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绩：“妾”之为物

　　几天前去斯坦福攀岩馆运动，从墙上爬上去又掉下来的间隙与一位搞机械的瑞典人聊了一会儿。美国人聊天不外乎天气如何，度假怎样。湾区天气永远一样，没什么可聊，只有聊假期。说到刚去了盐湖城，就讲到摩门教，然后提到一夫多妻。老外神往地说，你们中国以前不也是一男有很多个“wife”的吗？我说不对，只有一个，极少数情况可以有两个正式的wife，其他的都是……都是什么呢？concubine？那个有姘居的意思，但妾应该算是家庭成员，虽然未必有管事妈妈体面。Vice wife？倒是有“如夫人”的美称，但钱锺书说得对，“姨太太要扶正做大太太，那是干犯纲常名教，做不得的”。Junior wife？侧室？只是妾还分几个等级呢，贵妾良妾还好说，婢妾可是和正妻怎么都搭不上边的，更何况还有通房这样的身份。“妾”是一个无法用现代概念解释的存在，解释无能之下，兴起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念头。

　　中国的婚姻变革、文学变革与现代化进程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新家庭与新文学之间也以现代性为纽带，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妾”不容于一夫一妻制的现代家庭，作为旧中国的一部分，从制度上已与那些被定义为糟粕的传统一起被遗弃于历史回收站。但是文学是一个奇妙的场域，无论正统如何，但凡存于人心的，都能现于文学。

　　“五四”启蒙，新文学登场。新文学作家们出生时还是帝王将相，三妻四妾，但他们在组建自己的家庭生活时，现代化已势不可挡，现代制度的家庭是惟一的选择。出生与成长的冲突，使得新文学作家们一直面临如何处理自身的重大命题。

　　或许在广泛认同现代婚姻制度的思想基础上，出身如何，已不值得关注。“五四”前后，反一夫多妻、反包办婚姻、反家族制，甚至反家庭，鼓吹独身主义，此时再讲嫡庶，简直反动。新文学圈内多有受包办婚姻所苦者，不过这和“妾”关系不大。然而自己出身嫡庶，却和“妾”这个独特的家庭角色有着直接的联系，只是当时，直至现在，几乎没有人谈论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已经没有任何社会意义，但它对于作家本人，真的没有任何心理意义吗？

　　钱玄同1887年出生，其父其伯父都是两榜出身的士大夫，家庭内极讲究封建伦常。他出生时，其父已经62岁，现在只说由侧室所出。他的父亲钱振常为他取名师黄，赐号德潜。此名号颇有争论，起因是钱玄同在自编的年谱中只说是取自黄庭坚、沈德潜，“勉为诗人”。这种说法颇为牵强，晚年的周作人还曾表示过困惑。事实上，钱振常对此有很明确的说法，他在给缪荃荪的信中说是“取山谷嘲小德诗意，不知将来能著《潜夫论》否”。小德乃黄庭坚中年所得庶子，而著《潜夫论》之东汉王符亦为庶出，黄庭坚另有《嘲小德》一首，其典由此。一名一号既点明出身，又对老来子满蕴期望，应是本意。只是这种说法不免涉及嫡庶，钱玄同在新文学上的主张固然激进，然而受教于礼，研习古文，对此应该有所忌讳。钱玄同自己的婚姻由长他30岁的大哥钱洵做主，门当户对，娶了徐树兰的孙女。夫妻不太和睦，徐氏又长期卧病在床，由长子亲自侍疾。有人看他一家实在辛苦，劝他纳妾，钱玄同却严辞拒绝，说自己极力宣扬新文化，岂能不身体力行？

　　虽然嫡庶之分没有意义，但新文学作家们对于“妾”这一角色无疑是熟悉的，对于她们的家庭和社会定位也是准确的，有所提及的时候，笔下自然而然守着分寸。满清之后，按照满人的习惯，按辈分不同称正式配偶为“奶奶”、“太太”，“妾”也就是姨奶奶、姨太太了。只是新文学很少以“妾”为主要表现对象，即便提及，也在反封建、张人性的基调下一笔带过罢了。张爱玲算是写到姨太太比较多的作家，笔下姨太太们尚有面目可以辨识。相较之下，巴金的写法更有代表性，同样写大家族题材，当然也讲到姨太太，只是一笔带过，面目模糊，只知不讨人喜欢罢了。妾的文学地位，与家庭地位一样低。

　　新中国成立以后，当然有很多年不会有作家去碰这个题材。然而80年代以后，笔触渐开，即将进入90年代之际，苏童的《妻妾成群》面世，次年，根据这部小说改编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在意大利首映。无论是在小说中还是电影中，家庭权力都完全集中在男性手中，完全没有当家主母的身影，所谓的大太太只是一个影子般的存在。旧中国的封建大家庭是一个很完整的系统，男主外，女主内，妾乃内事，应由主母安排。进门要向正室叩头敬茶，平时要侍立服侍，生下孩子要称嫡母为母亲，随时有可能被下堂甚至发卖。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载了大量被主母虐死的小妾成精作怪的故事，反映出当时妾的家庭地位之低下，生活之悲惨。《金瓶梅》倒是以小妾们为主角，但西门庆一死，大娘就将潘金莲发卖了，可知妾没有“人”的资格，只是家庭财产的一种。但在90年代中国的文学表现中，作为主角的妾虽然仍然命运悲惨，但通身洋溢着主体意识。其实妾作为不平等的产物，最大的不平等是与正室间的不平等，但此时已完全替换成了男女不平等。特别是电影中引入点灯、捶脚等仪式，暗示着获得男主人的宠爱，就将获得家庭地位。“以后你要是天天能点灯捶脚，在陈家，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把竞争机制引入了家庭，颇有点“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味道，虽然完全不符合封建家庭的事实，但却更容易被已经与旧家庭制度隔绝的读者和观众接受。

　　自此之后，后院争宠题材沿着这一思路逐渐升温。90年代中期，天津作家林希写过一篇《小的儿》，倒是很忠实地反映了妾的家庭地位，还得了鲁迅文学奖，但却没有改变这一题材的走向。没大没小，争宠卖俏，阴谋上位，这一题材的主体呐喊又继而被纯粹情节所替代，很快成为网络作家的热门题材。由此线索发展，出现了宫斗小说这一类型。其中最成功的是《甄嬛传》，塑成了宫斗小说的基础情节模型。后宫之中，女人们使尽手段博取圣心，互相谋害，皇后面慈心黑，最后倒台。较之《妻妾成群》，对正室的轻视是一脉相承，但进一步弱化了男性角色，展现的是一个“女性职场”。

　　然而有一种新的网络小说类型又出现了，即“宅斗”小说，发展后又有“宅斗种田文”，即用架空背景，描写家长里短，展现家庭内部斗争的网络小说。很明显，这一类小说并非从先锋小说一路而来，而是接上了《红楼梦》的脉络。和宫斗不同，宅斗文里嫡庶异常分明，正室拥有压倒性的家庭权力，当家主母的地位不容撼动。在这样的情况下，矛盾的双方转化为庶女与嫡母之间、庶女与嫡女之间以及妾之间的争斗。《红楼梦》里赵姨娘兄弟死了，赵姨娘抱怨正在当家的探春赏的发丧银子少了，说：“如今你舅舅死了……”话没说完，探春就气道：“我舅舅才升了九省巡点，哪里又跑出个舅舅来？”探春乃是赵姨娘庶出，但她的母亲是王夫人，姨娘的兄弟只是奴才，并不是亲戚，按礼法而言，她的舅舅是王夫人的兄弟才是。《红楼梦》这一回的回目中是“辱亲女愚妾争闲气”，探春的观念与作为，就是宅斗种田文的基调，即对正室地位的绝对维护，不奉行伦理纲常者，即为“愚”，争的也是“闲气”。

　　或许有人觉得，“宅斗种田文”是观念的倒退，其实也未必，每一种文学形式总不会凭空降世，总有一些积极的当下元素。新文学很少提妾，是因为大浪袭卷之下，只能在封建大家庭中存在的妾深具象征意味，不容于新文学题材。在这样的思想前提下，的确很难把妾写出反封建和女性命运以外的意味。当然，对于后世读者和研究者而言，也很遗憾没能更多看到对于妾有深刻了解的那代人对这一家庭和社会角色的表达。毕竟从此而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家庭模式时代，“小三”、“外遇”、“二奶”，都不能等同于妾，对这个角色，中国人再也无法身临其境地体认。

　　80年代末的先锋小说家选择这一题材，是把妾作为主体从封建家庭背景下抽取了出来，表达诉求转变为以女性为性别的主体诉求。妾在小说里，只是作为一个借用的意象，还原其生活不是作家的原意。无论如何，它让妾重新进入了文学视野，虽然读者因此对妾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大的误解。

　　而宫斗小说更是妾的逆袭，在高潮迭起的情节里，出身、身份、地位统统模糊了，变得不再重要，反正封建伦理事实上早就被打破了，无论是作家还是读者，都不会有观念束缚。对于内心世界和精神状态的表现也不再重要，人物脸谱化，甚至情节都形成了套路。不再需要主体，需要的是情节。可也正是这一类型的小说，把当下的时代思想完整地嵌入了，只要有足够的能力和努力，就可以成为最后的赢家。本来做妾最悲惨的就是在纲常之下，无论怎样聪明、美貌、才华横溢，都无法取代由门当户对而来的正室。但是宫斗小说彻底摆脱了出身的束缚，那是一群顶着古代面具的现代女性。

　　宅斗小说拥有如此多的粉丝则颇可玩味。它的潜在对话对象到底是谁？为何对正室地位的维护能够引来如此多的叫好声？看到姨娘们彻底沦落为“奴才秧子”，是谁感到解气过瘾？联想到目前中国种种畸形的婚姻形式，这些都不难解释。新婚姻法，新解释出台，中国女性正同时面临理论和现实的双重困境。怎样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曾经以“铁娘子”为荣的女性们无可奈何之下回转封建纲常寻求保护，起码在宅斗小说中，正室与男主人是平等的，能够获得极大的尊重，拥有对包括妾在内的家庭事务处置权，嫁妆丰厚的甚至能实现经济独立。这其中的诉求，文学评论家们又岂能以一句“思想倒退”简单对待？