，拆除官舍神祠，并要求“所有民屋，每家取瓦二片”，结果所需瓦片两天之内凑足。一般而言，专家们从这件事中看到的是辛弃疾超人的魄力，不屈不挠的执着，不过这么巨大的工程，据说“经度费钜万计”，能够迅速完成，尤其是老百姓都乖乖地自己上房接瓦，想必军法从事的故事不会太少。中书舍人崔敦指斥辛弃疾“肆厥贪求，指公财为囊橐；敢于诛艾，视赤子犹草菅”，想必是听到了一些风声。

　　此后，辛弃疾调任隆兴府(南昌)知府兼江南西路安抚使。当时江西发生严重的旱灾，粮食歉收，物价飞涨。这样令人挠头的麻烦事，又被辛稼轩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他发扬了雷厉风行地作风，在大街小巷贴出八个字的告示：“闭粜者配，强籴者斩”。究竟有没有商人被流放或斩首，史书上缺乏相关资料，总之南昌的物价顿时稳定下来，辛弃疾还对处于饥荒之中的信州人民伸出了友谊之手，把所买十分之三的粮食拨给了信州。大灾过后论功行赏，“帝嘉之，进一秩”(《宋史·辛弃疾传》，辛弃疾由宣教郎提升为奉议郎。

　　光宗绍熙三年(1192)，53岁辛稼轩起为提点福建刑狱，次年又迁太府卿、知福州兼福建安抚使。传闻辛弃疾到福建上任的第一天，就把牢房的囚犯全部杀掉了。当时福建治安状况不好，经常有海盗出没，辛稼轩这样认为：“福州前枕大海，为贼之渊，上四郡民，顽犷易乱，帅臣空竭，缓急奈何？”福州就是强盗的老巢，盛产刁民，怀柔安抚无济于事，因此他决定施行铁腕政策，快刀斩乱麻。这种铁血政策见效真是很快，福建的强盗不被杀死，也被吓死了，总之是一片升平景象了。

　　辛稼轩的大刀政策吓坏了文质彬彬的朝廷官员，他们纷纷上书弹劾辛弃疾“唯嗜杀戮，累遭白简，恬不少悛。今俾奉祠，使他时得刺一州，持一节，帅一路，必肆故态，为国家军民之害”(《宋会要·职官》)。当然，指责辛弃疾“恬不少悛”，心硬如铁，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之心似乎也失之偏激，据有关专家考证，辛弃疾一度亲自审问长溪县的囚犯，一次就释放了五十余人，这不证明了辛稼轩的仁慈心肠么？哪怕这释放的五十人与处死强盗数目相差甚远。

　　辛稼轩果敢刚毅的名声树立起来，连朝廷要员都主动与他拉开了距离，担心自己也在青史上留下恶名。宋人张端义《贵耳集》卷下： “王(淮)丞相欲进拟辛幼安除一帅，周益公(周必大)坚不肯，王问益公云：‘幼安帅材，何不用之？’益公答云：‘不然，凡幼安所杀人命，在吾辈执笔者当之。 ’王遂不复言。”王淮相中了辛稼轩的才干，有心任命他为一方诸侯，但周必大决定反对，因为周老担心辛大侠所杀的那些人会被史官算在自己头上，可见辛大侠所斩杀强盗不是一个小数目。

　　不过，历来人们对辛弃疾“杀人如草芥”之事很少提及，或许他们认为辛稼轩所斩首的无非是叛徒、强盗、刁民、奸商，这些人罪有应得，死有余辜。即使在那个特殊时期，辛弃疾镇压农民起义军一事，也被判定为地主阶级的局限行而予以谅解。更重要的是，历来辛稼轩都被认定为一个郁郁不得志的悲剧人物，后人理应对他表示同情，怎能忍心再去批评他呢？看看我们所熟悉的那些传记，它们都明确地告诉我们辛弃疾的一生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